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宝元年（742年）八九月间，已过不惑之年仍怀济世报国之心的大诗人李白应唐玄宗之召再入长安。与前度干谒无门、遭逢冷遇不同的是，这一次甫入长安，便得到玄宗和同代文人的广泛赞誉。据说唐玄宗降辇步迎、亲为调羹，对他大加赞赏。贺知章见其飘然不群、才情卓异，称他为“谪仙人”。一时间，李白之名震长安，到处逢人说诗仙。但自认“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的李白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仍难以施展，不过于宫廷之内，宴乐之时，做些个《清平调》之类的帮闲文字。济世之才无由发挥，心中郁愤的李白不得已“浪迹纵酒，以自昏秽”。未几，李白即因洞悉时政之弊，加之高力士、杨太真妃等人屡进谗言致使玄宗日渐疏远而萌生“归”意，终于在天宝三年三月离京。在长安尚不足三年，但这一番经历，却是李白“学道”与“从政”纠结转折的关键时段，历来为后世史家文学家探幽发微的重点所在，也铺排演绎过多部或震人心魄或教人叹惋的文学故事，形成了关于李白与时代疏离甚或对抗的惯常叙述。他白衣胜雪、不拘常调、潇洒飘逸、放荡不羁、超然物外，无人间烟火气的形象，也因此长留于文学想象的核心叙述之中。

　　历来文章家关于李白与时代交互创造的一面较少发挥之处，恰为新编秦腔历史剧《李白长安行》（西安秦腔剧院易俗社演出，编剧阿莹，导演沈斌）的要义所在。虽以李白长安三年的若干重要史实为依据，《李白长安行》却无意于对李白这一阶段思想和生活经历做简单的历史性再现，而是包含着艺术地处理诗人与时代、文学与现实复杂关系的独特用心。既有对诗人宏阔之天下意识的叙述，亦不乏对其具体的生活关切的艺术呈现。其展开路径有二：其一，以设法成就薛仁与花燕的恋情为例证，表达李白极为浓重的现实关切和内在自由不羁的浪漫情怀，此为李白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二，以开放边关书禁为切入点，表征李白的天下意识和经世致用的博大胸怀。二者彼此融汇交织，共同表征着诗人和他的时代的复杂关系——诗人之于时代，并非单纯的被动的放歌与抒情，而是互相影响与相互成就。文学艺术的核心意义，也并非吟风弄月、惜时叹逝、怡情悦性式的“填闲”和“帮闲”，而是秉有经世致用的实践价值和化成天下的精神意义。即便潇洒飘逸、卓尔不群如诗仙李白，胸怀家国、心忧天下，力图充分发挥个人的社会价值，仍属其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核心。个人生命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自然呈现为文章之兴替，亦无不与世运之推移密切相关。也因此，“长安挥墨三千丈，秦岭做案写诗章。请君为我侧耳听，天上飞歌绣盛唐”便成为李白思想与写作要义的真实写照，亦属《李白长安行》的点睛之笔和要点所在。

　　因是之故，“致广大而尽精微”成为表征李白与时代关系的重要方式。以经世致用的博大胸怀做底子，李白对薛仁和花燕恋情的关注也便有了更为丰富的意义——既报答数年前薛仁赠银之义，亦不乏欣赏薛仁科考之时论及经书关禁的勇气，而后者恰属《李白长安行》的枢纽所在。李白慷慨自负、气度弘大，自然不欣赏寻章摘句的科考文章，以为“科场多是陈规腔，岂能涌出精彩章？”其所谓之精彩章，并不仅指文章的艺术品质，而是更为看重文章之后作者现实关切之有无。而边关书禁所涉，乃时代的重要问题。“大唐朝边贸繁荣车流欢，唯有那史籍地志堵边关。边塞楼高悬一纸禁书令，望关外多少孩童读书难。仰头盼圣贤笔墨通漠北，暖风吹周礼文明西域传。”是故，他对薛仁科考之时论及边关书禁大为欣赏，以为与己心有戚戚——此为“精微”处。其“广大”处在于，将薛仁的“罪行”与边关书禁会同处理——薛仁之“罪”，在其所抄写之《史记》被胡人所购，胡人携书闯关之际被擒，追根溯源，薛仁自然难逃罪责。李白欲救薛仁，上书取消边关书禁乃釜底抽薪之举。而如上种种，同时也与李白个人际遇的变化密切相关。初闻薛仁与花燕遭遇之时，李白尚可谓踌躇满志，自以为其经天纬地之才将随着进入朝堂而得以发挥，故而对促成薛仁与花燕的恋情信心十足。他在玄宗宴饮，太真妃做《霓裳羽衣舞》后献上《清平调》之际，有意成就薛仁与花燕的姻缘，无奈事与愿违，薛仁被囚，他也遭遇进入长安之后的第一个打击——发觉玄宗并无意于用其经世之才，不过期待他作些个应景的闲赏文字。翰林供奉也不能进入朝堂纵论国家大事，这与其获知玄宗征召之后的自我期待截然不同：“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归时倘配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嗣后李白浪迹纵酒之举，或许也包含着消极抵抗之意。该剧结尾处，玄宗下诏取消边关书禁，薛仁与花燕得以团聚且将被重用，诸种努力可谓圆满，但因洞见时局之弊及个人怀抱无从舒展的处境，李白遂生离京之意，却也完成了个人精神史上的重要转折。其由“庙堂”返归“江湖”之后作品不断，俯仰吞吐之间，事态人情物理，一一涌上笔端，然于兼善天下处，仍不能或忘，其得失、荣辱、进退，无不与此有关。

　　该剧第四幕李白与李林甫围绕边关书禁的论争关涉到文化和世界观念“守成”与“开放”的根本分歧。因有更为宏阔的思想和文化视野，李白并不赞同史书地志不能出关的做法。而依李林甫之见，边关书禁自有其合理性，可防止“外番阅我史典，知我权谋，愈发狡诈”，其意在“守成”；李白则以为以儒道文化化成天下而使万邦来朝意义甚大，其意在“开放”，根本用心与当下文化精神共同体建构的思路约略相通。缘此，李白“今发誓粉身碎骨再上奏，定要那边塞中原相亲和睦，物华通达——文明礼序四海扬”也便成为极具时代意义的表达。唐玄宗最终亦赞同此说，故有如下总结：“大唐盛隆，物华天宝，史籍经典，四海流芳。各处关隘，解除禁令，促使牧人，丢弃蛮荒。”此亦为思考并结构世界的中国古典“天下体系”得以达成的原因所在，亦是开放包容之盛唐气象的核心品质，于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李白长安行》植根于历史史实，却不拘泥于历代解释的基本路径，而是尝试在新的时代语境的宏阔视域中重新发掘历史故事的当下意义。李白的天下意识和济世情怀，他和他的时代的互动共生，无不说明诗人之于时代的价值关切和责任伦理的不可或缺。就此而言，《李白长安行》藉由李白的故事所展开的新的思考，可为当下文学艺术重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提供有益参照。

　　（作者：杨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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