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

创作题材的突破与形象塑造的创新

　　现代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有两个抓人眼球的亮点：创作题材的突破和形象塑造的创新。

　　该剧讲述的是扶贫故事，当下这类题材作品有很多，且不乏佳作，加大了后来者的创作难度。《我家住在铜鼓岭》的主创另辟蹊径，以文化扶贫为突破口，将扶贫与壮族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实现创作题材的突破，进而演绎出别开生面的戏剧情节。

　　在具体创作时，主创把情节的落脚点放在铜鼓这一广西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上。全剧围绕铜鼓岭吊脚楼的拆与留发生了激烈的戏剧冲突。以莫乡长和兰三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在铜鼓岭“统一拆掉吊脚楼建新房”，而田桂花和韦老奶等人则要求保留吊脚楼，开发旅游市场。于是，双方矛盾焦点便集中在韦老奶家的鼓王楼上，进而演出了一场“保护鼓王宅”的高潮戏。这场尖锐斗争的背后是两种不同扶贫理念的冲突，是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观念冲突。田桂花等人最后取得了胜利，是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

　　编导们的创作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深入挖掘壮族铜鼓的文化内涵及其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首先，通过韦老奶祖先的“壮乡鼓王”故事，表现对壮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其次，通过田桂花之口，传递出新时代的信息。田桂花认识到“文化能让人自信，文化能让人脱贫”，对于铜鼓岭的铜鼓文化，她并不是简单保护，而是保留优秀的精华。她提出要把铜鼓岭的吊脚楼当做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并进行旅游开发，使它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从而实现铜鼓岭民众的脱贫致富。这一理念与韦老奶的想法明显不同，其中包含了将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剧情沿着这条线走下去，那就是“以铜鼓为龙头，舞动产业”。于是，用新发展理念来“快速整合，形成集群、形成产业”“再运用新媒体形成效应，构成平台”成为推进扶贫工作的具体行动。

　　在人物的设定上，该剧主角田桂花是一位基层的民族文化干部，她“收入低微、工作艰辛，人前风光、背后伶仃”，还需要别人“扶贫”。她出场时的身份是“当了25年的合同工”，所任的乡文化站副站长职务“还是代理的”。她说：“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愿到别的部门，就是想在文化站转为正式工，这是我的‘桂花梦’啊！”那么，她这个“卑微”的梦想能实现吗？她被派到全乡“最贫穷落后”的铜鼓岭扶贫，面临着“干群矛盾多，老少光棍多，迷信活动多”等严重影响扶贫脱贫成效的难题，能够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吗？这些又成为剧情的一个个悬念，并由此构成了吸引观众的戏剧张力。

　　在塑造田桂花形象时，编导生动而真实地揭示了她接受扶贫任务的思想动机——“多少年，我对铜鼓爱不尽，去扶贫，回到老家重新擂响铜鼓声”，对铜鼓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使她踏上了回乡扶贫之路。不过，乡亲们对她的欢迎却是“稀稀拉拉鼓掌”和“冷冷地望着”，是责问和劝回。这一巨大反差使田桂花的扶贫一开始就面临着留和回的矛盾。当她选择留下来扶贫时，马上被卷进村民和干部拆、留鼓王楼的斗争中，在劝架中她还被打伤了。为了化解矛盾，受伤的田桂花到韦老奶家“负荆代请罪”，通过挥扫帚“十打”自己，向韦老奶赔礼道歉，不但教育了打人的兰三，也打动了韦老奶一家人，干群关系由此好转。接着，她又巧用计谋引出“穷汉借奖牌”的戏，不但使“整天要钱要粮要老婆”的韦二宝认识到“脱贫遇上好年景，有志就能刨穷根”，而且还建议韦二宝重操造铜鼓之旧业，实现脱贫致富，以表现扶贫先扶志的创作立意。另外，编导还通过田桂花与莫乡长的矛盾以及被莫乡长赶回文化站的情节，表现她的思想困境和精神突围。这样从不同角度去刻画田桂花，使这一艺术形象具有了多面性和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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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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