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汉城，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荣誉委员、第一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长期从事戏曲理论、评论工作，同时进行戏曲剧本创作和格律诗创作。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与张庚共同主编了《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戏曲通论》，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已出版的著作有《郭汉城文集（四卷）》《戏曲剧目论集》《淡渍堂诗抄》《郭汉城诗文戏曲集》《并辔集》《淡渍堂三种》《当代戏曲发展轨迹（增订本）》等。此外，主编及与人合作主编了《中国十大悲喜剧》、十卷本《中国戏曲经典·精品》《京剧百科全书》等一系列学术性书籍。

　　郭汉城先生是戏曲理论大家，戏曲“前海学派”的奠基者、掌舵人之一，在戏曲理论界有着崇高的威望，同时也是诗人。他已有103岁高龄，但仍然心系其钟爱的戏曲事业，不断激励后辈，只争朝夕。“我的一生愿意为戏曲事业献身。”话很容易说，笃行却极难，郭汉城先生从走遍中国各剧种的各剧团，深入各地戏曲基层单位实地考察，到与张庚先生共同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从创建“前海学派”，改编戏曲剧本，到反对现阶段出现的戏曲“消亡论”，真正用一生践行了对戏曲的“承诺”。

　　春节前夕，本报第25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对郭汉城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态度和丰硕成果等作了深入研讨，而十卷本《郭汉城文集》也即将于近日面世，这对戏曲理论界乃至整个戏曲界来说，都是一桩盛事。该《文集》反映了郭汉城先生在戏曲工作中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理论研究、戏剧评论、剧本创作、诗词创作，是全方位了解、学习、研究这位戏曲理论界代表人物的权威著作，也必将为中国戏曲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因此，本版特将《郭汉城文集》编者的话刊出，以飨读者。

　　一

　　郭汉城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今年103岁，一生从事“戏曲改革”工作。长期以来，先生结合工作实际，撰写了大量文论、诗词、剧本，辑合成为现在的十卷本《郭汉城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文集》中的文章，在“戏曲改革”的各个阶段，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先生为文，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密切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断推动戏曲事业向未来前进，形成理论结合实际、目的显明的特点。在《文集》中我们看到，这个特点不是偶尔的、个别的，而是自觉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呈现。认识了这个特点，就掌握了先生文章事业的精神实质。2015年，先生的《淡渍堂三种》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先生在《自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常常感到这三种文体（戏曲文论、剧本、诗词）形式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体异而意同’。”先生所说的“意”是什么？细细揣摩起来，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即是热爱中国文化，敬畏中国文化，把古老的民族文化现代化，使它发扬光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了这个基本相同点，可以超越文体的不同而融会贯通，起到相互参照、相互印证的作用。”先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为文态度，“十卷文章传于世，一片丹心献梨园”的治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先生为我们奉献了一笔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文化财富，这个财富必会转化为培养中华文化优秀后备军的材料之一。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文集》中，也包括了一部分专家学者对郭汉城先生的评论及与其交往的文章。此种结构并不是一种虚饰，也不是拼凑，因为这些文章或可看成《文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文集》的一个特色，以便于读者全方位了解先生为人、为文的思想境界。

《郭汉城文集（四卷）》

　　二

　　《文集》内容虽丰富，但总的来讲，体现了汉城先生的四种治学精神。为了避免冗长，尽量约略介绍。

　　（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中国戏曲，在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整体，是包含了300多个从古典戏曲到民间小戏的剧种体系，它有着数以几万计的丰富多彩的剧目。这些剧种、剧目在流变过程中，都带有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色，渗透着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要进行戏曲研究，不掌握这些普遍的事实，是根本无法进行的。所以说，对戏曲进行深入、认真的调查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戏曲这种民族艺术的“第一要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戏曲的调查研究工作，除了日常工作以外，大规模的调查工作至少有以下几次：一是福建的南戏调查；二是编撰《中国戏曲志》时的全国性调查；最近一次是全国地方戏曲剧种调查。每次调查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最近一次。戏曲改革经过了很长时间，情况变化大，需要重新掌握、重新认识，以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对此，先生振奋大呼：“功德无量，我举双手赞成！”

