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确立了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及具体认定规则，并明确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包括：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通过对债权人代位权司法实践的研究，我们提炼出存在如下九大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问题：

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立案标准与审判标准差异，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债权的认定规则，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如何认定已到期，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认定规则，次债务履行情况的举证责任，代位权诉讼期间债务人以及次债务人处分债权行为的效力认定，债务人与次债务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对债权人代位权的影响，次债务人抗辩理由的认定规则，债务人的担保人可否作为代位权之诉的次债务人。

本文为下篇，拟针对上述法律问题，结合典型案例中法院观点，总结债权人代位权之诉的法定规则与司法裁判思路。

在余生才与天下公司、合润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中，余生才为债权人，天下公司为次债务人，合润公司为债务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鄂民二终字第0022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次债务人不认为债务人有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情况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天下公司仅举证合润公司向天下公司发出《关于提请按时付款的函》，而未举证证明合润公司曾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天下公司主张过到期债权，故应认定合润公司行为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一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怠于行使其权利，是指应行使且能行使而不行使其权利。所谓应行使是指若不及时行使，则权利有消灭或丧失之可能；能行使，是指不存在行使权利的任何障碍，债务人在客观上有能力行使其权利；所谓不使用，是指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权利。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怠于行使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在立强公司与俞鹏程、天彩公司等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中，立强公司为债权人，俞鹏程等为次债务人，天彩公司为债务人。天彩公司举证其以诉讼方式对除俞鹏程之外的天彩公司其他债务人催收债权，俞鹏程以此主张天彩公司不存在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情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6）苏民终545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天彩公司怠于行使其对俞鹏程等人的到期债权，导致其财产总额减少，天彩公司虽举证其以诉讼方式对除俞鹏程等人之外，向其他债务人催收债权，但与本案立强公司行使代位权之间不存在关联性，俞鹏程以此主张天彩公司不存在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情形，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在张虎元与朱明星、马龙海、彭文康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中，张虎元为债权人，朱明星、马龙海为次债务人，彭文康为债务人。彭文康借张虎元50万元借款未还。彭文康为原合伙人，朱明星等人为新合伙人，双方就退伙事宜发生争议，彭文康依据退伙协议以及收款收据起诉朱明星、马龙海，在城固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中，双方就合伙中的债权债务达成调解，双方同意由朱明星支付彭文康50万元，同时彭文康向城固县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后朱明星拒绝支付50万元。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3）陕民二申字第0194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退伙协议、收款收据以及城固县人民法院调解的过程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彭文康退伙时，新的合伙人朱明星、马龙海对原合伙人彭文康负有50万元的债务。在彭文康借张虎元50万元借款未还，朱明星、马龙海欠彭文康50万元合伙债务且彭文康已经在城固法院申请撤诉的前提下，张虎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彭文康对朱明星、马龙海的50万元债权，符合法律规定。

在中祥公司与东湖公司、闸北经委、中亚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中，中祥公司为债权人，闸北经委、中亚公司为次债务人，东湖公司为债务人。中祥公司前身上海县公司与东湖公司通过订立《协议书》，确认上海县公司同意将其在天星大厦项目上的投资通过诉讼追回的权利由东湖公司代为执行，东湖公司取得投资本息后的一周内应返还上海县公司投资部分的本息。因而，东湖公司通过诉讼方式向闸北经委前身闸北商委主张了相关债权，该案判决亦已支持该债权。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东湖公司与闸北商委、中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东湖公司已取得闸北商委先行归还的1，400万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09）沪高民一（民）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东湖公司是否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东湖公司在执行过程中与闸北商委、中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取得闸北商委先行归还的1400万元，并可以按约申请作为充抵债务的天星大厦八个楼面办理过户手续。如东湖公司作为诚实守信的当事方，理应将和解协议的相关内容告知中祥公司，并及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进而与中祥公司结算给付。但东湖公司却未将真实情况告知中祥公司，与中祥公司签订了有关房产分割协议，引发了191号案件，法院最终认定其具有欺诈行为，判决撤销了该房产分割协议。可见，东湖公司未积极申请房产过户有其主观上有违诚信的原因和目的。客观上，在东湖公司与闸北商委、中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后，没有证据表明东湖公司申请相关房屋过户存在障碍。直至本案一审，在法院释明下其仍未在合理期限内积极配合履行义务。原审法院认定东湖公司怠于向闸北经委主张债权的行为成立，并无不当。鉴于东湖公司的行为致使中祥公司长期以来未能实现其相应债权，已对中祥公司造成损害。作为次债务人的闸北经委及中亚公司亦认为东湖公司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同意直接向中祥公司支付相关款项，因此中祥公司主张行使代位权，理由成立。

