6月2日，教育部发言人通告，今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为1020万人，比去年减少约40万人，是近年来首次人数下降。加之，重庆上万名高中学生放弃高考，多年前，“一考定终身”“知识改变命运”这样托起希望、承载梦想的口号在如今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冲击下变得柔弱无力。究竟高考对年轻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中国高校教育是不是像有些人讲的“已经饱和”？呼之欲出的教育改革方向又在哪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做客《西凤开坛》——《高考之后》正在播出，请继续收看。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走进这一期的《开坛》。上个月我们曾经做过一期关注重庆万名考生弃考的节目。最近爆出的一则新闻则又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那就是今年报名全国高考的人数有102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0万。这就证明发生在重庆的事件并不是孤证。这个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下面先来认识一下两位嘉宾：
徐小平，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多年以来致力于年轻人职业选择，人生设计的研究。相继出版著作：《图穷对话录》、《邮箱里的灯光》、《黄金是怎样炼成的》、《新东方留学与人生对话》和《仙人指路》等。
胡建波，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院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教授。1986年开始涉足民办教育，1995年创办西安欧亚学院，长期致力于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和实践。
主持人：欢迎二位。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闻，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惊讶还是意料之中？
胡建波：其实我在几个月前就写了一篇文章，就叫《高等教育的拐点即将来临》。当时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数据，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数据分析，就拿陕西省的数据分析，我们当时分析说，这两年平稳发展可能略有下降。所以听到今年这个数据就已经掉下来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说，唉哟，拐点来的比我们想像的还快。首先是整个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人口总体适龄上学的人口在下降，这是研究证明过的。当然这两年上大学的边际收益下降，很多家长就是说我投资这个东西不太划算，在初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分流了，再加上这两年上大学所谓的就业难这种舆论对人心理还是产生影响的。
徐小平：参加考试的人数下降，其实怎么讲呢，对我来说直接的反应就是觉得，它绝对不是什么拐点不拐点的问题，它还是对中国的大学其实提出一些挑战、一些竞争的压力。也使得中国学生在面对高考入学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选择。实际上另外一个实事大家还是不能忘记，就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是全世界国家当中实际上还是很低很低的。所以说降下40万人，还是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但是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大学就饱和了，NO，差得很远。中国高考永远不会衰退。我认为在一百年之内，中国的大学都不会说关掉一两个或者觉得太多了。跟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才培养的需求来说，中国的大学还是很少很少的。中国大学的质量其实还是更差更差，就是和它的数量比起来。我说两个数字，在加拿大高考的毛入学率是110%，什么意思，就到了十八岁的孩子，他上大学的时候，大学的availability，就是可供你入学的数字超过了当年能够入学的学生，那么许多往届的成年的四五十岁的人也来上大学。台湾省我去过三次，去考察它的高等教育，它达到了几个大学争一个考生的程度，那就可能是130%，这个数字不精确。大概是到十八岁的孩子，每年可能是20万人，这个比较准确，它的大学一年能招新生是30万人的位置。想一想那里的大学，加拿大或者台湾，他们是如何绞尽脑汁地要争夺生源，绞尽脑汁地提高质量吸引学生，这是千家万户考生的幸运，也是标明了它教育质量、教育水准提高的一个标志。
