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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序号2、3是最高院近期公布的两份否定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案例，其理由就是代持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这意味着最高院对于代持协议原则上认定其有效，以保护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但综合上述最高院最新案例可以看出，其侧重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审视。对于上述序号2、3两份否定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案例，虽然代持协议违反部门规章不必然无效，但其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最高院认定其无效就是因保险等金融行业涉及到金融安全，若存在股权代持，会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因此，对代持协议效力的审视要更加关注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

1、为规避禁止外商投资行业准入规定的代持协议应归于无效

因禁止外商投资行业主要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禁止的目的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若通过代持协议持有该行业公司的股权，很容易被法院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故为规避禁止外商投资行业准入规定的代持协议应归于无效。

2、为规避限制外商投资行业准入规定的代持协议的处理

保监会根据监管的需要对于外资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了限制性的规定，即对于境内非上市保险公司，全部境外股东的投资比例不能超过保险公司股份总额的25%，否则即应适用外资保险公司管理的规定。

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前者因合法的投资行为而形成，后者则因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形成，保监会的上述规章仅仅是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所做的限制，而非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进行限制。因此，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存在合法的委托投资关系为由主张股东地位，受托人也不能以存在持股比例限制为由否定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

尽管当事人约定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股权代持关系，也不能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属股权代持关系，而应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

通过最高院的判决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如果双方签订代持协议，不能依据部门规章而认定协议无效，协议如果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则在双方之间有效。但是名义股东不能依据代持协议而主张确认自己为实际股东。故对于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隐名股东不能通过股权代持协议而请求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但是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是有效的，若出现争议，实际出资人可以根据协议请求显名股东向自己赔偿。

3、代持协议无效的后果及损失赔偿标准

虽然合同无效，但并未给双方当事人造成实际损失，相反，中小企业公司成为民生银行的合法股东后，因股份价值增值、享受增送股和分配红利而获得利益。虽然该部分增值利益系基于股东身份所产生，并且本案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被确认无效，但是，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只是依法对于委托关系的内容亦即双方关于由华懋公司享有民生银行股东地位和权利的约定不予认可，而当时认购股份的资金确由华懋公司所支付的事实是客现存在的，华懋公司的实际出资行为与该部分利益的产生具有客观实在的关联。根据公平原则和上述法律规定的基本精神，在承认中小企业公司享有民生银行该部分股权的同时，应判令该公司向华懋公司支付合理数额的补偿金

对于代持协议无效应当如何处理，法院的观点是显名股东因股份价值增值、分红等所获得的利益，是基于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行为。故虽然不能承认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但是应当由显名股东向隐名股东支付补偿金。

4、公务员股权代持协议应认定有效，但不能据此要求显名

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属管理性规范，并非效力性规范，若高兴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可按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并不导致本案的持股协议书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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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公务员法》属于公法范畴，但不能据此对私法领域的活动进行效力评价。因此公务员身份不影响对其代持协议的效力以及所设股权归属的认定；但另一方面，《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的管理性禁止性规范是与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有关，该类规范目的之一在于由特定管理机关依法履行其管理职能，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陈孝斌、张彩霞要求进行工商登记成为显名股东的主张，与前述法律规定相悖，不予支持。

综上案例可以看出，公务员与他人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是有效的，但不能请求确认自己为显名股东。因此，具有公务员身份的隐名股东不能“显名”的法律障碍会给其主张股东权益带来较大法律风险。

1、股权代持协议无效的风险

虽然《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代持协议的效力，但代持协议毕竟是规避法律的一种方式，司法机关对其效力的认定绝非司法解释规定的那样简单。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知，如果双方签订代持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某部门的行业准入限制性规定，虽然法院不会直接认定代持协议因违反部门规章而无效，但其会根据《合同法》第52条认定其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若股权代持协议因此被认定无效，实际出资可能面临出资无法收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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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显名股东越权行使或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实际出资人受损的风险

实践中，实际出资人会要求显名股东按照其意志行使股东权利，但是显名股东为了利益驱使常常会基于其公示的股东身份滥用表决权、分红权、优先认缴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权利，这些行为都会损害实际出资人的利益，存在较大的风险。此外，若显名股东将其代持的股权转让或质押，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将适用《物权法》第106条即善意取得的规定，意味着隐名股东在依法显名之前，其股东身份和权益并不被外人所知，故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尽管隐名股东可以依据代持股协议要求代持人赔偿损失，但如果代持人没有偿债能力，风险只能由该隐名股东承担。

3、实际出资人主张显名的风险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实际出资人要想取代名义股东成为公司登记的显名股东，还应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通过与名义股东办理股权转让方式进行。如果实际出资人没有获得其他股东半数以上的同意，或者其存在上述论述的不能主张成为显名的规定，则实际出资人主张显名会存在一定风险。

1、清偿责任的风险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若股东存在抽逃出资或虚假出资的情形，债权人可请求出资不实股东在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显名股东在对外的工商登记信息中登记为公司股东，如果该显名股东所持股份存在出资不实情形的，则公司债权人可根据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要求显名股东（代持人）在出资不实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2、难以退出公司的风险

显名股东如果想退出公司不再代持股权，同样需要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如果其他股东对股权代持事先不知情，事后又不愿意实际投资人显名的，则该代持人仍然难以退出。

1、公司诉讼风险

股权代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包括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的关系、公司和隐名股东的关系以及公司和显名股东的关系，由此也会产生一系列法律纠纷。实践中，无论是隐名股东要求确认其股权，还是要求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都会涉及许多诉讼，给其经营带来很大不便。

2、公司在证券市场不能公开发行股票的风险

公司如果想在中国证券市场进行融资而公开发行股票，就必须确保发行人的股权明晰，因此代持行为会给公司IPO造成一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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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及法院判决，法院判断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协议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事由。如果股权代持是为了规避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于禁止隐名股东实施投资行为的特定行业，可能被认定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从而被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

该风险无法通过代持协议而得到有效规避，因此投资者只能采用其他形式来规避前述风险。比如可以采用股权质押担保借款模式：投资人甲与乙签订借款合同，乙将该借款投资于丙公司，取得丙公司股东资格。同时甲乙约定，乙以对丙的股权未来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在扣除乙的成本以及甲承诺支付给乙的相应报酬后，全部支付给甲，来清偿乙对甲的债务。为保障乙及时履行债务，甲可以请求乙将其对丙公司的持有的股权质押给甲，并办理必要的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应当明确股东权利的行使方式。实践中，实际出资人只能以名义股东的名义来行使其出资应获得的股东权利，因此隐名股东想要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应当明确与显名股东明确约定股东权利的行使方式。比如可以约定由显名股东按照隐名股东的书面指示代行或由其全权代行事后报告，或者可以让显名股东将某些股东权利的行使委托给隐名股东或隐名股东指定的第三人。这样的约定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障隐名股东即实际投资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