　　戏曲的调查研究，有多种门径、多种方式。然而，最便捷、最直接的一种，就是“看戏”。在戏曲改革工作队伍中，先生是看戏最多者之一。翻开《文集》，可以看见许多带着生活气息的经验的“理论升华”：看见“人民性”在继承中发展，看见民族审美意识在不断提升，看见戏曲新生事物（现代戏）从简单的“旧瓶装新酒”、个别程式的改造到运用戏曲艺术规律表现现代生活……这些总结和分析都是在“看戏”的基础上完成的。与此同时，还看到一些不合时宜的旧审美观念衍化成新美学理念，如《薛刚反朝》《琵琶记》等，是以新的美学理念进行阐释的较为成功的剧目。先生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成为批判各样的“左”或“右”的错误倾向，诸如庸俗化、概念化、全盘西化、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享乐主义等的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也捍卫保护、发扬光大了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

　　（二）继承发展的革新创造精神

　　在《文集》中，“继承、发展、创新”是一个最普遍的论题。三者是辩证的关系。“继承”是出发点，没有继承何来发展？“发展”是必由之路，不发展哪来创新？“创新”是目的，是归宿，因而也是“关键”中的“关键”。“创新”的总源头是生活的历史长河，它是按规律运行的。它广阔而迂回，枝枝杈杈，顺势前进，它不是冲决山川，落屋沉梁。所以必须谨慎处理三者的关系，按规律办事，才能达到目的。

　　对于“继承、发展、创新”的关系，汉城先生从生活与艺术这个角度上，做了大量的论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1.生活决定艺术。生活是第一性的，艺术是第二性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任何艺术都适用。

　　2.生活决定艺术并不意味着艺术是消极的，无所作用的，它反过来有影响生活的作用。也就是说，艺术与生活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独立性中，就包含着必须继承并在继承中发展的道理。

　　3.戏曲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它有一个完整的程式系统和辩证形态，这构成了戏曲的民族特点和时代风貌。在继承和发展中，我们必须积极慎重地处理，使它的民族性、时代性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4.戏曲艺术的特征是在它的长久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些特征具有极其深厚的广泛的“人民性”基础；戏曲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都是建立在“人民性”的基础上的，具有强大无比的前进力量。中国戏曲在发展过程中还形成另一个特点，即剧种、剧目多样又统一的“百花齐放”。

　　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局面继续保持下去。

　　关于“继承、发展、创新”的具体事例，普遍存在于先生的理论著述之中，也存在于诗词、剧本创作中。

　　先生所作剧作不多，而且都是改编，但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贯穿其中。有两个例子比较鲜明。一个是《蝶双飞》，一个是《海陆缘》。

　　《蝶双飞》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剧团“等米下锅”的情况下完成，剧本显得有些粗糙，演出却很成功。在张家口这个不到20万人口的城市，连演时间很长，说明人民对它很欢迎。从近两千年前的《孔雀东南飞》，到其后的《钗头凤》《梁祝》，多少青年人和他们的爱情被毁灭！

　　人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写在书里，但又无可奈何！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推倒“三座大山”，人民成了主人，这是一个与前时代不同的“革命的时代”，所以梁山伯这个忠厚、善良、温顺的书生在“楼台会”中遭受致命的一击后，马上变成一股烈火，烧向旧社会；而祝英台这个多情、聪明的女子，为了不使梁山伯伤心过度，只得掩饰内心的痛苦，说出了“殉情”的心愿，唱出“在生不能为夫妇，死后同在一处埋”。一次演到这里时，台上台下一片哭声，一个青年解放军战士突然站起来叫：“别哭啦！我受不了啦！”这气势好像，如果他面前真有一个具象的封建礼教“实体”的话，他定会一脚把它踢到九霄云外去。这个解放军战士，代表着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时代心声。