胡建波：我们高等教育过去说实在话，市场竞争的压力不大，所以大家对高校有这么多怨言的原因。因为它有计划就能招到生，所以它不太特别需要满足你。学校从经济学来讲，它处于一种垄断竞争的阶段，就是既有垄断又有竞争，实际上是垄断的。只要有招生计划就可以招到生。因为学士学位是稀缺资源，只要拿着学士帽子一晃悠，有人就跑来了，说我愿意上。等我拿着帽子天天晃悠没有人来的时候，这就是完全自由竞争了。一自由竞争我就掏出浑身的解数让你们满意。就是说这一次拐点的出现，实际上对于有关利益各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校长来讲，我把这个比如说大学，我相当于做一个business，来做一个比较，我就相当于一个卖包子的，如果买包子的人特别多，都排队要买，你说我好不好。
主持人：只要你生产出的是包子，你肯定好。
胡建波：对，只要我生产出的像包子。
徐小平：建波，你刚才已经卖过包子了，你能不能卖一次羊肉泡馍。
胡建波：对对对，我是卖羊肉泡馍的。如果我是一个卖羊肉泡馍的话，如果很多人一天排队来买泡馍，你说我开心不开心，开心。但是现在我忽然第一次发现，原来每天中午要排很长队的买羊肉泡馍的人给减少了，这也是我心里作为校长来讲，我心里是有些发慌。实际上我们在应对这个方面的准备。但是作为羊肉泡馍艺术的爱好者来讲，这件事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过去做什么，是包子不是包子，是羊肉泡馍不是羊肉泡馍，它都有人来买。
主持人：反正做出来就有人来买。
胡建波：我曾经试图把它做得更好一点，结果我们旁边的副校长就告诉我：算了，人家都那么抓紧卖，你抓紧卖就行了，你为什么要把它做得好，费那个功夫干嘛，反正都有人吃啊。如果人数下降了之后，对在座的各位同学们有好处的就是，这些卖羊肉泡馍的人这时候都得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汤该怎么做啊，这个糖蒜怎么做的好一点，过去他们不太关心的。学校更多的把这个眼光是向上翻的，因为学校的资源，学校的评估评价都来自于上级，它要争取声誉，争取经费都是向上翻的，它对于同学不太在意。西安的民办学校都拼命地想讨好你们，因为西安的民办学校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上面给不了它资源，它就拼命讨好你们考生，然后让你们喜欢它，到这个学校来上学。所以作为一个学校的角度上来讲，这一次下降对于学校是个很不利的消息，但是也是对一些像我这样热爱泡馍艺术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消息，给了我一个展示我艺术的空间。对于同学们来讲，你肯定中午排队的时候人少了，到处都是卖羊肉泡馍的。
徐小平：有了选择了，知道吧。
胡建波：你说翠花上泡馍她就来了，过去她是不行的，让你排着队后面等着去，态度就不一样。
徐小平：所以我们的节目到了第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对于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孩子们来说，在座的观众朋友是绝对的好事，这意味着中国大学进入竞争压力的时代，提升质量吸引买方市场的时代到来了。
胡建波：买方市场到来了，也就是说这时候你学校要去讨好学生和讨好用人单位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对我们国家，无论我作为一个泡馍艺术爱好者，还是我作为一位家长，我觉得都是一件大好事，对在座的同学们最好的事情。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利益主体了，过去我就觉得政府就相当于一个工商局了，工商局管小摊小贩卖泡馍的管理者，每天有人排队的时候，有人加三儿啊，有人这样的，政府就给制定很多排队的规则。所以实际上高考制度，大家一致呼吁说要改革高考制度，为什么改不了，改不了的原因因为这一次这么多排队的过程中，采取任何一种排队方式，对于社会公平都是一种挑战。所以政府在这里很难做抉择，因此大家说那就按时间长短来吧，还有可以按大小个排，还有按来得早晚排，还有按老的弱的来照顾先排，有很多种排队方式。
徐小平：或者钱多钱少来排。
胡建波：现在按钱多钱少来排，排队可能还是有很多种方式。但是每一种改革都对一些利益的主体构成伤害。所以政府就说，还是按照时间早晚的来排吧，它制定这么一种高考方式。那么高考方式改不了的原因，政府有很大的公平的责任和压力，这一次没人排队了，高考大家说改不改了，改吧。
徐小平：所以这是一个好事在哪里呢，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原则，在于提供给消费者选择的自由，那么所谓的在教育里的消费者是指的学生和家长。要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东西从短缺到了过量，但是惟独两个东西一直控制得严，民众改革呼声是最高的，就是医疗领域和教育领域，但是教育领域也牵扯到确实是敏感的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它的改革举步维艰。但是现在假如说没人排队了，好办了。最好的学生去其他地方了，最有希望的学生我放弃你这个体系了，这个说实话从上到下就这一个振动。前几天我注意到教育部发言人说，高考的空巢现象原因是因为人口的自然减少，其实不仅是这样子的。因为在重庆报道，四十几个学生都出国了，那么很多学生去上中专了，或者高中毕业直接工作了，它有了这么一种现象。我作为一个搞教育的我是想说，当然我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我是很高兴的。建波作为教育家他很高兴，但作为校长他很痛苦。我不痛苦，因为我没有招生压力，但是我欢呼，这个时代就在于迫使中国的大学开始向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向着学生的需要向着社会的各方面的呼声去应对去改革。
