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胡风以诗人的豪迈激情欢呼：“时间开始了！”从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去不返，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成为民族情绪的集中体现。新中国话剧的历史，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关系紧密，话剧对于时代变化的敏感性以及它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使其对新的国家体制和文化政策迅速呼应并及时反映，当它成为一种新中国的文化仪式之时，便与国家形象形成互动关系。从1949到2019，新中国的历史走过了70年。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壮大、繁荣、发展，新中国的话剧事业在现代化、民族化的道路上开拓进取，不断创造出新的成绩。

　　国家话剧发展体系的建立

　　新中国话剧历史的书写，离不开党对话剧工作者与话剧院团的领导和支持，也离不开国家意识形态对话剧艺术思想的引领和指导。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2日至19日，党中央就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此即为第一届文代会。此次会议拉开了中国当代话剧史的帷幕，确立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方向。来自国统区、解放区以及曾经的沦陷区的文艺工作者汇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这其中就有著名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李伯钊、张庚、阿英、沙可夫等等。

　　毛泽东主席到会并讲话，他的讲话延续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重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也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在会上做了报告。为了庆祝这一文艺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32个戏剧团体进行了历时29天的演出，其中《红旗歌》《炮弹是怎样造成的》《民主青年进行曲》《喜相逢》等话剧受到好评。一些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戏剧家甚至感慨，来自解放区的话剧居然有如此生动、鲜活、旺盛的生命力和表现力。

　　话剧工作者拥护党的文艺政策，巴金赞叹：“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巴金：《我是来学习的》）曹禺感慨：“新社会到来了，我居然成为千千万万革命文艺工作者中的一员，成为毛主席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曹禺：《永远向前——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因此，他们为眼前的新世界欢欣鼓舞。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着手创建全国性话剧发展体系，新中国话剧体现了统一性这一鲜明特点：用党的文艺方针统一思想，用党的文艺政策统一体制，用现实主义的戏剧理念统一创作方法，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统一训练演员。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成立的中华戏剧工作者协会，由田汉担任主席，张庚、于伶任副主席，1953年更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由业内有一定成就的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家、戏剧音乐家、戏剧评论家及戏剧活动家组成，各省、市、地区成立对应的下级机构，它不同于以往的民间 “班社”、“行会”，是国家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戏剧管理者。一些著名的戏剧家，如曹禺、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夏衍、焦菊隐等，在国家实行的统一发展的戏剧体制中，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所有戏剧工作者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黑龙江到新疆、西藏，从内蒙古到云南、福建，话剧院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1949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建立。

　　1950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建立。

　　1950年，空军政治部话剧团建立。

　　1951年，解放军总政话剧团建立。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

　　1952年，福建省话剧团（后更名为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成立。

　　1954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成立。

　　1956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成立。

　　1956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立。

　　1956年，云南省话剧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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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国家促进话剧艺术发展的政策相关：1951、1952年，文化部连续举办全国文工团会议，明确指示，各大行政区及有条件的大城市应当整编文工团，成立话剧团。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话剧艺术的发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常到剧场看戏，并留下了大量和演职员在一起的照片。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60年代，全国的话剧院团已达150余个，从业人员逾万，话剧成为遍布全国的一大剧种。

　　专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新中国的话剧，首先真实地反映了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和精神新貌，显现了戏剧工作者为捍卫新政权、讴歌新理想、塑造新形象所做出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涌现了一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戏剧，如《战斗里成长》（1950）、《龙须沟》（1951）、《在新事物面前》（1951）、《四十年的愿望》（1952）、《董存瑞》（1952）、《春风吹到诺敏河》（1953）、《冲破黎明前的黑暗》（1953）、《妇女代表》（1953）、《万水千山》（1954）、《考验》（1955）、《同甘共苦》（1956）、《布谷鸟又叫了》（1957）、《洞箫横吹》（1957）等等。

　　在革命历史题材的话剧创作中，《万水千山》气势恢弘，构思雄伟，彰显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红军战士的奋斗精神。此剧原名《铁流两万五千里》，取材于伟大的红军长征，编剧陈其通就是这伟大壮举的亲历者、幸存者。他以自身的体验，带着满腔的热诚，站在历史的高度，把艰苦的长征写得惊心动魄，雄奇悲壮。