　　另一个剧本是《海陆缘》。这个剧本改编自元杂剧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20世纪50年代写成、上演，取名《仙锅记》。直到“地球村”等概念的出现，才改写成《海陆缘》，定义为“大型灯彩神话喜剧”。故事的大框架依旧，思想境界、艺术形式却有了很大变化：从人神相恋、意志力考验引申至有关人类命运历史发展的“大主题”；从艺术形式上说，“灯彩戏”更适合神话题材，用得好会激发更多的创新。除此之外，《海陆缘》还在戏曲角色体制上亮了一个新行当——“副末开场”的“新副末”——昆仑山来的毛女。她新在哪里？其一，她既执行解释剧情、预告结局的任务，又是戏剧中的重要人物。其二，她是女性，“女副末”历来很少见。其三，就人物身份而言，她是一个“哲学家”，在“开场”中，她讲了宇宙万物流变不尽的道理，点出剧本主旨；到了“终场”，在大海即将开煮的情势下，她又劝导龙王这个霸气十足的“顽固分子”改变立场，开放海洋。

万有一体，阴阳相济，

浑无际，环环相扣，生生不息。

你看那，春日融融花生地，

夏木繁荫百鸟啼，

秋风大海洪波涌，

冬雪飘飘，婀娜世界着舞衣。

都只为，大地拥海海浮陆，

海陆相依景瑰奇。

都只为，日月星辰高天旋，

寒来暑往成四季。

可笑你，心偏执，逞霸气，

生扭海陆作仇敌。

自尊自大自得意，

好一似醉筵舞虫蚁。

你做了几千年的混沌梦，

如今该挥开昏雾任心飞。

快把你慈父柔情恢复起，

为你娇女亲手结缡。

你把那大海珍宝作陪嫁，

我也用地上珍奇比配你。

要让那大陆海洋一片欢乐呈和气，

做一个，人天大欢喜，福齐文亦齐。

　　终场谢幕时毛女说：“谢谢观众，回家做个好梦！”

　　高占祥先生读了剧本对作者说：“这个梦做得好，大家都做个梦！”

　　（三）全心全意的热爱精神

　　先生热爱戏曲，热爱祖国优秀民族文化，把毕生的心血、时间都花在了戏曲上面。他对许多剧目价值的新认识；他对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的新阐释；他提出“现代戏趋于成熟”；他提出戏曲改革要“与时俱进”“加强建设”；他提出要尊重戏曲艺术规律，充分发挥演员表演的特长，以彻底摆脱戏曲舞台的“话剧影响”等，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自己这份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继承发扬的信心。有些人说：“郭汉城干了一辈子戏曲，长长的六十年中，只做了两件事。前三十年说戏曲好，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后三十年说戏曲不会亡，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话虽简单，却出自肺腑，动于真情。

　　先生这种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自然也会影响他与演员的关系。先生在工作中，结交了很多演员，有“泰斗”级的，有“大师”级的，也有剧种的代表性人物。由于机缘和条件不同，交往有多有少、有深有浅，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为了事业，结成了友谊。谈诗论戏，十分高兴。昆曲演员石小梅与先生认识较早，交往很多。她在《南京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老观众郭汉城》中，这样讲了与先生的关系：“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老观众，这个老字包含着信任、熟悉和期待。我有一位老观众，他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德高望重的学者郭汉城先生。作为老观众，他对我的关怀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件事更让我终生难忘……”直到现在，汉城先生已经是百岁以外的人了，不能出门看戏了，石小梅每次到北京演出后，便邀约搭档、笛师，到先生家里为老人唱曲。这位“柳梦梅”，没有道具，就找了一棵葱当“柳枝”唱起来……她从来没忘记先生爱听曲：“平生爱听还魂曲，肠断金陵第一枝。”

　　先生热爱演员，不仅因为个人原因，更是出于对中国戏曲演员的总体认识。中国戏曲演员爱国家，爱人民，长久保持了与人民的联系。历史上，艺人卖屋承戏、卖牛建团的事情很多，他们走遍山川大地，把戏曲锣鼓的声音，把欢乐，送给人民，送到山隈水陬、穷乡僻壤。

　　中国戏曲演员，特别重视艺术。“戏比天大”“爱戏如命”是对他们这种精神的概括。他们重视学习，重视继承，更重视创新，重视突破前人窠臼，自己“开宗立派”。先生在为吴乾浩主编的“京剧泰斗丛书”写的序言中说：只有“开宗立派”的演员，才称得起“大演员”。一般的流派继承者，顶多称个“好演员”而已。汉城先生特别喜欢有创造性的演员，多一个有创造性的演员，中国大地上便多矗立起一座高峰。汉城先生期盼在戏曲的园地里，出现“大演员”，出现新时代的高峰。