胡建波：这个改革我前几天听袁岳讲了一个比喻很有意思，袁岳说一般的美女帅男品格都比较坏，因为追求他们人比较多，他就挑这个拣那个，反正觉得他就不诚恳，当然什么人都没人追的最坏了，这个也有问题，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们在座的高中的同学初中的同学就不去追求，所谓的美女大学的话，那她的品行还会坏吗？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问题，大家把这个高考淡化一下，淡化一下让办大学的人们都很焦急的希望你们到这儿来，这样的话才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徐小平：你怎么让孩子们淡化对高等教育的追求？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让高等教育强化，对学生各种各样的吸引力，中国高等教育像一个人站在那里，你爱不爱反正我有人追，这是你们早就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但是我不怪你们，因为他是有责任，他是垄断主体，他造成了很多人追一个人的现状。所以说他应该积极主动地改变自己。
胡建波：大家听了小平这么多高谈阔论，总感觉离你们自己有点远，我告诉大家这一次的拐点对你们还意味着什么，对你们意味着什么呢，很快真正的学分制，就是说大学之间的学分互认，可以转学的这种制度很快就可以发生改变了，也就是意味着你今天在欧亚学院读得不爽，看着校长看着他们也不顺眼，所以你就可以找财经学院去读了。
徐小平：反过来也一样。胡老师最喜欢的事，真的是这样。
胡建波：这个很重要，因为在美国三流的大学或二流大学考核它的重要指标是它的持续注册率，就是你今年完了之后有多少人持续注册。持续注册比如平常是70%，一般的学校是70%，如果你能做到75%那校长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这对你们好不好？
观众：好！
胡建波：比如我今天不太舒服，我今天怎么了，然后就有人来关心你怎么了。哈佛大学做到什么样：你刚入学的时候（这是伯庆告诉我的），说他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哈佛大学打电话说你孩子喜欢吃什么，大概第一个月或第一周要专门举行会餐的东西，要安排一下他喜欢什么。刚一入学的时候他就打电话说，毕业典礼的时候你们来几个人，我们要安排四年以后毕业典礼的事情。你们有没有人打电话这样做？
观众：没有。
主持人：这实际上就是它高等教育精致化、细致化、高端化。
胡建波：竞争，其实哈佛大学也在竞争，大家以为哈佛大学肯定是翘起二郎腿，一定是翘起二郎腿。哈佛大学全世界第一，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哈佛大学一年招生的经费是三千万美元，平均一个人招生经费是两万美元。
徐小平：对，它一年招一千五百左右。我讲一个故事，哈佛大学作为全球公认的最伟大的高等教育的象征，它怎么竞争人才，就在中国它一年只招五六个人，但是它每年在中国搞一个夏令营，招三百个中国高中生到北京去集中学习十天左右，然后派几十个哈佛的学生从美国飞过来住在中国，所有的费用，中国的外国学生的费用都他们花，这个活动我相信如果没有上百万也得好几十万美元。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根本目的还是通过这次活动，找到最优秀的学生。
胡建波：成就哈佛品牌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哈佛入学新生的水准，明白吗，所以它只有把最优秀的人找到哈佛来，所以说哈佛是牛×学校。
徐小平：哈佛是牛×学校，哈佛是牛校。
胡建波：所以它成就哈佛是很牛的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选择什么养的学生，所以它不遗余力地这么做，这就是竞争，所以它要跟耶鲁竞争，它要跟其他学校竞争，所以竞争无论如何带来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没有其他办法。
主持人：所以报名人数减少，归根到底长远看还是个好事。
胡建波：短期都是好事情，从长远到短期都是好事情。
徐小平：除了对建波造成不利以外，对所有人都是好事。
胡建波：本来我在校园里见了他们我可以很拽，我现在见了各位同学：哎，你们好！拜托你们明年继续注册我们学校。
网上有人这样评论：我拿着一麻袋钱去上学，换来一麻袋书；毕业了，我用这些书去换钱，却买不起一个麻袋。究竟我们的大学生是不是过剩？高校教育又有哪些思维缺陷？
徐小平：建波反复说“包子够了”，no，包子不多！
胡建波：制造业和农业为主的国家，大学生是找不到工作的。
徐小平：一个学生上了四年，结果培养了废品，我不可能扔掉啊，怎么办？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做客西凤开坛《高考之后》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看!
