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了两阶段的两大目标：力争到2022年，侵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发挥。同时也用目标的方式明确了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亦即，侵权易发多发，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在上述问题中，周期长、成本高的原因在于赔偿低，赔偿低的关键在于举证难，举证难是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的核心。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围绕举证难的突出问题，部署了大量政策措施。举证难问题的根本是权利人的举证能力达不到证明标准的要求，因此破解“举证难”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证明标准以适应现实情况、提升权利人的举证能力两个方面。围绕调整证明标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规范司法、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不同渠道的证据标准；推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立案标准协调衔接，完善案件移送要求和证据标准，制定证据指引；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着力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围绕提升举证能力，《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探索加强知识产权侵权鉴定能力建设，研究建立侵权损害评估制度，进一步加强司法鉴定机构专业化、程序规范化建设，探索建立侵权行为公证悬赏取证制度，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负担。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围绕权利人面临的“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也部署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为了解决“周期长”问题，《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推动简易案件和纠纷快速处理；优化授权确权维权衔接程序，加强专利、商标、植物新品种等审查能力建设，进一步压缩审查周期，进一步发挥专利商标行政确权远程审理、异地审理制度在重大侵权行政执法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在优势产业集聚区布局建设一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立案件快速受理和科学分流机制，提供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纠纷解决方案；健全行政确权、公证存证、仲裁、调解、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之间的衔接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共享，形成各渠道有机衔接、优势互补的运行机制，切实提高维权效率。

为了解决“成本高”特别是海外维权“成本高”问题，《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健全协调和信息获取机制，加强海外维权援助服务。亦即，选设海外知识产权观察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健全重大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通报和应急机制，组织开展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调查，研究建立国别保护状况评估机制，推动改善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预警防范机制，加强重大案件跟踪研究，建立国外知识产权法律修改变化动态跟踪机制，及时发布风险预警报告；加强海外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构建海外纠纷协调解决机制，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为了解决“赔偿低”问题，《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强化民事司法保护，有效执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研究采取没收违法所得、销毁侵权假冒商品等措施，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和行政处罚力度；加强刑事司法保护，推进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订完善。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推动解决涉案侵权物品处置等问题，强化打击侵权假冒犯罪制度建设，探索完善数据化打假情报导侦工作机制，开展常态化专项打击行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文件主体部分重点围绕五个环节、综合运用五种手段，旨在于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的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亦即，确立知识产权严保护政策导向，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突破知识产权快保护关键环节，塑造知识产权同保护优越环境。

一是，强化制度约束，确立知识产权严保护政策导向。完善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是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运行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一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检查中得以明确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利法实施情况报告指出，“专利保护效果与创新主体的期待存在较大差距。专利维权存在‘时间长、举证难、成本高、赔偿低’‘赢了官司、丢了市场’以及判决执行不到位等状况。”[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著作权法实施情况报告指出，“有的案件存在维权成本高、诉讼时间长、举证责任重、赔偿数额低等问题，‘赢了官司、丢了市场’的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著作权人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的积极性。”[2]因此，《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同时，强调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制度。

二是，加强社会监督共治，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多个领域多个环节多个因素，需要综合施策、系统发力，提升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水平。因此，《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加强人大监督，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更大范围更大力度公开执法办案信息，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完善知识产权仲裁、调解、公证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共治模式；加强专业技术支撑。

三是，优化协作衔接机制，突破知识产权快保护关键环节。向程序要效率，向流程要周期，是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关键环节的重要思路。《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提出，优化授权确权维权衔接程序，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办案协作，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案件分流制度，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推动简易案件和纠纷快速处理，建立重点关注市场名录，针对电商平台、展会、专业市场、进出口等关键领域和环节构建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快速处理渠道。同时，加强知识产权快保护机构建设，在优势产业集聚区布局建设一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立案件快速受理和科学分流机制，提供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纠纷解决方案。

四是，健全涉外沟通机制，塑造知识产权同保护优越环境。据统计，我国100大跨国企业的海外资产总额为95134亿元、海外营业收入达到63475亿元、海外员工总数是1391971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市场范围跨越到其他国家，从而使得知识产权产品也往往在多个国家制造、销售、使用，从而使得跨国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必修课程”。然而，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频发，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障碍。截至2018年底，我国连续18年成为除美国之外遭遇“337调查”最多的国家。涉及电子通信、生活消费品、医疗器械、汽车、机械、医药、材料、机器人等诸多领域。2018年，我国84家企业成为“337调查”被告，涉及中国企业案件数为19件，占2018年美国“337调查”的38%，专利侵权成为中国企业涉案的唯一案由。围绕这些问题，《意见》的政策措施从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前、发生中、发生后三个维度为我国企业提供系统的支持。亦即，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前，调查评估、预警防范；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发生时，信息支持、执法协作；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后，专业支撑、提高保障，以期对推动我国企业提升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插上知识产权的翅膀。

就企业而言，有效运用《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部署的99项政策措施，对自身的知识产权实现立体式综合化的保护，需要深入分析知识产权保护5大环节、5大手段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系统部署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形成从知识产权布局（包括行业布局、区域布局、海外布局等）、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包括预警分析、自由实施技术调查、尽职调查等）、知识产权综合保护（包括司法保护、行政执法等综合运用的诉讼策略）等多个方面入手，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运用能力，助力企业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4年6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4-06/23/content_1867906.htm （2019年11月24日最后访问）。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7年8月2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http://www.npc.gov.cn/zgrdw/npc/zfjc/zfjcelys/2017-08/28/content_2027447.htm （2019年11月24日最后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