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老舍公开发表了话剧剧本《茶馆》，不论是在老舍本人的创作生涯中，还是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话剧史上，这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剧本修改完成后，交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经过几代导演、演员等的共同创作，《茶馆》在一代又一代观众中均赢得盛誉，数次出境演出也引起热烈反响。而今，作为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茶馆》每年都在上演，观众依旧追捧，一票难求。《茶馆》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以民族气派演绎家国情怀，艺术上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等等，这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仍然极富启示意义。

　　曹禺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

　　《茶馆》剧本最初发表在1957年7月的《收获》创刊号上，它的创作，自始至终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紧密相连。早在1956年8月，老舍带着一个尚未定名的剧本初稿来到北京人艺，将剧本朗读给曹禺、焦菊隐等几位剧院领导听。这是个四幕戏，从1898年戊戌变法写起，主角是政治主张各不相同的秦氏三兄弟，其中第一幕第二场是在清末的一家大茶馆里。经过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茶馆这场戏非常生动，可以此为基础再发展出一个新戏。因为茶馆是三教九流汇聚之地，以小见大，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带着这个想法，曹禺、焦菊隐专程到老舍家中与之商量。老舍听后立刻说：“好！这个意见好！我三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三个月后，老舍果然完成了剧本，这就是《茶馆》。

《茶馆》剧本最初发表于1957年7月的《收获》杂志创刊号

　　这一回，三幕戏都发生在茶馆里，原剧本中的秦家三兄弟只留下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但第一幕充实了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物，整体气势宏大，更为精彩。曹禺后来回忆说：“我记得读《茶馆》剧本第一幕时，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了好作品的心情，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这四十来分钟的戏，也可以敷衍成几十万字的文章，而老舍先生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重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这真是大师的手笔。”

　　初稿完成后，北京人艺艺术委员会对剧本进行了讨论，大家觉得后两幕仍需进一步加工，副院长欧阳山尊又到老舍家中，谈了意见。老舍谦虚地接受建议，并表示希望大家帮助他，尤其是第三幕所反映的年代，因他当时不在国内，对情况不甚熟悉。其后，老舍广泛吸收各方意见，不断丰富修改。比如其中一稿的结尾，原来写的是一位以说书人为掩护的革命者，在茶馆暴露了身份，王掌柜为救他而中弹牺牲，老舍征求于是之的意见，于是之说他希望戏的结尾是“三个老头话沧桑”，然后王掌柜上吊，说时老舍并未有太多反应，没想到最终他采纳了建议，并发展出后来这个给人无限苍凉感的结尾。

　　1957年12月2日，老舍又到北京人艺，首次向全体演员朗读剧本，并不时演示某个人物的性格、生活习惯、动作特征等，激发起演员们强烈的创作欲望。他们争相申请角色，哪怕只得到一个演茶客的机会也十分满足，《茶馆》由此正式建组排练。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出版了《茶馆》剧本第一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

　　十几天后，《文艺报》举办了《茶馆》剧本座谈会。张光年、赵少侯、王瑶、张恨水、李健吾、焦菊隐、夏淳等出席了会议。与会者一致对《茶馆》给予高度评价，陈白尘说：“剧本才三万字，就写了50年70多个人物。精炼程度真是惊人！虽然是旧时代的葬歌，但爱憎是分明的。特别是透露了作者对于剧中并没有出现的新社会的爱。”林默涵谈道：“从《茶馆》的表面看，日子是越变越糟了。但作者向我们暗示了一种潜在的力量，这个力量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现在很需要这样的剧本。老舍同志是通过对旧社会的批判，表现了他对新社会的热爱。作者虽然没有写到新社会，但正因为他热爱新社会，才对于旧社会有更深刻的憎恨。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看了这出戏，会更加爱护今天的新社会。”

　　周总理说：《茶馆》是一出好戏

　　正如老舍所言：“《茶馆》这出戏，当作剧本读一读也许有趣，拿到舞台上去可真不好演……”把这样一部语言生动、人物众多但缺少完整故事和戏剧冲突的剧作搬上舞台，真的要靠导演的功力了。焦菊隐要求演员们从生活和人物出发，去熟悉了解剧本中的时代和生活，努力挖掘类似的生活环境和原型，同时邀请专家介绍老北京有关的生活情况和风土人情。在考虑导演的创造时，焦菊隐时常提醒自己：“戏是演给广大观众看的，检验演出效果的好坏，首先应该是广大观众。因此。导演构思一个剧本的舞台处理，心目中永远要有广大观众，要不断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考虑舞台上的艺术处理，检查表现手法，看看一般的普通观众是否能接受，能欣赏。首先，得让观众看得明白，再叫他们喜闻乐见，然后，才谈得到感染他们，使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