主持人：我们过去提到高考，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高考是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我们那个时候叫“一考定终身”，而且是能够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一个考试，本身具有一定的神圣性。现在大家不跟你玩了，这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神圣性”不知今昔何昔？有没有这种感觉？
胡建波：这个话我前面其实是讲过的。我上大学的时候， 1977年录取的人数大概是27万人，是现在的二十分之一，那是第一只包子。饿了十年了，谁要是能抢到包子、第一碗羊肉泡馍，那当然是要改变命运了，只要你能进入27万人。现在，满街都是卖羊肉泡馍的，满街都是买包子的，然后我吃了个包子，你就得雇我，没有这种事。这就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环境变了，时代变了，原来的老生不灵了。
徐小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恢复高考是神圣的，但是恢复高考的这个本质，到今天为止三十年它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考个两三门课就决定你一生的命运，学生在选择专业、选择学校、展示个人特定的多种才华、个性爱好的时候，高考不能反映这么一种甄选人才的需求，这是第一点。第二，建波反复说“包子多了”，no，包子不多！多在哪里呢？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这三十年来，“高考”这块饼都没有根本性地改革、改良，没有革命性的那种变化！
胡建波：应该有各种饼，有锅盔，也有煎饼，还有什么饼？
主持人：馅饼。
徐小平：比萨饼。
胡建波：我们现在只做了一个锅盔在那儿摆着，当然显得就有点多了。如果你很多元的再来发展你的教育就不多，这个小平讲得是对的。
徐小平：由于教育的这种过度管制，或者我认为还是一个改革的滞后，它确实没有满足社会的需要，因为教育的多元化、多样化，包括专业设置、体制、学历设置、风格等等。比如说，这么大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纯英语的大学，或者一个纯陕西话的大学，一个适应各方面需要的学院？而在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美国，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千姿万态”，它满足了社会、经济和个人各方面的需要。
胡建波：小平说的，我不是完全同意。因为中国与美国相比，同龄入学率虽然要低大概一半左右，我们现在大概是24%，美国可能是60%左右吧！但是美国的产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美国的产业结构是蓝领制造业在美国占到10%以下，也就是说，它的GDP含量里面第三产业服务业大约在80%以上，而在我们中国，现在还只是在40%左右。第三产业对一些高素质的、受大学教育的人的需求量较大；而制造业和农业为主的国家，大学生是找不到工作的，更多的是需要蓝领。
徐小平：这点，我持异议。我们跟美国的产业结构不一样，但是中国大学的专业结构以及知识结构实际上是要调整的。如果这个调整好了，那么入学率再高，大学生就业率也还是会上升的。
胡建波：是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关系。
徐小平：这个关系我们永远捋不清。但是我觉得，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大学生就业率的提升，说到底，他的收入、社会地位及整个的生活质量，一定高于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我说的是理论。所以说，他会把几乎有一半，我没有具体数字，在中学升高中的时候分流的那些人重新吸引到高考的队伍里来。至于说，你高考以后，是上技术学校、高职以及所谓的二本、三本，它强化以职业为导向，保证他尽量给他提升就业率，以及就业的竞争力——earning power、挣钱的能力话，会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到高等教育的系列里来。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我跟建波有过深入地讨论，就是说蓝领工人向着白领转化，建波，你讲一下，是怎么算的！
胡建波：这个比例是这样的：在美国，大概1956年的时候，美国的白领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蓝领人数。中央在1996年的时候，派了一个工作组考察美国无产阶级状况时，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10%，也就是说蓝领比例已经占到社会就业人口的10%。我曾听一位高层人士告诉过我，当时他到IBM的时候就没见到蓝领，只有一位开卡车的给他送了点货；然后他到通用公司的时候，蓝领只占通用公司的30%，大家知道它完全是一个制造业。这种比例的下降说明，你对白领的培训和培养，一般都是上一个职业院校或是上大学，所以，美国大学的比例为什么那么高呢？它产业结构改变了。而中国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