　　1956年，儿童剧《马兰花》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该剧根据中国民间故事改编，它歌颂了勤劳与质朴的美好品德，嘲讽了不劳而获的没落思想。它以清新的风格、鲜明的形象、活泼的形式，寓教于乐，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儿童观众的赞赏。

　　1956年3月1日至4月2日，“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1个话剧团、2000多名话剧艺术工作者参加了观摩和演出。新中国的话剧工作者已经形成了一支6000人的艺术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有对“第四种剧本”的错误批判，有“大写十三年”的导向问题，有反右扩大化的不良影响，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但十七年的戏剧发展，还是奠定了共和国的话剧基础，锻造了一批优秀剧目和保留剧目。

　　1962年，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之后，出现了《第二个春天》（1963）、《霓虹灯下的哨兵》(1963)、《年青的一代》(1963)、《激流勇进》（1964）、《龙江颂》（1964）、《兵临城下》（1964）、《雷锋》（1964）、《南海长城》（1964）、《不准出生的人》（1964）等剧，依然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时代内涵。

　　1964年3月31日，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在首都剧场隆重举行。16个多幕剧、6个独幕剧的39位作者和20个演出单位分别获得创作奖和演出奖。获奖话剧《第二个春天》表现了中国海军的科学家和干部、工人，联手设计“海鹰”快艇由失败到成功的过程，展示了他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获奖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1962年由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首演。它是根据上海有名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创作的。经过一番现实考验和思想斗争，八连驻守在繁华的南京路上，适应新的岗位，锻炼成长。《文艺报》发表社论指出：“自1963年以来的这一年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和国内外大好革命形势的鼓舞、推动下，它又及时、鲜明、有力地反映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话剧舞台上出现了一片空前活跃的繁荣景象”（《巩固成绩， 扩大成绩，乘胜前进》，1964年4月11日）。

　　新中国话剧事业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工作者。为了提高话剧从业者的专业素质，从1954年到1957年，国家先后聘请7位苏联戏剧专家来华执教，他们带来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导、表演训练方法，强调作为演员不是模仿形象，而是在创造的过程中，按照“规定情境”，通过内心的真实体验，达到有机天性的下意识的创造——“成为形象”。这种现实主义表演风格的确立，使得同一个剧团来自不同区域、方法不一、难以协调的表演技术，迅速向着和谐、统一、一致的风格化的表演艺术的目标迈进。

　　岁月不居、春秋代序。如果把新中国的话剧人才比作一座美丽的百花园，大有“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縻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的意兴。一代又一代的话剧工作者，他们的艺术生命在形象里彰显，在舞台上更生，在艺境中延展。

　　民族自信与开放胸襟

　　新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方向上，不仅作出了勇敢的探索，而且取得了卓著的成绩。无论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形成、上海戏剧特色的出现，还是辽宁人艺风格的打造、军旅戏剧的风范等等，都有新中国文化土壤的培育、厚植之功。

　　《龙须沟》（1951年北京人艺首演）不但以地道的北京话活现了这座城市的风情画面，更刻画出一群活生生的北京人的形象，让整个舞台表演显现出“一片生活”的风貌，他对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探索，奠定了北京人艺“京味话剧”的艺术风格。

　　1957年老舍发表的《茶馆》，不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焦菊隐从《龙须沟》开始，就已经在探索着中国话剧民族化的艺术道路。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他更醉心于如何将中国戏曲的精华运用到话剧中来，并且找到把它同斯氏体系融合的契机，打通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相结合的道路。他赞成“内心体验”，“逼真地再现生活”，但更追求戏剧诗的境界。在导演《虎符》时，他有计划地让演员的行动按照戏曲的锣鼓点进行；在1959年导演《蔡文姬》时，他让演员的吐字归音、神情仪态具有中国古典美的韵致，努力做到通过形似达到神似。1980年《茶馆》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也是新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向世界，它在德国演出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此后多次赴欧、美、亚各洲演出， 至今仍是一票难求的演出奇迹。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在现实中立足，在探索中奋进，一直是新中国话剧发展的主潮。 时代的几次重要转折，社会的几次政治运动，在中国话剧历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改革开放初期，话剧的创作和演出呈现“井喷”之势，不仅在艺术观念上勇闯左倾禁区，而且在思想解放中占据了排头兵位置。无论是《于无声处》（1978年）的“惊雷”、《报春花》（1978年）里的“春讯”；还是《西安事变》（1978年）、《陈毅市长》（1980年）中领袖们的生动复归，抑或《王昭君》（1979年）、《大风歌》（1979年）中老剧作家笔锋雄健，都显现出中国话剧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对“文革”遗留的历史问题的关注，对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的呼应。