《茶馆》场记本  图片由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提供

　　此时正值北京人艺建院第六年，全院都沉浸在浓厚的钻研业务的氛围中，从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到探索“话剧民族化”，大家从理论到实践，专注于每一次的创作。在《茶馆》开排前的小品练习中，就有了“鹌鹑斗”这样一个神来之笔。第一幕中，秦仲义和庞太监上场后发生了“遭遇战”，两人针锋相对，是为表现维新派与保皇派之间的势不两立，这场戏是第一幕的“魂”。饰演者蓝天野和童超觉得这一段表演需要更具体的依托，两个人一定是在上场前有私人过节儿，才会见面就“掐”，于是他们碰撞出这样一个小品：秦仲义托人物色到一只漂亮的鹌鹑，正巧被庞太监看到，他也争着想要。秦二爷年轻气盛，坚决不让。双方争相抬价，刘麻子在两人之间来回说合，甚是为难。最后还是财大气粗的秦二爷争得了鹌鹑，但他为了打击庞太监的气焰，灵机一动，挑衅道：“去，送给庞老爷！”这确实是蓝天野巧妙的即兴创造，而看着送过来的鹌鹑，童超想到这位刚刚战败又遇突然袭击的庞太监，此刻该如何招架呢……有了！他扬声吩咐李三：“把它拿到后厨，给我炸了！”秦二爷这边回应一声：“庞总管，您好雅兴啊！”斗争结束，但此刻观者尚觉戏犹未尽，剧中两人一番斗嘴之后的几声“哈哈”的干笑响起……这一段精彩的发挥，令剧组中的演员们禁不住拍手称妙，成为《茶馆》排演中即兴创造的美谈，更在无形中激发起剧组其他演员的创作热情。

　　《茶馆》的排演正当北京人艺走在探索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上，导演一直在思索如何将民族戏曲的表现手法“化用”到话剧舞台中来。《茶馆》第一幕无疑非常适合运用戏曲的表现方式，比如用“亮相”的办法突出人物形象。秦二爷的意气风发，庞太监的尖声狂笑，两个特务的狼狈为奸，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王掌柜的小碎步和轻快的台词，常四爷和二德子之间一言不合拉开架势的造型，都借鉴了表演者各自熟悉的京剧流派和行当的表现手法，无形中使表演的节奏更为鲜明。而剧中的自然音效、叫卖声和后来添加进来的“数来宝”，都强化了民族化的表现手法，突出了整个戏的民族味道。正是所有的艺术手段和谐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完美的整体感，才给观众带来酣畅淋漓的观赏体验。

　　经过近4个月的排练，《茶馆》于1958年3月29日首演。但不久，就有人对它提出了批评责难。当年7月10日，苏联专家彼得罗夫来看《茶馆》演出，老舍、梅兰芳陪同。这是首轮49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963年1月，北京人艺决定重新整理《茶馆》。这一轮排演，导演煞费苦心，成立专门的小组解决“红线”问题，在三幕中都加了“进步”情节；第三幕结尾则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高涨，学生冲到茶馆来贴标语，在常四爷兴奋地张罗着给学生们送开水的时候幕落。这一次，老舍没有参与修改。开演前的连排，老舍来看了演出，看完并未发表意见。正式公演后，有些关心爱护北京人艺的朋友都为剧院感到担心，认为这仍是一次不合时宜的演出。这一轮共演出53场。

1963年4月2日，老舍（前排右二）观看《茶馆》排练后与演职人员交谈  图片由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提供

　　7月7日，周总理来看演出，看完后因马上要乘飞机外出，没来得及仔细谈意见，只对焦菊隐等人谈道：《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还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他还叮嘱说，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他要亲自告诉老舍先生。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周总理看戏后曾对她说：青年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旧社会，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茶馆》能让青年们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是多么可怕。

　　彼德·布鲁克：“看了你们的戏，我明白了你们所说的民族形式与现代戏剧相结合是什么含义了”