徐小平：对！在美国五六十年代大家知道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平均工资在七八十美元一个小时，不是一个月，不是一个礼拜，不是一天，是一个小时你知道吧！整个福利增高，所以一个高中生毕业，然后在汽车厂找一份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天天喝啤酒、看棒球，日子优哉游哉，幸福得很。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化，随着蓝领向白领、信息化高科技化的转折，蓝领工人的比例越来越小，你看，通用破产了，象征着蓝领工人天堂的通用破产了，这就意味着：其实七八十年代以后，他们不上大学，那种高中就能够享受幸福生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个拐点。一个是通用破产，一个是中国高等教育人数下降，意味着什么呢？对美国人来说，他需要终身学习、持续学习高科技信息产业；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大学必须应对这种挑战，确保我们大学的提升，确保我们大学生素质的提高，确保我们每一个毕业的人，过去叫“劳者有其食”，我们叫“学者有其职”。（掌声）
主持人：我知道，胡院长经营民办高校多年，您更深、更一线地接触过这些学生，你对这些年学生的变化有什么自己的感觉？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最想要什么，我们的教育又该对此进行怎样的调整？
胡建波：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我觉得这些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大家觉得就是要读名校，这是我们对高等教育给予的过多肯定，认为“大学改变命运”，然后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我们前三十年的实践，好像都是这么回事。大家都拼了命地考一个名校，认为这样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但是这么做对不对呢？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利益太单调了。能考上名校、学习很好的人，那当然有很好的未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作为我来讲，我本身就不适合考入名校，为什么还要陪着他们陪榜呢？于是我被定义为“坏学生”，还要跟着他们在那儿痛苦，与其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去吹吹萨克斯？
徐小平：建波讲的这点，还是有些偏颇的。（笑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古训，是说读大学，知识越多越有前途，越能够保证你一生的幸福，这个古训永远不会过时。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教育使得民众失望了。我拼命考大学，它真给了我就业竞争力吗？真给了我环球化时代下的生存能力吗？我们的大学在应对这个挑战的时候究竟能够做到多少？这是第一个问题，有没有详细的指标对学校进行考核。第二，考大学很好，但是数学、语文考好了，我就是一个人才吗？我的体格、人格、艺术能力、社会责任感，在甄选人才的时候，如何把这个因素考察进去？这才是中国大学真正的方向。我知道，这个很难。但它绝不是像建波说的，大家拼命努力上了大学，最后努力错了。努力是没有错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教育主体，如何引导着整个一代人有各种各样正确的选择和美好的价值观。这才是again，我把这个矛头、焦点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主持人：但是中国维系这种高考制度，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公平”，起码能维持最基本的公平。如果把这个去除了，比如各校有更多的自主权，更加多元化的选择方式，会不会有很多腐败滋生，会不会有权利寻租，会不会侵害很多人的公平感？
徐小平：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关于中国高考改革怎么弄？但是就目前的高考制度而言，真的是民众心中最信任的公平的一块圣地，所以如何在改革高考的同时又确保公平性，坦率地说，我也没有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改革、不开放、不讨论，我相信总能找到方法的，只是方法是什么，我在电视上也不可能说得清楚。但是，假如说高考先不改革，高考教育制度在确保学生利益和出路方面进行大规模改革，我鼓励竞争，把学生毕业之后，不仅是就业率，而且是那个earning power，也作为一个指标，学生对学校的好感率作为一个指标，学生对学校的推荐率作为一个指标，把对学校的评价决定权交到我们学生手上，我相信对于高考整个制度，显然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会起到作用。
主持人：但是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我放开了，多了它就容易乱了，这里面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反而把这个市场搞混了，所以我要管控它。
胡建波：改革初期的时候，都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但是你想一想，过去认为乱的事情，现在还乱吗？当时的温州假货还存在吗？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市场混乱的阶段，但是慢慢通过竞争就变得有序，不好的就会被淘汰，好的就会生存。
