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波澜壮阔，40年大浪淘沙，文学与时代同行，与广袤国土上人民的现实生活同行，在吐故纳新中不断获得力量，而国民对文学的阅读，同样经历了多层次的深刻变化。这段不算太长的时代发展进程，也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学来说却值得长久铭记。回顾40年来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一些作品被人们反复阅读成为经典，但另一些一时蔚为风潮，转瞬则成为过眼烟云。在时代的不同阶段、不同社会条件下、不同文化环境中，文学一次次被筛选、定义与重估，而每一次机缘，都为我们认识文学和时代提供了极好的依据。

　　一

　　在这40年中，文学为全社会普遍关注、出现第一次“洛阳纸贵”的时间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风起云涌直接导致的。《于无声处》《伤痕》《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乔厂长上任记》《灵与肉》《北方的河》，以及舒婷、北岛、杨炼的诗歌，徐迟、理由、黄宗英的报告文学，每一部作品，似乎都诠释着文学重新回到自己位置上的新定义，是小说重新回到人们怀抱，回到与时代、与生活真正密切联系之中的有力凭证。文学讲真话，为人民代言，深深植根于现实土壤，与千百万人的理想、事业、生活和爱情息息相关；文学呼应着人们内心的质疑、反省和思考，同时对改革开放、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人性问题，进行了一次次极富热情的探究。“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以及“新写实小说”轮番上阵，文学与人民、与生活、与人的解放所需要的一切发生直接而深刻的血肉联系；受以西方现代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学思潮影响，多种创作风格百花竞放，同时，文学在寻找民族文化的根脉、挖掘传统资源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实绩。文学绽放新的风姿，在创作风格上呈现出完全新异的面貌。文学之所以“洛阳纸贵”，是文学本身的能量所致，是文学与时代与人的关系密切联系所致。这个时候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基本上没有受到市场等要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觉的、自愿的，甚至是自发的。

　　二

　　上世纪90年代初“陕军东征”，使改革开放40年来的当代文学受到了第二次举国关注。南方谈话发表，市场经济勃兴，文学创作上理想主义旗帜高扬，勇于警醒世道人心、匡正社会流弊，表现出浓重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文学的充沛能量依然蓄势待发，成为作家的普遍共识。同时，市场机制开始左右出版与阅读。在90年代第三个炎热的夏季，来自西北的一批小说火遍大江南北，包括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程海的《热爱命运》在内的几部长篇小说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其中最先引起巨大反响的是《白鹿原》，普通读者争相阅读、一睹为快。文学界更是好评如潮，冯牧评价《白鹿原》“达到了一个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所未达到的高度”，有人感叹说，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大家都相信它必将载入中国、世界文学史册。它们造成“洛阳纸贵”还有一些附属因素，比如，此前小说界的先锋探索为现实主义革新提供的有益启示，令“陕军东征”的作家们在解决可读性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努力。而且，这些作品大多热情追寻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将故乡、西部、风土人情展示得淋漓尽致，浓烈的传统文化情怀迎合了当时的“传统文化热”，加之出版方、书商、媒体合谋，调动各种手段推波助澜，这波“陕军东征”不仅仅是市场和文学共谋的结果，亦是出版单位和作者联合运作的结果。可以说，是作品本身的优秀品质、作家对读者趣味的准确把握、对时代审美特点的认识以及生产机制等周边因素直接间接的影响，共同推动“陕军东征”作品获得极大成功。文学生产机制、文学“经济场”因素，对90年代读者的文学接受产生重要影响，作者、媒体和书商共同牵引着阅读，从而构成与80年代读者自发自觉地接受文学完全不同的景观。

　　三

　　激荡人心的社会正义，大气磅礴的国家叙事，特别是作家强烈的现实主义担当，以及文学与影视互动形成的文学阅读热，同样是40年以来当代文学接受中值得重视的方面。回顾过去40年的小说创作与阅读的关系，我们会看到，一大批以深广现实生活为主要描写题材的作品持续得到广泛关注，以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今年的《重新生活》，陆天明的《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张宏森的《大法官》，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国家公诉》，直至去年的《人民的名义》，均深刻介入当下社会和现实人生，深入描绘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及反腐倡廉的图景，热情体现文学面向现实、推动改革的使命担当，大胆暴露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些作品围绕权力和财富、正义与邪恶展开的各种较量，揭示当代社会生活冲突及其背后成因，创作者自觉以表达民众愿望、传达民众心声为使命，力图通过作品显示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在揭示问题和矛盾的同时，注意解剖复杂的人性。在针砭时弊的同时，更注意寻求问题的根源，解剖盘根错节的矛盾，近乎拟纪实的写作方法，引人入胜的情节，激情充沛的感情宣泄，使之大多成为影视改编的宠儿。而借助影视传媒的推动，这些小说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它们的畅销与我们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与影视放大效应有关，同样也与民众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热情有关。

　　四

　　文学阅读品质的提升及范围的扩大，几乎伴随着翻天覆地的这40年，比如，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还经历了对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萧红等作家价值的重新估量并引发的重新阅读。以金庸、古龙、萧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热，以琼瑶、三毛、梁凤仪为代表的言情小说热，对王小波、王朔的热烈追捧，这些共同反映了文化解放的深化，以及人们在阅读趣味上众口难调的现实。不能忘记的是，与《围城》《边城》以及汪曾祺小说稳定长销的，还有每年印量均上百万的路遥三卷本小说《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最初问世的时候，文学界评价并不高，被认为写法老套，过于写实、过于沉重等等，但小说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对坚韧、勤劳、善良等正面价值的张扬，对自我奋斗的礼赞，还是感动了无数读者。小说所反映出来的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人的自觉自强意识的崛起与现实突围，强烈的现实主义担当和理想主义情怀，成为这部作品经受得住时间锤炼的重要原因。而随着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历史通俗化，黄仁宇、南怀瑾炙手可热，易中天、王立群、阎崇年、刘心武登陆百家讲坛，众多历史读物热销，特别是网络写作兴起，带动了网络写作与阅读的勃兴。从《明朝那些事儿》得到热捧，到《藏地密码》《盗墓笔记》《杜拉拉升职记》等热销，同样反映了网络兴起，民间叙事旺盛，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博弈，体现了改革开放条件之下的文化民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风尚，40年来文学阅读的转变，折射着文化的进步、思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进步极具说服力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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