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剧本，特别是各级专业院团的作品，“行活”色彩浓重。我们提倡现实主义，但许多文本的呈现是“现实”+“主义”。一个现实题材，应和一项政策热点，就等于完成了创作构思。如此一来，使得剧本创作方法趋于简单化。

　　在前两年庆祝中国话剧11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中，曾经风闻这样一种说法：关于中国话剧的起源，有学者认为话剧不是外来的艺术样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某个王宫里，面对君王，一些弄臣就有这样的演出。其手段就是对话。所以，话剧不是舶来品。众所周知，话剧在早期的称谓是“文明戏”。文明显然不是说“文明”本身，而是在表述话剧的时代性，也说明了它的来源。话剧同芭蕾舞、交响乐、西洋画一样，是产生于不同文化土壤的不同文明。进入中国后，被称为话剧。话剧的“话”，不过是个名字而已，并非以语言为表现手段的都可以认定为“话”剧。其实，认为以“话”演剧就是话剧，应该不是一种误解、一种简单化、一个笑话，其代表的是一种思维。由此笔者联想到的另一个现象，是在百余年的中国话剧史里，每当话剧演出流行蓬勃的时期，都是社会最为动荡、最为紧张，甚至最为危险的时期。反之，一旦社会进入平衡、平稳、平顺的状态，话剧的势头就会衰减。不知这是话剧艺术的水土不服，还是各国皆然的正常规律。当然，更可能是自己的思维习惯在作祟。

《柳青》剧照

《杜甫》剧照

　　近来看了许多舞台剧的演出，也读解了许多理论研讨，更观察到随着一些外国剧团的登陆，微信圈里不断掀起阵阵的“轰动”。非常多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见解被提出来讨论。然而在舞台上，国产优秀舞台剧目却越来越少，微信圈里点赞宣传的后面，是观者的声讨和不满。在努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而又与外国戏剧演出比拼的现实中，创作者既要表示自己占有传统文化的高地，又要表现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先进，在舞台上能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态。具体的呈现是：戏曲作品在舞台呈现上越来越像话剧，而话剧作品在内容上越来越像戏曲。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某一天，中西传统前卫真会合成出一种全新的、可称之为“国剧”的品种。我想这也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种思维。

　　因为从事教学，也接触过一些已演出或准备演出的剧本。读多了以后，总会有一种感觉，即剧本创作方法趋于简单化。一些剧本，特别是各级专业院团的作品，“行活”色彩浓重。我们提倡现实主义，但许多文本的呈现是“现实”+“主义”。一个现实题材，应和一项政策热点，就等于完成了创作构思。这种“主题正确，无所谓艺术”的心态使剧本的创作质量降低。即使是“宣传”，也要讲究一下宣传手段，也要注意人物，树立先进的形象吧。许多的剧本，在人物、关系、场面、情节，乃至于结构方面，都不具备戏剧化的构思，全剧只有一个人物，其他人物都是众星捧月般的设置，没有关联，互不影响，无论多么严重的矛盾冲突，都会随着主人公的到场而化为乌有。这类“童话”的大量产出令人唏嘘不已，不知今夕何夕。但愿这只是个人的思维问题。

　　其实在2019年的观摩中，也有一些舞台剧作品非常“接地气”，不那么悬浮。比如，山西省曲艺团演出的一部话剧《枣花》。虽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团体，却在创作上有大的担当。这部话剧也是写的“精准扶贫”，但剧中没有高大全的干部形象，写了一个太行山老区的青年人，在政府组织下，以团体性的家政工队伍走入城市家庭的故事。新婚夫妻分离，女的当家政工，男的在家务农。简单的戏剧情节构筑，却让观众在故事中感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贫穷者自身的奋起和努力，加之与社会的沟通。这部戏似乎触及了“贫穷”的本质。在剧情的结尾处，也让观众们在笑声中意识到一个问题：城里人和乡下人，人与人的距离真的那么遥远吗？《枣花》如同它的名字那样普通，但这个剧目在山西已经演出了近300场。写常人常情，应该是编剧的一种思维吧。

《枣花》剧照

　　写到这里，有个问题产生了：人们为什么爱看戏？为什么喜欢听故事？美国的电影教父麦基说：我们对故事的欲望，反映出人类对于重整生命中混沌的欲望，并试图从中有所体悟；我们对故事的欲望，反映出人类对于掌握生命形态的极度需求。所以，故事为人生作出总结，也为人生提供了形式。

　　（作者：张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供职于中央戏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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