徐小平：温州假货，一双鞋一穿就烂，我可以扔掉；那一个学生上了四年，结果培养了废品，我不能扔掉啊？怎么办？胡建波：我上了一个大专，从某种角度来讲，可能要比上一个高中要好一点，但仅此而已。你在竞争上，只能做这种选择。
徐小平：总的来说，三十年最伟大的经验，中国的奇迹就在于开放、在于选择、在于适应社会需要。所以我觉得，教育也可以放松点、改革步伐再大一点的这个时代应该到来了。建波有很多方案，可惜他还不是教育部长（笑声），但是“教育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我作为老师，他作为院长，你们作为学生，你作为媒体人，我们都有责任来呼吁——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因为中华民族的兴衰，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兴衰，不在于电视机的多寡，不在于汽车能不能买个悍马，我看宝马也不错。（笑声）中华民族的兴衰在于教育的发展。所以这个真是关系到未来五十年、一百年，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大事。这个一定要有紧迫感，这是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大事，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有紧迫感，追着世界最先进的教育经验，把中国高等教育这个问题解决掉，像我们已经做到的那样—在各个领域已经做到的那些奇迹那样，创造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奇迹。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事情可以做到，这个时代已经来临。大家鼓掌！
高考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件大事，一个考生背后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背后就是整个社会。然而，面对种种压力和选择，年轻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进行自己的人生规划？
——徐小平：我的意见是听自己的，让爸爸妈妈去“不”吧！
——胡建波：牌子是借来的，广告是赁来的，教师是聘来的，房子是租来的，学生是骗来的。
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小平、西安欧亚学院院长胡建波做客《开坛》，“高考之后”正在播出。
主持人：在座的年轻朋友有什么话说吗？
观众一：老师们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高校专业设置这方面，比如说有些学生分数特别高，他能进北大，但只能选相对比较冷门的专业，可能他根本不喜欢这个专业，但为了北大的名气和以后的就业所以选择了北大，但在北大他就无法发挥自己的才智，你不觉得这样很浪费吗？还有现在比如读法律的同学，他就业的时候不一定会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大学培养了学生四年，你不觉得培养了四年结果学生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徐小平：你刚才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高考制度的差异性问题，就是以较低的分进入较高的学校，如果有可能以较低的分数进入较高的学校，我鼓励所有人尽一切努力进去，进去再说。当然，进去以后万一比如考古专业，如果一定要把你送到乾陵去，而你又不想陪着武则天过，这个事你就要考虑了。但是幸运的是什么呢？中国的高等学府，进去以后你的专业也许不能改变，但你的工作是可以随意选择的，我知道一个学生，北大考古系的，毕业以后考上了林毅夫的国际MBA，出国学了一年以后回来在一个上市公司做了投资人关系经理，年薪很高很高。其实你这个思路是僵化的，进去以后如果我不喜欢我的专业，我就60分万岁，腾出我大量的时间去旁听其他的课程，选择权在你手上。你永远是自由的。
胡建波：这个问题我和徐老师观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你不喜欢考古这个事情，北大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徐老师是名校毕业又在名校工作，所以有很强的名校意识；我办的是三本、高职，毕业于二本，所以我觉得它（名校）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为什么一定要上北大，我喜欢财经学院的中文专业，我为什么要上考古专业？
主持人：这是个人兴趣的问题。
胡建波：对，这就是选择，所以我们一切都在谈选择，就是你要寻找你自己合适的选择。大家知道GE吧？这个公司一百年来一直都在它的这个指数里面，很牛啊，然后GE公司当时就说，他们选择人的原则是什么呢？他们选择人的原则是，他们选择州立大学的毕业生，他不选择常春藤大学的学生， GE在美国这么牛都不选择常春藤大学的学生，因为常春藤大学的学生是给华尔街准备的，给麦肯锡啊给瑞士银行等等这些机构准备的。所以说什么样的人他总有自己的舞台，总有适合自己的地方去，所以你要倾听你内心的呼唤而不是听徐老师和我说什么。