在萧山公司与亚财同星、港龙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中，萧山公司为债权人，港龙公司为次债务人，亚财同星为债务人。债权人萧山公司对债务人亚财同星的到期债权已经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在执行过程中，萧山公司了解到亚财同星曾与广发银行和港龙公司分别签订了《委托存款协议书》和《委托贷款合同》，约定亚财同星将4700万元存入广发银行委托存款专户，并委托广发上银行向港龙公司贷款4700万元。港龙公司抗辩称已经通过货物和服务的方式偿还，其与亚财同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3）津高民二重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从一般商业习惯分析，亚财同星公司对港龙公司享有的涉案债权发生五年多，且早已到期，亚财同星公司对如此巨额的债权不予追究，有悖常理。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如果仅仅依据萧山国贸公司提交的贷款发放的有关证据，即认定亚财同星公司对港龙公司的4700万元债权仍然存在，显然证据不充分，亚财同星对港龙公司的债权情况确实难以在本案得到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四终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在各方对款项已实际贷出的事实均无异议的前提下，本案重点查明次债务人港龙公司是否以及依据何种方式履行了《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根据《证据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次债务人港龙公司应当对履行《委托贷款合同》或者《委托贷款合同》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本案中次债务人港龙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方式符合中国相关法律并能导致其还款义务得以解除，同时广发银行直到2011年6月21日仍在向港龙公司发出贷款欠息通知书，与港龙公司有关还款义务已履行的主张明显矛盾。可见，港龙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故本案应认定港龙公司与亚财同星有关《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仍合法有效存在，一审法院对还款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最高法院予以纠正。

在中成公司与月洋公司、汤臣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中，中成公司为债权人，汤臣公司作为次债务人、月洋公司为债务人。中成公司对月洋公司的总债权额已经法院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汤臣公司在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该司2011年度审计报告载明：“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91021402.98元，其中主要债权人如下：月洋公司，债权金额40394529.61元，占债权总额的44.38%，性质为往来款……”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粤高法民申字第1593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确认，月洋公司虽对汤臣公司享有债权，汤臣公司主张其已清偿其所负月洋公司的前述债务，并提供了银行交易凭证、收款确认函、确认函及委托付款书等予以证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已经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和查明的事实进行判决处理、理由充分，确认汤臣公司已完全履行其所负月洋公司的债务，月洋公司对汤臣公司已不享有到期债权并无不当。

在圣马特公司与方兴公司、中兴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中，圣马特公司为债权人、方兴公司为次债务人、中兴公司为债务人。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民申字第1572号民事裁定书中查明，2001年8月1日中兴公司出具收到1400万元的收据、2001年8月2日方兴公司出具收到1400万元的收据，金道信用社打印的账页记载，原金道信用社负责人程梦毅的证言、龙口华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2008年5月17日中兴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以及该公司五位股东的证言等。法院认为，上述证据相互关联，印证2001年8月1日方兴公司借给中兴公司的1400万元，中兴公司于同年8月2日又将该笔借款还给方兴公司的事实，因此认定次债务人主张其与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已履行完毕的事实。

卢仙婷与应艳、应宇翔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中，卢仙婷为债权人，应艳为次债务人，应宇翔为债务人。卢仙婷对应宇翔的到期债权已经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应艳与应宇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应艳对应宇翔负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庭审中，应艳提供证人证言、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已将720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应宇翔，应宇翔也予以认可。因此永康市人民法院、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二审判决中认为，应艳已履行了付款义务。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浙商提字第131号再审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从应艳一审中提供的转账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来看，案涉股权转让款720万元并非均由应艳本人支付，亦未直接汇入应宇翔的账户，均是汇入他人账户，即汇入本案证人童某账户共计320万元，其中220万元款项系由吕立富支付；汇入金源源公司账户400万元，同日金源源公司又转入证人朱某账户，并注明系还款。而吕立富系应艳经营车行的员工，童某、朱某与应宇翔均是同学朋友关系，应艳与应宇翔又系姑侄关系，证人证言及应宇翔对股权转让款支付予以确认的陈述证明力较低，均难以采信。因此，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应艳已经履行了向应宇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义务。而应宇翔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且对卢仙婷的债权造成损害，故卢仙婷提起代位权诉讼，符合法定条件。

