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随着国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以抗击疫情为主题的战“疫”文艺步入了新的阶段。疫情发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时刻关注疫情进展,在中央及有关部门的组织领导下积极捐款捐物,并以文艺作为武器展开疫情防护宣传、歌颂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一线的“战士们”、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努力坚决抗击疫情,由此涌现出一大批战“疫”之作,涉及文学、音乐、戏剧、书法、绘画、摄影、曲艺、木偶戏、短视频、民间艺术、微电影等,体裁丰富、题材多样。战“疫”文艺还在火热地展开,作品数量也不断上升,已然形成一种强大的创作风潮。这些作品中不乏优秀之作,已然形成积极的社会影响,其中,“旧瓶装新酒”的战“疫”文艺为数不少,诸如戏曲、曲艺、歌曲、美术等领域都产生了不少这样的作品,引起笔者对此的一些理论思考。
面对当今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传统文化艺术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一直是文化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这既是重要的理论命题,也是紧迫的实践任务。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界就广泛展开了文艺大众化与化大众的论争、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并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作为中华文化传承人的各领域的艺术家们应该充分挖掘民族艺术的精髓,不断探索艺术创作、创新、发展的道路,运用民族传统艺术、传统手段进行创作,其中运用传统的戏曲、曲艺、中国画、诗歌进行新的创作,被大家俗称为“旧瓶装新酒”。这是从传承运用传统艺术资源、手段的角度来称谓的,从具体创作技巧、手法上来谈“旧瓶装新酒”的话则是另外一个与其迥异又值得深入探析的重要话题。
延安鲁艺《松花江上》(图片来源:新浪博客)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就十分普遍地运用在宣传抗日、鼓动民众、提振士气、抗击日寇的文艺运动中。1939年,晋察冀解放区火线剧社陈乔社长将《打渔杀家》改编排演为《松花江上》(郭剑秋执导)。后又利用传统戏《八蜡庙》的形式由陈乔改编创作、郭剑秋排演了新京戏《大报仇》,获得了成功。同年,晋察冀解放区冀中前进剧社也创作演出了由王明山编写的京剧《新空城计》,是将日军从藁城出发进攻无极失败的故事套用传统戏《空城计》的框架创作的。抗战时期解放区还利用《三娘教子》《平贵别窑》《祭灵》《小放牛》《花子拾金》等传统戏形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创作了反映抗战新内容的剧目,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当前,有关“旧瓶装新酒”的战“疫”作品中也有不少戏曲作品,如“抗疫版”《花木兰》——豫剧MV《打不赢这一仗不把家还》,套用闽剧《红裙记·饯别》中曲牌【小调·更打】【江湖·梆子叠】创作的闽剧《战“疫”情》,套用【四念白】和传统曲牌【金钱花】【玉交】创作的高甲戏《战“疫”攻坚齐打拼》,套用曲牌【和佛子】【邱调歌】创作的莆仙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秦腔“抗疫版”《打銮驾》,根据河北梆子的经典唱段改编创作的《天佑中华》等。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戏曲界在疫情发生第一时间创作了不少“旧瓶装新酒”的戏曲作品。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安易俗社、西安三意社三大陕西戏曲院团的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梅、惠敏莉、侯红琴分别将《梁秋燕》《三滴血》《火焰驹》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唱段重新填了词,录制播出了宣传疫情防控知识的节目。其他此类作品还有改编自《雷锋》选段的眉户《村官抗疫》,改编自《智取威虎山》选段的秦腔《众志成城抗疫情》等。这二十多部“旧瓶装新酒”戏曲唱段是在陕西省委宣传部的积极倡导下,短时间内集中创作出来的,因此也产生了集合效应。
对抗战时期“旧瓶装新酒”的戏曲剧目创作与当下“旧瓶装新酒”的反映抗击疫情的戏曲作品,做一些相关的比对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其相似之处是:二者都可以说是“战争”背景下展开的创作;都是在各自所属文艺运动中开展的;创作了一批作品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者最大区别在于创作环境和条件。抗战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民族解放运动,其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环境十分恶劣,文艺创作的条件更加艰苦——各地职业班社大都解体,剧场被焚毁、戏箱被破坏、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甚至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戏曲艺人在日本侵略的战火中过着颠沛流离、前途渺茫的生活;在抗战形势风云多变、异常紧迫之际,利用各种表现形式、各种手段展开宣传都是积极有效的,包括戏曲艺术在内的“旧瓶装新酒”的各类创作受到热烈欢迎且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效应。
当下反映抗击疫情的戏曲创作也获得了可喜的效果。根据豫剧《花木兰》经典唱段【二八板】《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填词改编的约一分钟时长、由河南光山县文殊乡乡镇干部和票友联手打造的“旧瓶装新酒”唱段,最初在当地农村广播,随后被网友用微视频的形式传到网上得到广泛传播。这段新唱段借助经典唱段的影响力获得了广大群众尤其是豫剧戏迷、农村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当然也确实起到了疫情防控宣传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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