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三国演义》的著作者，虽说罗贯中生平事迹所遗不多，有些情况(如籍贯等)还说法不一，但人们对他的学识才具还是比较认同的。 《三国演义》的写作,所据除陈寿的《三国志》外，还有裴松之的注文以及其它的民间传说等等。六百多年来， 《三国演义》作为“才子书”和中国古典名著，无论是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都是极为称道而广为流传的。其影响不仅在中国国内，还越出国界，远及东瀛日本和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但在近世，也有不少人指评它有拥刘抑曹倾向，认为这显然是旨在维护封建帝制的正统地位。要说《三国演义》中这样的倾向，平心而论，不能说没有，只信手拈来，便可见一例，如“演义”七十八回的题目“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 ，直接将曹操定位为“奸雄” ;九十九回题目为“诸葛亮大破魏兵，司马懿入寇西蜀” ，双方主帅形成鲜明对照，蜀方为“大破” ，而魏方则为“入寇” ，作者感情倾向一目了然，应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并不是所有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都无例外地奉皇裔甚至皇姓为正统，如陈寿所著的史书《三国志》 ，纵然是“正史” ，却也是有倾向的。但《三国志》一书却尊曹魏君主为“帝” ，对蜀、吴君主则称“主” ，对曹魏方则用“纪”表之，而对蜀、吴则用“传”而无纪，倾向可谓一目了然。

　　有鉴于上述，我倒是觉得罗贯中的“倾向”更比较易于理解。因为， 《三国演义》毕竟属于文学作品，在处理史实时较之严格的史学专著当然允许有一定自由度。既然作为正史的著者陈寿在处理魏与蜀吴尤其是魏、蜀时那样有别，而罗贯中在做小说时表现出作者的一定感情倾向就更不足为怪。尽管如此，我仍不认为他的“倾向”绝不完全来之于“刘姓正统论”这样狭隘心理。那么，还有哪些不可忽略的因素呢?

　　一是时代环境对著者的思想影响。在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时期，阶级和民族矛盾极为激烈，长期遭受蒙元统治者残酷压榨的大江南北各阶层民众，强烈的反抗意识如干柴烈火。在这种情势下，作为一位有正义感，有鲜明爱憎的文人，罗贯中笔下的指向绝不可能没有明确的体现，他的感情倾向也不可能是含混的状态。他需要寄托，需要“借题发挥” ，以表达对恢复汉家河山的渴望。

　　“拥刘抑曹”另一因素是著者的道德选择。在人群社会中，存在着人们较普遍认同的人性善恶与道德是非的标准。以汉末三国中的曹操和刘备来说，作为宦官养子之后的曹操和清贫之家的刘备，后者自然容易获得著者的同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没有扼住著者的笔锋，反使一位有主见有血性的文人洞见了他的野心和权谋而生反感。更重要的是，曹操既猜疑又霸气，曾因为报父仇而在徐州屠城(见《三国志》 《后汉书》 ) ，无辜杀吕伯奢全家(见裴松之注) ，残酷清除孔融、杨修、华佗等人(见《三国志》 《后汉书》 ) 。反观刘备一方，从正史记载上亦未有滥杀无辜的纪录;入川以后，以刘备和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政权，对属下和民众也治理有方，赏罚分明。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宽仁安抚之策，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殁于军中的信念都足以让后世仁人志士和广大民众景仰与追忆。所有这一切，当然也不可能不影响小说作者罗贯中的思想倾向。因此，如果是人性和道德力量推动了《三国演义》 “倾向”的形成，应该说是有说服力的。