　　1976年11月，文化部提出恢复上演话剧、歌剧、舞剧的优秀保留剧目。北京人艺艺委会特别对《茶馆》能否恢复重演作了具体分析，最后一致认为：“《茶馆》是一出对人民有益的好戏；艺术上对我们恢复剧院的现实主义传统、提高艺术质量和培养演员都是大有好处的。”不久，《茶馆》即列入北京人艺1978年整理上演的保留剧目，由夏淳任导演。历经20年沧桑，老舍、焦菊隐先后作别人世，再次执导《茶馆》的夏淳感慨万千，他在导演后记中记述了这样的心路历程：“最近这次演出之前，我们为了考虑能不能上演这个戏，仍然很费了一番周折，生怕再犯一个什么错误……但毕竟我们……思想也解放了许多，因此才提出并研究了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所谓红线的问题。所谓红线，无非就是指作品的政治性和思想性，而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本来就应该蕴藏在作品之中，包含在作者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是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不应该是附加上去的。总不会有一个作品，本来没有红线，而需要我们替作者硬加上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可是我们的确曾经这样做了。”经过和演员们的共同研究，夏淳将这一回的结尾处理为三个老头撒纸钱互相告别后，王掌柜在暗淡的灯光下一番无声的心理独白，然后拿起腰带向院里走去，门外学生游行的歌声愈来愈强，幕落。

　　1979年2月3日，全国文联和北京市文联联合举办老舍诞辰80周年纪念会，《茶馆》第一幕在会后的纪念演出中亮相。3月12日，重新整理的《茶馆》首演，很快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先后有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等多国文艺同行和官员来看戏。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戏的剧本、导演、演员是一流的，舞台美术、化妆和音响效果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未想到中国有这样的戏剧艺术，他们原以为中国只有京剧或杂技、歌舞。多年来，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没有艺术，只有宣传，如果《茶馆》能到国外去演出，就能让国外的观众明白，中国并不像有些国家宣传的那样“好战、扼杀文化”，因此他们强烈建议《茶馆》走出国门。不久，中宣部、文化部均表示同意《茶馆》出国演出。与此同时，德国友人乌韦·克劳特和他的父亲也为《茶馆》赴德国演出积极奔走着，他们向德国曼海姆民族剧院推荐了北京人艺和《茶馆》，引起该剧院的高度重视。

《茶馆》1979年演出第一幕剧照   图片由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提供

　　这一年，《茶馆》共演出134场，随着它的影响日益扩大，北京人艺再次表现出“龙马风神，骆驼坦步”的创作精神和“建设学者型剧院”的艺术理想。曹禺院长说，不要匆忙出去，一旦出去，就要一炮打响！剧院要求《茶馆》剧组做一次全面的艺术总结，针对表演方法、观演关系等进行深入探讨。考虑到大多数人对西方戏剧的状况所知甚少，剧院又成立了“读书会”，组织大家按指定书目读书，同时邀请多位专家做讲座，对西方各国戏剧进行集中强化学习。曾在《茶馆》中饰演小太监的吕中回忆：“就在‘读书会’这一段时间里，我相当于补了一个大学的课，上了一个研究生。尤其是请专家讲西方的戏剧。比如说荒诞派的诞生，是对平庸生活的一种探讨；生命跟宇宙之间，人和人，人和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像《等待戈多》所表现的，人这一辈子都在等待着奇迹的发生，一直等到最后。自己心里到底追求什么……当时我就想，我们是现实主义表现方法，但北京人艺好就好在永远不封口，永远不说自己是唯一的。所以后来人艺接待了很多外国戏的演出，也排了很多外国戏。”

　　1980年9月25日，历经一年多的努力，《茶馆》剧组一行60余人从北京起飞，开启了中国话剧的首次出国巡演之旅。没想到途中遭遇两伊战争，航线受阻，经过一番难以想象的周折，抵达法兰克福时已错过了首演时间。但剧组不顾旅途的奔波，于9月28日到达的当晚即举行了首演。后来乌韦回忆：“《茶馆》的首次演出确实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其后各场演出都无例外），演出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观众齐声喝彩：‘妙啊！妙极了！’……当一些观众激动忘情地用脚跺地板时，我们有些演员感到有点不踏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欧洲观众表示赞赏的最高形式……常常有一些心情激动的戏迷跑到后台或等在剧场出口处，要求同演员交谈；不少电台、电视台和报社也前来采访。那些夜晚简直像狂欢节！”

　　此行，《茶馆》剧组历时50天，踏足西德、法国、瑞士共15个城市，共演出25场，所获成功是出人预料的。在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充满好奇的心理下，《茶馆》让他们在两个多小时里不但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史，更领略了中国话剧的艺术魅力。

　　杜塞尔多夫《莱茵晨邮报》在名为《老好人，小市民，造反者》的报道中谈道：“老舍借助特别典型的环境让观众了解中国的社会。一个茶馆的掌柜，点头哈腰，竭力去适应不同的政治倾向，曲意与军警宪兵和腐败的政客周旋，这是一个欧洲人很容易同自己本国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人类经历。顷刻之间，西方殖民政策昭然若揭。看了这个剧，人们无疑会联想到经济大国目前对第三世界的操纵。”

