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网页如上“来源：《人民日报》”，查看报纸报道，链接为：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11/10/nw.D110000renmrb_20201110_1-20.htm）

　　核心阅读

　　从生活故事中发掘诗意，将“史”的庄重性与“诗”的抒情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柳青创造出时代的史诗

　　路遥的“现实主义”看似寻常，实则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各种现实主义，其中蕴含着路遥的独特创造，以及他对世界的思考与态度

　　新时代为我们打开新的视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经验。我们要像柳青、路遥和同时代的优秀作家那样，既扎根新的生活经验，又充分借鉴古今中外经典作品，创作出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作品

　　创新是文学创作的生命，经典的文学作品无不是创新与创造的成果。时过境迁，我们往往只有回到经典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创新性之所在。柳青、路遥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经典化程度很高的作家，他们在自己身处的时代是如何创新的？他们的创作经验对于今天有什么启示？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伴随中国社会发展向前，不少当代作家在深入开掘现实、彰显时代精神的同时，勇于突破，锐意创新。他们的作品既是对个人风格的拓展，又是对文学传统的焕新，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学创造创新的可能性，打磨出新时代的新经典。

　　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提炼时代的史诗

　　文学震撼人心的力量，究其根本来源于生活。对此，作家柳青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柳青的《创业史》是当代文学的经典，其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主题、结构、风格、人物塑造上。在主题上，《创业史》虽着眼于蛤蟆滩这个小村庄走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但柳青想要回答的却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样一个宏大主题。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也是一个具有史诗意识的立意。正是意识到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柳青到皇甫村扎根14年，与村民共同经历合作化的进程，记录下他们的创业史与心灵史。

　　在结构上，柳青的《创业史》不同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可以说开创了一种新的叙述模式。《三里湾》更贴近具体乡村的真实经验，叙述较为琐细，《山乡巨变》更像一幅时代变革中的风俗风情画，而《创业史》则主要以梁生宝与郭振山不同道路的选择与斗争为主线，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描绘不同人的生活与心理变化，通过一个小村庄从整体上描绘了中国与中国农民前进的足迹。

　　在风格上，《创业史》创造了一种史诗性风格。这种风格不同于赵树理娓娓道来的说书人风格，也不同于周立波、孙犁等人的抒情性风格，而是从生活故事中发掘诗意，将“史”的庄重性与“诗”的抒情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指出《创业史》更接近于西方小说，但与西方小说相比，《创业史》更贴近我们民族的生活与心理，是一部中国农村合作化的“史诗”。

　　在人物塑造上，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了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两个典型人物。梁生宝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梁三老汉是“旧式农民”的代表，虽然不同时期围绕这两个人物有所争论，但这两个人物在当代文学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为创作《创业史》，柳青阅读了古今中外诸多名著，他认为：“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独创性——从形式到内容。人们尽可以对他的作品提出各种不满足、不满意，但它是真正的作品。”

　　赋予形式和技巧以新的历史内容

　　调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服务于要表达的内容，这是文学创新的驱动力。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经典，也是鼓舞了不少青年人的励志之作，其朴素真实的现实主义风格很受读者喜爱。但是，我们似乎很难感觉到其创新之处，相反，与当时文学界风起云涌的文艺思潮与新意迭出相比，这部作品及其创作方法似乎还显得有些“过时”。其实，创新与否不仅在于形式与技巧，更在于能否赋予形式和技巧以新的历史内容——在这方面，《平凡的世界》是比当时的形式探索更加高明的创新。

　　即就现实主义而言，路遥笔下的现实主义看似寻常，实则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各种现实主义，其中蕴含着路遥的独特创造，以及他对世界的思考与态度。路遥的现实主义显然不是批判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红楼梦》等小说的“古典现实主义”和后来的“新写实主义”。路遥的现实主义既有之前各种现实主义的某些元素，又经过了作者的思考与熔铸，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这种新的现实主义有批判，但被转化为改革的动力；有理想，但并不抽象，而是与主人公的奋斗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注重生活细节，但并不以盛衰循环的史观加以描写，而是通过细节描写呈现出时代进步的积极心态与现代性视野；它描写日常生活，但充满热情和激情，而不是“零度叙事”。可以说，路遥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有理想、有方向、有温度的现实主义。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的视野中，我们才能看到孙少平和孙少安的奋斗故事并为之感动，才能从《平凡的世界》中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发展史诗。

　　小说中对孙少平、孙少安的人物塑造也具有创造性。他们既与梁生宝、萧长春等“新人”不同，也与《陈奂生上城》《乡场上》等作品中所塑造的“旧式农民”不同，他们是新时期的“新人”：既有改革开放之初的蓬勃朝气和理想信念，又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为改变个人命运而奋斗拼搏，可以说，他们的身上凝结着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

　　在路遥的长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我们可以看到，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曾列了一个近百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或重读计划。在完成十之八九后，他谈道：“应该认识到，任何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今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样’的意识——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正是这种既借鉴前人，又以“无榜样”意识勇敢创造的精神，才让路遥完成了这部经典之作。

　　努力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转化为优秀作品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扎根于生活与独特的生命体验，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要将我们的“生活”转化成艺术品，还需要借鉴古今中外文学经典，需要创新与创造，需要付出艰苦的艺术劳动。

　　在这里，我们需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只偏重于生活体验，而忽略对经典作品的借鉴；一是只偏重于借鉴经典作品，而忽略生活体验。前者貌似有独创性，但是因为没有文化的积累与艺术的积淀，其“独创性”往往是浅薄、浅陋的，飘浮于空中，经不起读者、时间与历史的检验。后者貌似有师承、有借鉴、有学问，但却往往拘泥于经典成规，不敢越雷池半步。

　　新时代为我们打开新的视野，也为我们带来新的经验。文学界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比如徐怀中的《牵风记》、阿来的《云中记》、陈彦的《主角》等。这些优秀作品既来自作者的生活与独特的生命体验，在艺术上也具有独创性，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牵风记》取材于徐怀中亲历的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率军挺进大别山的历史。在时隔70多年后创作的这部小说中，他化繁为简、由实入虚，营造出一种革命、崇高而唯美的艺术境界，将现实主义柔性美与抒情性风格发挥到极致，这不仅是对萧红、孙犁、汪曾祺等抒情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他本人《西线轶事》的突破与创新。

　　《云中记》写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阿来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以阿巴的回乡路为主线，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历史与现实、回忆与生活相互交织的斑斓画面。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拉美经典作品的影响，但阿来所描写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所抒发的是中国人的情感，所寄托的是中华民族的沉思。

　　在《主角》中，陈彦以现实主义笔法讲述秦腔主角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也写出秦腔及时代起落之间的复杂关联。忆秦娥是主角，秦腔与时代也是主角，作者以忆秦娥为线索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时代的面影。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包括秦腔在内的传统戏曲对作者的丰富滋养，作者将之转化为观察并书写当代生活的独特视角，为我们创作出这样一部优秀作品。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不少，我们的作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中国故事”。

　　2020年，我们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即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节点。很多作家奔赴抗击疫情、脱贫攻坚第一线，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正在努力将人民的伟大实践和现实生活转化为优秀作品。同时，我们也要像柳青、路遥和同时代优秀作家那样，充分学习借鉴古今中外经典作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塑造新的中国人形象、讲述新的中国故事，这对当代作家来说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让我们沿着柳青、路遥的足迹，勇敢地进行创造，把更加优秀的作品奉献给人民。

　　（作者：李云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文艺报》新闻部主任）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文艺“两创”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高峰之路|打造当代通俗文学经典（李云雷）

　　飞速发展的时代与不断重构的“自我”（李云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