　　不过，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毕竟不会被感情一味牵动而意气用事。罗显然相当懂得如何忠于历史，知道应当有理性地反映生活。尽管他在笔下时不时地流露出某种感情倾向，但对三国时期的历史发展，对主要人物的命运和结构，对于大的事件梗概脉络，基本上都是写实的。在这点上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品性，是很了不起的自觉遵循。曹操应该说是在《三国演义》一书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著者对曹操从体貌到气质均未作任何贬抑，相反有多处形容他不怒自威的气度。最典型的情节是匈奴使者来谒，曹操故意耍了一个花招，以下属的一名侍卫充己居于正位，而操扮作侍卫一旁而立，待使者回去可汗问他对曹操的印象，使者答曰居正位者不见有什么特别，倒是侍立一旁者有一人气宇轩昂，非同凡辈。此例足以说明这位一代枭雄曹孟德时时都难掩他的超群“气场” 。对其才能，作者褒扬的笔法更是处处可见。当各路诸侯兵讨董卓，表面是以那位出身“四世三公”的贵胄袁绍为中心，实际上的灵魂人物却是门第并不大体面的曹操。当董卓帐下骁将华雄连斩数将，众皆股栗而作为“弓马手”的关羽主动请战时，袁氏兄弟鄙其身份低微连声喝下，惟有曹操力排众议支持关羽出战，结果一战而枭华雄首级，证明了操之识见确有过人之处。所谓“温酒斩华雄”一事，不见于正史，为小说家之妙笔。但惟此愈可看出作者有意写出曹操的超人之处。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在于，他性格的一面似乎嗜杀，而另一方面又是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往往不杀，如俘获了袁绍帐下在讨曹檄文中痛骂他的才子陈琳后，操不但没有杀他，反而牢牢地使之为己所用，在占领袁绍的大本营之后，也缴获了在这以前曹方人员暗通袁方的许多书信，而曹操下令将这些书信统统烧毁，不予追究。这样半真半假旨在笼络人心的做法，也被后世有些封建统治者所采用。

　　“演义”中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权谋家，却曾不止一次有过宣言式的表白。最典型的是第五十六回在大宴铜雀台上对诸官说的那番话： “孤本愚陋，始举孝廉……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半生愿足矣。……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个，正不知几个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 ”自谦中深含自负，洗白时充满霸气，真真假假，纵横捭阖，肆无忌惮却又非浅薄的张狂可比。

　　也许正因如此，著者同时加予这个人物头上那些负面的头衔，如“奸雄” “国贼”之类都被冲淡了不少颜色，减去了不少分量。其实，在思想倾向上，本书著者在别的场合也有不小的随意性。如在曹操征张绣的一节中，当操中绣之计慌乱中败走时，书中多称曹方之敌为“贼兵”和“贼” 。如此好像曹操和魏方又成为

　　正面形象了，幸而一般读者很可能并不甚注意这些细处。

　　对于曹操这个人物形象，书中另一方面的描写也是不能忽略的。这体现了他个性中的魅力。以他的“笑”为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赤壁兵败后曹操率少量残兵败将逃归，于途中三个节段的三次大笑，不仅是“好了疮疤忘了疼” ，而且是“疮疤没好就忘了疼” 。现在的年轻读者对曹操的此种表现颇为欣赏，认为是一种真正的“酷” 。在“演义”中操的笑还有多处。如在开篇不久董卓肆虐，群臣无计可施只能抱头痛哭时，曹操独“抚掌大笑” ，曰： “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 ”这是对一群冬烘们的讥笑，表现了操之胆识，有大家之气。此后便引出了他献刀刺卓之举，虽未成功，也算证明了他的笑非虚妄之笑。

　　当然，不是因为写了曹操这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便成就了这部《三国演义》 ，让此书成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如果拿历史上其它历史小说与之对照，诸如我小时候读过的《杨家将》 ，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征西”等;还有《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 《罗通扫北》《秦英征西》 ，以及《说岳全传》之后的《岳雷扫北》等等，相互的高下轩轾也便分了出来。它们或则历史脉络不清，或则指向不明，如“征西” ，是吐蕃还是西夏?“扫北” ，是辽还是金?更主要的是离史实太远。反正是不“征”则已，一“征”便大获全胜，班师还朝。其实以北宋为例，纵然志士仁人不少，但对北方用兵乏胜可陈，偶获胜绩，结果还是屈辱的赔款赔物，令人扼腕。这类小说的结尾，大半以虚构胜绩使读者心理上得以抚慰，甚至几成套路。要不就是牛皋抓住金兀术，骑着后者大笑而终;要不就是秦桧奸贼被大鹏金翅鸟啄了发背疽而死，与其妻王氏一起得到了报应。

　　对照其它，我对罗贯中愈增敬意。他不仅使我们后世读到了真正称得上名著的历史小说，也启示我们应当如何使感情与理性相融合，辩证地对待并塑造笔下的艺术形象。这里无可回避的是：态度要严肃，要有足够的驾驭能力，缺一不可。

　　与《三国演义》联系比较紧密的是京剧。我的胶东老乡，一位前辈京剧专家曾告诉我，在根据历史故事编演的京剧剧目里，以三国戏较为最多，应该是数以百计。记得我小时候去县城戏院看戏，海报上经常打出的也是三国戏。如《千里走单骑》 《赤壁鏖兵》 ，都包括好几出折子戏;有的干脆以《三国志》命名，是连本戏，足能演上好长一段时间。