　　恰在法国的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彼德·布鲁克看戏后兴奋地谈道：“你们的演出是一个整体，演员之间显然有很深的默契。你们的演员非常高明，了不起！这在我们这里是做不到的，我们请不起这么多好演员。还有，你们的演员掌握节奏与速度的准确性是了不起的！这一点值得欧洲演员学习。你们是现实主义学派的表演。这一学派的表演有两个通病。一是过火，主要是表演情绪；另一个是瘟，缺乏表现力。你们恰好克服了这两点。你们的表演，首先是含蓄的、轻巧的，不是重的、过火的；同时又是富有表现力的。你们的演员充分利用了手势、语调、面部表情把戏充分打到观众那里去。这是一般的现实主义表演所缺少的东西。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看了你们的戏，我明白了你们所说的民族形式与现代戏剧相结合是什么含义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茶馆》又陆续赴日本、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等地演出，所到之处，均引发当地观众和同行对《茶馆》和中国戏剧与文化的极大热情，也给海外华人带去不尽的温暖与自豪。

　　1992年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之际，一大批建院元老即将告别舞台，作为纪念，《茶馆》在首都剧场迎来第374场演出，这也是第一代《茶馆》演员的告别演出。观众热情空前，凌晨三点便赶到剧场排队，老舍的长子舒乙也在队伍中。原本20元的最高票价被炒至人民币200元、美金50元一张。演出座无虚席。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不愿离去。

　　梁冠华：“《茶馆》已经长在我的身上了”

　　1999年，老舍百年诞辰。当年10月，新版《茶馆》在修葺一新的首都剧场公演。导演林兆华秉持“敬畏经典但绝不克隆，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的艺术理念，对演出进行了适度的变化和处理。经过慎重考虑，戏的结尾恢复了老舍的创作原貌，以沈处长上台后一声“好”收尾。林兆华以为这更符合原著的文本风格，这是老舍式的黑色幽默。在布景方面，林兆华希望在视觉上让观众感觉更通透，更具历史厚度和北京风貌，舞台上出现了两条街，茶馆的整体结构是倾斜的，只在某些细部写实。新版的演员阵容堪称强大，他们对经典有普遍的共识：应该保留原来的样式、画面、创作方法和审美标准，并通过不断的演出，使其成为范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模仿老版，每个人对角色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这一版演出仍旧获得观众的普遍关注，并在国内多地巡演。2004年5月，《茶馆》迎来自1958年首演以来的第500场演出，并于当年7月赴台湾连演8场。

　　2005年6月，为纪念焦菊隐百年诞辰，北京人艺决定恢复焦菊隐版《茶馆》，仍由林兆华担任导演。当年10月，恢复后的《茶馆》赴美国华盛顿、伯克利、休斯敦、洛杉矶、纽约5个城市演出15场，受到当地观众热情的赞誉。回望近60年前，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亦曾踏足华盛顿、纽约，那时老舍就曾说，中国的话剧并不比美国的舞台剧逊色。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剧场，近3000名观众沉浸在3个小时的演出中，演出结束后，热烈的掌声持续了5分钟；在伯克利大学演出中心，2033个座位之外还卖出了30多个加座，还有一些人自始至终站在最后一排看完了整场演出。在当年北京人艺举办的纪念焦菊隐百年诞辰研讨会上，林兆华说：“话剧作为舶来品，原本在中国是没有根基的，是焦菊隐提出了话剧的中国学派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实践。他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中国的传统戏曲美学之上的，而《茶馆》的艺术完整性正渗透着焦菊隐总体的戏曲美学原则，比如戏的节奏、多元化的表演、时间与空间的叙述方法等等。焦菊隐一直坚信我国的戏曲在表现手法上经验丰富、成熟，而且已经达到了灿烂的程度，在当代，我们继承焦菊隐的中国学派应有紧迫感。”

《茶馆》2005年演出剧照  图片由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提供

　　而今，作为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茶馆》每年都在上演。2014年，饰演秦仲义的杨立新接受林兆华委托，成为《茶馆》的执行导演，这种接棒更似一种舍我其谁、必须承担的责任。历经20年300多场演出的历练，演员们对角色的理解和把握更为深刻和准确了，用梁冠华的话说：“《茶馆》已经长在我的身上了。”每一次幕启幕落，观众掌声如潮，都让演员们更加确信：以民族特有的艺术样式演绎家国情怀与人民命运，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方向和道路。

　　（作者：刘琳 单位：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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