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人要做“化学家”，通过优秀作品将四功五法“化”为时代审美、“化”作民族精神、“化”为文化自信、“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舞台逐渐采用导演制，有了专业的戏曲导演。戏曲导演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大学专业培养的或话剧导演出身；一是像我这样从戏曲演员转行的。对从演员转行的导演，人们似乎总有误解：演员这条路走得不好才另谋“高”就。其实不然！转行不是滥竽充数、不是退而求其次，而应该是“演而优则导”。无论哪种导演都要学会“化”，做个有丰富积累并能够准确表达的“化学家”。只有真正了解戏曲艺术真谛，有扎实的基础、丰厚的舞台实践经验，导演这条路才能走得更持久。

　　“化”一是指内在深化。导演专业出身的戏曲导演文化积淀和理论修养较高，表演经验相对薄弱或缺乏，传统基础较为薄弱，甚至对戏曲抱有偏见、意图“跨界改造”戏曲；从戏曲演员转行的导演，有扎实的科班基础和深厚的舞台情结，但历史文化滋养、艺术理论支撑相对薄弱。这两类导演都需取长补短、查漏补缺，唯有通过长期积累、丰富的实践和换位理解，才能达到创作内功的全面深化，才能真正称之为戏曲导演。

　　“化”也指创作过程中的“转化”。我一直秉持这个观点：古不陈旧，新不离本。上世纪80年代，戏曲界普遍认为传统太陈旧，应该搞一些大投资的改革，用绚烂的灯光、舞美和商业包装吸引眼球。我们尝试过，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观众一时新奇，拍手叫好，但遭到许多人反对。如今想来，当时我们的确丢弃了传统，把理应好好呵护的本体抛向边缘。幸好及时回头。这条弯路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剧种的根以及传统“四功五法”的重要性。特别是昆曲，没了典雅的文学、细腻的表演和严格的曲牌格律，还是昆曲吗？脱离本体的创新都是不成立的，无根之木、无水之源不会长久。

　　那传统又当如何继承呢？老戏班有个说法叫“偷戏”。这个“偷”不是指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是以传统为基础，在剧种母体内恰当地转化与创新，即唯有“化”，才是继承和发展的科学态度。昆曲人从来都不是教条主义的，从“传”字辈的老师们开始，他们会生活、善思考，既尊重传统又不被传统束缚，正是几代人共同努力和奋斗，才将一出又一出优秀的昆曲作品立在舞台上。

　　“化”还体现在导演甘于“隐身”。恩师李紫贵先生以前经常教导我，导演绝不能喧宾夺主，传统技法、理念和剧种特征一定要“化”在演员身上、“化”在人物身上、“化”在作品里。同时，根据演员和行当流派的不同，“化”的方法也不尽相同，除了“化”，更要“活”，灵活地“化”，才能提升作品整体性和生命力。

　　昆曲有六百多年历史，但它不是陈旧、古老的代名词，通过向各个剧种、各种艺术形式、各种表演方法学习，它依然可以保持勃勃生机。当前，我们通过压缩体量、删除枝蔓的“减法”和将折子戏整理改编成大戏的“加法”，将现代思维、创新理念“化”在传统作品中，使其文学性、逻辑性、节奏性更强，人物更丰满、立体，如此也更符合当代审美。

　　戏剧创作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集体智慧的合力。这就不能缺少主创之间的“化”，唯有互化、互融、互通，共同促成作品的完善和圆满，才是创作者最大意义的成功。创作没有大小导演、大小编剧之分，更没有大小演员之别，不可以自我为中心，将个人主观意图凌驾于其他主创之上。对于各方关注和意见，我们也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将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化”为作品的有效营养。

　　让每一出戏都成为剧团和好演员的代表剧目，这是一个好导演的最高宗旨和最大价值；一出真正的好戏应该是大剧场能演、小舞台能演，大城市能演、小社区也能演，被广大观众认可和肯定是一个导演最大的幸福。从武生演员到导演，几十年来我有幸为上海昆剧团五代演员都排过戏，每一代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代表作品，有了下一代的传承与衔接，这是剧团的精神血脉，也是剧种发展的良性循环——当所有人都“化”为一股绳，昆曲的“家底”才能越滚越大，给后人真正留下一些东西。

　　回望来时路，昆曲始终与时代同行。没有当年政府扶持，就没有昆曲的“起死回生”，更不会有昆曲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习近平同志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发展的根本，是精神命脉。当下我国尚有三百多个剧种，她们或古典雅致，或风华正茂，或婉转质朴，或高亢激越，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浓缩着国人千百年来的集体审美。无论是古老的昆曲、梨园戏、秦腔、京剧，还是年轻的越剧、沪剧、黄梅戏，不同剧种间都应打破壁垒，互相学习、吸收与借鉴，推动戏曲人学做“化学家”，通过不断推出优秀作品，将四功五法“化”作民族精神、“化”为文化自信、“化”为时代审美，最终“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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