在富锦公司与烟草公司、合成公司代位权纠纷案中，富锦公司为债权人，烟草公司为次债务人，合成公司为债务人。在富锦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期间，烟草公司提出其已向合成公司清偿债务，合成公司提出其将对烟草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佳木斯工行，以对抗富锦公司的代位权之诉。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提字第223号的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代位权制度是《合同法》赋予债权人在债务人怠于履行到期债权、损害债权人权利实现时一种特殊的债的保全制度，其本身即具有保全功能。因此，在代位权诉讼过程中，债务人及次债务人对该诉讼争议标的的处分行为均应受一定程度的限制。根据代位权理论和《合同法》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一）》关于代位权制度的规定，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直接归属于债权人，即次债务人应预知债权人胜诉的后果为其直接向债权人履行，该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以优先受偿权。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如允许次债务人擅自向债务人再予履行，将导致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债权人无法优先受偿，无疑会使其利益受到损害，亦将使代位权制度丧失存身之本。如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期间要求次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其应告知法院或债权人，法院亦可通过提存等方式保全该债权。在没有征得法院或债权人同意其履行前，次债务人对此应负有忍受义务。如其擅自向债务人履行债务，对由此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烟草公司明知富锦公司已提起代位权诉讼，且法院已对其应付货款采取保全措施的情况下，仍向合成公司清偿债务，即便其主张的清偿行为存在，其亦应对富锦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尽管合成公司在原审诉讼中曾主张将该项债权转让给佳木斯工行，但该转让行为发生在富锦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合成公司对本案所涉债权已无权进行处分。”

在农行汇金支行与张家港涤纶厂、工艺品公司代位权纠纷案中[1]，农行汇金支行为债权人，张家港涤纶厂为次债务人，工艺品公司为债务人。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债务人工艺品公司既未积极向债权人农行汇金支行履行到期债务，又未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方式主张其对次债务人张家港涤纶厂的到期债权，而在其债权到期后，通过签订延期还款协议，将还款时间延长8年之久，明显损害了债权农行汇金支行的合法权益。工艺品公司的上述行为，导致农行汇金支行的债权不能实现，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认为，涤纶厂与工艺品公司在一审判决之后达成以资产抵债的协议无效，不能产生导致本案终结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条的规定，代位权制度的立法本意是鼓励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本案中，进入代位权诉讼程序后，债务人即丧失了主动处分次债务人债权的权利。代位权行使的后果直接归属于债权人，次债务人如果履行义务，只能向代位权人履行，不能向债务人履行。工艺品公司在诉讼中主动清结债权债务，存在逃避诉讼，规避法律的故意。 

在成都国土资源局与招商局公司、港招公司等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2]中，成都国土资源局为债权人，招商局公司为次债务人，港招公司为债权人。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签订的《债权债务清算协议》，该协议确定由招商局公司将其土地使用权以评估价34441941元抵偿其所欠港招公司的3481．55万元，双方债权债务结清。但招商局公司并未将土地使用权转移过户至港招公司名下，清算协议未得到实际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民提字第210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协议以土地作价清偿的约定构成了代物清偿法律关系。依据民法基本原理，代物清偿作为清偿债务的方法之一，是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以债权人等有受领权的人现实地受领给付为生效条件，在新债务未履行前，原债务并不消灭，当新债务履行后，原债务同时消灭。本案中，成都港招公司与招商局公司虽然签订了《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并约定“以地抵债”的代物清偿方式了结双方债务，但由于该代物清偿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双方原来的金钱债务并未消灭，招商局公司仍对成都港招公司负有金钱债务。因此，武侯国土局有权代位行使成都港招公司基于《债权债务清算协议书》而对招商局公司享有的合法金钱债权。

在崔军与太钢公司、宏基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中，崔军为债权人，太钢公司为次债务人，宏基公司为债务人。崔军对宏基公司的债权经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确认。经有关法院查明，太钢公司与宏基公司存在铁塔安装业务，太钢公司也认可尚欠宏基公司货款233万元。但是太钢公司以宏基公司供货不足、逾期交货、未提交技术文件、未验收货物、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等为由，主张该债权为未到期债债权，用以对抗崔军提起的代位权之诉。