　　在三国戏中，以曹操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也不在少数。当然，大都是采自《三国演义》中的节段。但以我当时看戏时的感觉和后来的回忆，戏剧与小说相较，虽有大同亦有异处。以曹操的扮相来说，“细眼长髯”正是《三国演义》曹操出场时的简短介绍。至于描白脸，一般的说法不外乎是奸相的共同脸谱。但也有并不完全相同的诠释。我的一位叔伯二舅走南闯北，是对戏剧演出很有悟性的票友。他的感觉和理解是：曹操的脸谱绝不止是一个“奸”字那么简单，还透着别样的智慧和诙谐多趣。我循着这一思路对演曹操的行家的脸谱仔细品咂过，从细处读出当年二舅所言确实不无道理。后来进入大城市后，听名净演曹操在唱腔尤其是道白中也别有韵致，这是某种曹操独有的味道，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白脸奸臣。

　　舞台表演毕竟与文学描写的路数不同，京剧中的曹操形象更直观，个性更强烈，但相对而言比较单一，除了净角曹操的直接表演而外，又通过其他方式揭露和控诉曹操无以复加的冷酷狠毒。如《捉放宿店》中与操一起出逃的陈宫所唱： “我先前只望他宽宏量大，却原来贼是个无义的冤家” 、 “好言语劝不理蠢牛木马，把此贼好比井底之蛙” 。在《逍遥津》中，老生角色汉献帝声泪俱下唱出曹操对其的迫害： “欺寡人好一似那家人奴婢，欺寡人好一似猫鼠相随。欺寡人好一似那犯人发配，欺寡人好一似那木雕泥堆” 、 “牙根咬碑，上欺君下压臣作事全非” 。就是这样一个霸气十足，对上下人等无不颐指气使的权相和统帅，在三国戏某些战役中偶也受挫失利时，舞台上的他竟表现出一派狼狈相。如在与西凉马超的遭遇战、征张绣夜间被张突袭，也会慌不择路，侥幸脱逃，尽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派威仪。对照小说，京剧舞台上有的情节化繁为简，有的又变简为繁。前者如剿黄巾、群雄讨董卓的前前后后，曹操戏并非重点;后者如《战宛城》 ，在京戏中是一出好看的大戏，而在小说中则不足一回。在剧中操由其侄曹安民、儿子曹昂陪同，在宛城猎艳寻欢，得遇张绣之寡婶邹氏，一拍即合，带回营中极其欢娱狎邪之能事，亦成为操取祸被袭之端倪。 《战宛城》的邹氏是剧中主角之一，是骚型花旦的重要人物形象。早年有“踩跷”绝技的演员多擅演此剧。而在小说中这些情节只不过是寥寥几笔而已。由此不难看出，京剧剧目虽采自小说，但在许多地方确是侧重点不同。这说明语言艺术和表演艺术各有擅长之处。大致上说，小说在很多情况下适于展开，易于铺叙，利于揭示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而京剧则更适于在某些具体方面鲜明亮出，凸现其突出特点，如《长坂坡》中操发布命令：“只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 ，这便从客观上造成赵云得以左冲右突，反复冲杀，减少了自身被杀伤的可能，彰显了操之爱将惜才心切。另如在《横槊赋诗》一折中，角色韵味十足的吟唱，此情此境，物我相融，自然比小说的文字描写气氛更加浓郁，人物内心世界剖露更加真切。再如《华容道》中操在绝路求生时对关羽近于哀告的语气和情态，恭卑中透着机诈。

　　总之，京剧与小说尽管表现方式有一定差别，但曹操的形象塑造都是很成功的，尤其是在前辈净角大师郝寿臣、袁世海等的精心创造之下，“活曹操”的影像仍在京剧舞台上生动映现着。

　　关于曹操的形象，包括京剧舞台上的“大白脸”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间曾掀起过一阵翻案风。在话剧舞台上，在有的剧目里，曹操一变而为话剧中的“正宗须生” ，形象似乎是愈正愈好，如此方能体现出曹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形象。但所有这些，在京剧领域中影响并不大。因为曹操的形象已成为数百年间在观众心目中约定俗成的“典型品牌” ，而它并非简单化的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