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工匠精神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塑造工匠形象的文艺作品也日趋增多。新近在北京上演的由内蒙古自治区话剧院出品的话剧《大国工匠》抓住了当下社会对敬业、求实的工匠精神的心理期盼，通过塑造内蒙古三机厂三代兵工人形象，发掘了工匠精神的美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既包括在民族危急时刻的从容赴难者，也包括和平年代的默默奉献者。就文艺创作而言，后者的故事相对平淡，创作的难度也相对较高。《大国工匠》讲述的是从郑浩天、陈之培到陈启生、李泉兴，再到彭海洋、王西的三代工匠的故事。他们从事的工作关系国防安全，他们又都是有着喜怒哀乐的普通人，生活和工作甚至还有些单调和乏味。把这个群体搬上舞台，更考验创作者的情怀与才思。

　　该剧以共和国5次大阅兵作为线索来结构剧情，为工匠故事找到了国家历史进程的宏观坐标。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和平年代，阅兵无疑是展现兵工人风采的最好舞台。剧中，为了完成阅兵任务，郑浩天为了赶工交图纸舍弃了爱情；陈之培为了救日夜加班的爱徒李泉兴，手被卷进了机器……同时，老年郑浩天在剧中承担了讲述者的角色，作为剧中人和旁观者，他在舞台穿插出现，既说事也陈情，勾连起了历史与现实，为剧情划重点，使该剧的思想内涵更为凸显。

　　在《大国工匠》的舞台上，有两类工匠形象，一类是以工程师郑浩天为代表的知识型工匠，另一类是以焊工陈之培为代表的技术型工匠。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工程师在实验室的脑力劳动，还是焊工在车间的体力劳动，都不以追求美感为主要目的，但作为舞台形象的工匠必须具有审美的可能，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

　　《大国工匠》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创作者巧妙地把焊工的劳动作了舞蹈化的处理，当台上的焊工们伴随着音乐节奏整齐划一地表演时，立马让人体会到了工匠精神的美感，不但生动刻画出了这部剧中精益求精的大工匠形象，而且在普遍意义上展现了工业生产的美学内涵。事实上，把本职工作当作一件艺术品精雕细琢地去完成，本身也正是工匠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大国工匠》讲述的故事跨越两个世纪，涵盖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伴随的则是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上世纪末，当三机集团取代了三机厂，兵工行业面临技术升级、工人下岗，需要有人承担转型的阵痛。这是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又一次大分流，对此，《大国工匠》的创作者没有回避，而是以理性冷静的笔法作了表现。

　　第三代兵工人彭海洋离开三机厂，去了开出五倍薪酬的公司。作为师爷的陈之培的临别赠言寓意深刻：“去吧，孩子，我们这代人和你师傅这代人，都是在单位里从一而终的。就像结了婚，就没想过离。你们不一样。多见世面，也许就能走出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别忘了回家怎么走就行。”后来，在陈之培的寿宴上，彭海洋回来给师爷祝寿，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当年出走的争论，再一次深化了“回家”的内涵。确实，在时代的进程中，历史理性与人文情怀是充满张力的悖论，而优秀文艺作品的魅力，恰在于直面并呈现这一悖论，促使人们平心静气地聆听社会进步的足音。《大国工匠》中，我们看到了创作者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呈现社会转型的努力，以及从世风流变中对天理人心的追求。

　　更值得注意的是，剧中还塑造了以王西为代表的“兵工新人类”。王西这个角色喻义丰富，他是兵工技术发展的缩影，同时又把剧中郑浩天—陈启生、陈之培—李泉兴—彭海洋这两条工匠传承线索汇合在了一起。时代发展到王西这一代人，他承续的不仅是知识与技术，更是几代兵工人的阅兵梦和家国情怀，技术或许会过时、知识可能会落伍，但精神是不灭的。舞台上的《大国工匠》结束于2015年大阅兵，但事实上，它的结局是开放的，新时代的工匠故事充满希望，他们所创造的民族史诗也必将继续被书写。

　　当然，以笔者看的那一场演出而言，该剧还有一些细节值得进一步推敲和打磨。比如，老年郑浩天作为讲述者的角色似乎有些抢戏，由于他的叙述主体意义过强，让人感到该剧应聚焦于郑浩天这一角色，但事实上，两条线索是并行的，甚至陈之培这条线的戏份还更多一些。因而，如果将讲述者干脆置换为陈之培，或许更加合适。再如，剧中洪莲、余香凝等女性角色的形象还不够丰满。余香凝积劳成疾去世那一场十分感人，但剧中对她为了爱情而留在内蒙古的情节描写比较充分，对她为了事业而献身兵工的刻画却过于疏淡，似有舍本逐末之嫌。不过，瑕不掩瑜，总的来看，《大国工匠》作为这一题材话剧艺术的新成果，以充满正能量的感人故事和多媒体配合的精致舞台，为中国艺术史上的工匠史诗增加了新的内容，在给人以艺术熏陶的同时，滋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作者：胡一峰，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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