针对次债务人太钢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吕民一初字第70号一审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晋民终字第291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均认为，因太钢公司庭审称一般情况下实际供应量与合同供应量非完全一致，宏基公司已按约基本履行完毕供货义务，且合同目标铁塔已建成并已供电，故对太钢公司的供货不足、逾期交货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太钢公司作为买受人，在技术文件不完整时并未向宏基公司提出过相关技术服务的通知，故太钢公司未提交技术文件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现合同目标铁塔已建成且投入使用，故对未验收货物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因合同的履行有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分，本案中给付货款属主给付义务，开具发票属从给付义务，对太钢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在中化公司与三元酒店、中达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中，中化公司为债权人，三元酒店为次债务人，中达公司为债务人。生效判决认定中化公司对中达公司享有债权，中化公司以三元酒店在另案中向人民法院提交的《入资说明》《对账说明》，证明三元酒店对中达公司负有债务。三元酒店主张中达公司亦对三元酒店负有债务，并在代位权之诉中对债权人中化公司主张债务互抵。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民二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在代位权诉讼中，虽然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但该抗辩指的是对债务人对其享有债权真实性的抗辩。三元酒店关于中达公司尚欠其有关款项应在本案中与其对中达公司所负债务互抵的主张，不属于上述可以向债权人抗辩的内容，而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现无证据证明在中化公司向三元酒店提起代位权诉讼前，三元酒店和中达公司就双方互负债务达成互抵的合意，也就是说三元酒店对中达公司所负债务并未由于双方关于债务互抵的合意而有所减少。故三元酒店以其与中达公司互负债务为由主张在中化公司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中互抵没有法律依据。代位权诉讼中，基于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债权人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损害债权人权利实现时的一种特殊的债的保全制度，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并无权利义务继受的关系，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务不因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而产生与债权人的任何法律关系，次债务人无权向债权人主张债务人对其所负的债务。由于两个债务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可以主张，也必须基于反诉的提起，通过两个诉的合并审理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抗辩来互抵。故三元酒店关于中达公司对其负有的债务应在本案中予以冲抵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在华夏银行与经贸公司、沪湘公司、余忠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3]中，债权人为华夏银行，债务人为经贸公司，次债务人为沪湘公司，余忠为经贸公司对沪湘公司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债权人华夏银行起诉次债务人沪湘公司及抵押人余忠，要求代位行使经贸公司对沪湘公司的债权以及对余忠的抵押权。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2002)静民二(商)初字第35号一审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代位权为债的保全制度之一，是债权人的法定权能。法律赋予债权人代位权，目的是为了防止债务人采用消极行为减少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如否定担保物权为代位权客体，根据法律对代位权行使效果的规定，华夏银行及经贸公司就均不能再向余忠主张担保物权，将损害经贸公司的责任财产，这不符合代位权制度的目的；担保物权具有从属性，其中包括处分上的从属性，不能离开债权而单独处分；债的担保制度中，保证、定金的性质为债权，华夏银行可以代位行使，同样作为债权担保制度中的担保物权也应能够代位行使；所以，华夏银行代位行使经贸公司的担保物权应予支持。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02)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430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担保物权能否成为代位权行使的客体，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未作禁止性规定。设定担保物权的目的在于担保债权的实现，即在债务人届期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债务时，担保权人有权通过处分担保物，以获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其债权。担保权人对担保物权的实现方式主要是担保物的价值变现权，而非取得担保物权的所有权，其本质在于保障债权的实现。因此在本案中，担保物权作为债权的附属权利，可以成为代位权的客体。 

在大强公司、世贸支行、中裕晟公司、天宇公司、瑞年公司等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中，世贸支行为债权人，中裕晟公司为次债务人，瑞年公司作为债务人，天宇公司为债务人的担保人与保证人，大强公司为瑞年公司债权转让的受让人。大强公司认为世贸支行不能直接向天宇公司行使代位权，因为瑞年公司对中裕晟公司债权的主债务人是中裕晟公司，天宇公司只是保证人，而不是任何债权人的债务人的次债务人，不应成为代位权诉讼延伸的对象，即便是基于保证关系使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因其或然性，也不应在代位权诉讼中主张。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申字第2495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天宇公司作为涉案债权的担保人和保证人，负有就中裕晟公司所负债务在其担保范围内向债权受让人瑞年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就世贸支行的债权而言，天宇公司与中裕晟公司同处于次债务人的地位，世贸支行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向天宇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