　　在新时期和新世纪，中国话剧一方面寻根于民族文化之源，另一方面又海纳百川，吸纳西方现代的戏剧经验，形成了探索创新的动力和开拓进取的态势，出现了《狗儿爷涅槃》（1986）、《桑树坪纪事》（1987）、《李白》（1991）、《鸟人》（1993）、《商鞅》（1997）、《地质师》（1997）、《父亲》（1999）等等。

　　《狗儿爷涅槃》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心理的复杂性，以及左的政治运动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创伤。在戏剧结构上，采用意识流与倒叙交叉互用的方法构置情节，用心理外化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深层心理。导演林兆华让死去的地主祁永年，以戏曲鬼婚的飘步，逡巡在狗儿爷身边。这一种心理外化、具象化的表现手法，有效地表现了剧中人情绪的恍惚，以及二者的精神联系。

　　《桑树坪纪事》的故事发生于“文革”时期，在一个偏远、封闭的西北山村桑树坪，世世代代居住着一群为生存而奋争的人们。而“文革”的政治背景、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又加剧了他们生存的困境。导演徐晓钟以开放的视野，对现代主义戏剧艺术采取吸纳的态度，将写意和写实、情与理、再现与表现等交融一起。

　　此外，无论是北京人艺、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都积累了一大批可以轮演的保留剧目，新创剧目、经典剧目、实验剧目彼此互动，大剧场、小剧场交相辉映。

　　向话剧艺术高峰攀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貌日新月异，文学艺术特别是戏剧艺术的发展步入新的轨道。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是党的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了文艺的“高原”与“高峰”命题，引导人们反思文艺创作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从国家文化复兴的战略目标出发，以顶层设计方式，提出了创造时代文艺、攀登文艺高峰的构想。此后，怎样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高峰之作、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成为当代思想界勤于思考的理论命题，也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勇于探索的实践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艺术标准上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目标导向，在创作立意上要坚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价值取向，在艺术追求中要坚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艺术理想，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艺术高峰、认知艺术高峰的重要思想武器。

　　近年来，一批改编自文学名著的话剧显示出不俗的成绩，一些“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新创剧目如《红旗渠》（2012）、《北京法源寺》（2015）、《白鹿原》（2016）、《从湘江到遵义》（2016）、《兰陵王》（2017）、《谷文昌》（2017）、《平凡的世界》（2017）等，取材广泛、风格多样，显现出了可喜的创作态势和骄人的演出业绩。

　　话剧《北京法源寺》取材于李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加剧之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变法人士，劝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推行新政，无奈变法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慨然赴死。导演田沁鑫以法源寺为灵魂超度的道场和思想交锋的阵地，从当代文化立场出发，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晚清历史的波谲云诡、仁人志士的肝胆热血、生死较量的尖锐激烈。《兰陵王》的故事产生自上古传统戏曲，它透视人性、饱含哲思、蕴涵辩证，寓意深刻，兰陵王的本我与可人儿、大面之间的伪装与伪化、阻抗与挣扎的心理动机与外在行动，逻辑清晰，如流水般顺势展开却形成抓牢人心的张力。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艺术发展，2014年国家艺术基金开始设立，到2018年已经资助与话剧相关的项目400多项。以前话剧艺术只在京沪两地演出较多，一些边远地区则鲜有所见。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地方话剧院团的艺术积极性，滇、陕、甘、宁、青、川、藏、黑、吉、辽等省区，甚至一些二三线市镇，话剧演出明显增多，一些校园剧社、民营剧团的话剧演出也蓬勃开展，进剧场观赏话剧业已成为百姓文化消费的重要方式。

　　在2019年6月闭幕于上海的第12届中国艺术节上，共有《谷文昌》《追梦云天》《历史的天空》《苍穹之上》《柳青》《干字碑》《共同家园》7部话剧参与演出。这些话剧是近3年以来话剧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进行艺术探索与舞台实践的美好结晶，其中一些剧目品相良好，具有经典潜质，显示了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的趋势。

　　好的艺术作品的产生需要有好的发展环境，需要完善的文化生态。我们面临着历史上最好的话剧发展际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解决新的问题。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创造出从 “高原”向“高峰”迈进的话剧作品。

　　（作者：宋宝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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