　　（四）对伟大理想的追求精神

　　在漫长的革命进程中，道路并非笔直，遇到的困难、挫折很多。先生何以能“不改初心”，坚持到底？一句话，受伟大理想的鼓舞。这是一条红线，贯穿在整个《文集》之中。在战争时期，他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鼓舞；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更坚定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

　　1992年，先生到太湖边上的鼋头渚，赋诗一首：

鼋头渚上望三山，天际沉沉白浪寒。

四月樱花飞作雪，犹投一瓣入波澜。

　　其寓意是很清楚的。先生的这种态度，在另一篇《述怀》长诗中，讲得更为明白，他说自己从小参加革命，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生命的价值，是人民的力量鼓舞他在种种困难挫折面前不低头。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志节”的问题，他说：

古称白头吟，今也重志节。

江流石不转，马列势难易。

人民是根本，民主不可缺。

坚持党领导，党风最关切。

教科和文化，都关生产力。

慎行长不悖，万世固基业。

道路艰且远，终可达鹄的。

老也何足悲，此心长似铁。

　　这样提“志节”问题，不是出于一时“激愤之情”，也不是空洞的“高调”，是基于伟大理想的“根”与“情”。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万众的欢呼声中，一种消极情绪很快流行起来。挂横轴“难得糊涂”、成“居士”、喊“河殇”……

　　先生不受“干扰”，在这个时期，不断写出热爱祖国、歌颂理想的评论、诗词，如《龙女桑》《多瑙河之歌》《永遇乐·对海》《江城子·香山红叶》《西江月·雨中荷》。《咏花四律》，歌颂改革开放，歌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歌颂反腐倡廉，歌颂党的十八大，最后以中国共产党人的“但凭香远方倾倒，未必金多可做媒。紫陌春风自本色，一番幽梦是心裁”的高风亮节作结。

　　这里所举的仅是少数例子，我们在《文集》中看到，先生越到晚年，这种精神越坚定，在一些长篇歌行中越显突出，如《宝剑歌》《鸟殇之歌》《古今情歌》等，这些诗篇塑造了一些普通人的形象，歌颂了他们伟大崇高的道德理想。当然，在汉城先生的笔下，也不乏自照镜子的“奥野”、抱住地球倒着爬的“蝜蝂”、光脚逃的威风扫尽的“总统”，不乏甘当侵华日军“干儿子”的丑类。

　　先生曾在将近期颐之年，写了一首带点感叹性的诗：

偶入红尘里，诗戏结为盟。

八极神宛转，山川气崚嶒。

东丘啼豺虎，西窟有饕蚊。

乃苦白日短，看剑一沉吟。

　　看起来有点消沉，其实并不消沉。我们的时代已经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新时代，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向我们招手。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戏曲，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但这条道路如何走？如何走得好，走得顺？所以先生要“看剑一沉吟”。实践证明，只有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一系列文艺理论，才能树立起坚定信心，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奋勇直前，遇到困难不动摇、不退缩，非达到目的不罢休。先生年岁老了，自知以后许多事将无法顾及，所以他愿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后人，一颗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总观《文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令人坚信，推动戏曲走上时代高峰与世界戏剧相融合，以开拓一个世界戏剧的新面貌、新格局并不是一句空话。可以想象，人类在和平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促进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使各民族在本民族艺术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剧种和艺种。先生为此而赞叹和喜悦。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先生写了一首《春日》：

风和日暖任闲行，湖上寻诗趁好春。

恰恰莺啼珠贯柳，轻轻燕掠水无痕。

放飞日月笼中鸟，吩咐江山浪里人。

独坐湾头赏心乐，桃花喷火李花清。

　　先生说：“我老了，我已经超越生命的‘时间笼子’。我喜欢看见后代俊彦、英雄人物奔波在江山风浪里，塑造祖国、创造文明。我希望在和平的日子里，在中国广袤的田野上，在世界广阔的田野上，桃花喷射出烈焰如火的激情，李花飘散出贞静幽远的清香……啊，理想，崇高的理想，伟大的理想，你多么美，你多么让人着迷，永远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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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学派”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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