徐小平：他们的困惑也反映了高等教育的一个特别严重甚至是愚昧的现象，我大学学的是音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中文的研究，它不是创作而是研究。我一直也认为自己学这个专业没有出路很失败。其实最后我认为我只不过学了艺术里的基础学科，这使得我能做其他任何东西。核心不在于你学了什么而在于你拥有的综合素质，比如国家现在提倡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最直接的受益者应该是学文学的，可是我们的大学在培养大家的自由想象、创作、离经叛道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独立的判断上差的很远。这使得我们对写作、对演讲、对人际关系肯定强调的不够，那些恰恰是咱们应有的强项。这就是说为什么教育需要展现个性，需要大胆和自由。
胡建波：我们的教育给了大家很多格式化的知识，这个对那个错等等。实际上等到工作环境里你会发现，它需要的是情景化的能力：一个你要有逻辑的思维，二你能清晰地口头表达，三你能完整地写作，四你要能有感染力地演讲。你会发现这几点和你们特别相关。表达能力，比如今天你在这边当一个嘉宾，你的讲话像徐老师一样特别有魅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应该培养这种能力。
主持人：谢谢，谢谢！我们再给其他同学一个提问的机会。
观众二：我比较关注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刚才说的现在高校或者高考制度需要改革，需要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和能力，要让学生学会说不，但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时候是不允许我们学生有太特别的个性或者说不允许学生说不，我觉得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高校和教育制度，需要改革的还有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意识，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看？
徐小平：这个问题非常深刻，但我也可以用我搞笑的方法回答你：当所有人都不允许你说“不”的时候，你说了“不”，你就是个“不不”， “不不”负负得正你知道吧？你就很优秀，OK大家鼓掌。这么哲学的话，所以当你提问的时候，说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教育的哲学有许许多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你这个提问已经“不”了，因为不让我们不，所以我就不能不，但是凭什么不能不？你想说什么你说嘛！你已经承认了这个权威，承认了这个规则，而这个东西其实每天都在被人打破。当建波在办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很多清规戒律的；当俞敏洪离开北大的时候，那他母亲也说不啊，那母亲的权威比祖籍还高啊，但老俞不一样打破了嘛！想一想，作为一个孝子面对父母的反对，你是追随你的心灵像胡老师那样，还是听爸爸妈妈的？我的意见是听自己的，让爸爸妈妈去“不”吧。“不”到最后爸爸妈妈就“不不”了。所以对不起，我还要再深刻一下，我再借用李开复老师的一句话：最做好的你自己，他需要说“不”。
主持人：可是在社会上，有时候个性太强也是一种罪过呀。
徐小平：你的逻辑跟她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奇迹创造于哪里？就在于对陈规戒律的打破，就在于改革，改的是什么？改的就是那个“不”啊你知道吗？完了，我今天成了Mr.不。
胡建波：刚才比如说主持人说个性很强的人，在社会上会碰到更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给了我这样一个所谓个性比较强的人一个空间。如果我是一个YES先生的话我不会走到今天，我就跟我爸爸说我不，我不走你给我选择的道路，然后我对我当时的这个学校说我不，我要自己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当时做这个事情，整个社会对我们说不。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对我们民办学校的说法是这样的：说牌子是借来的，广告是赁来的，教师是聘来的，房子是租来的，最后一句，学生是骗来的。当时对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么看的，这就是社会对我说不，只差把我们送进去了，骗子，对不对？但我们有了现在这样一个成绩，我们说我可以，我说我要对他们说不，然后我们就走到今天了。所以其实有这种自由，就是说，现在给大家一个空间，给大家一个选择权利，成就一些有个性的人。但如果你没有个性，当你遇到“不”的时候、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也不要走我们这种道路，你就说yes，你也觉得很舒服。所以这还是倾听你内心的呼唤。
徐小平：所以说到最后，在同样的教育环境下，命运还是在你们自己手里，埋怨过去没有用，关键还在于今天和未来。
主持人：好的，朋友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永远是谈不尽的话题，我们今天关注教育是因为教育太值得我们关注了。我想时间进入21世纪，再用20世纪的方式处理教育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问题，难免会捉襟见肘，我们期待教育方面的改革越来越多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教育改革的成果出现，因为这种成果将惠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参与这期节目，感谢两位嘉宾，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