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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如何推动乡村建设?

2019-04-08 阅读: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杨晓华 收藏

  阳春三月,中华世纪坛艺术馆迎来一场特殊的展览: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旨在显示新时代中国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的努力和成果。此次展览选取了画家渠岩在广东青田、策展人左靖在云南景迈、画家靳勒在甘肃石节子以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范例。策展人、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方李莉表示:“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有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乡村,在那里蕴含着我们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中华文明的智慧,这一智慧包括了中国的‘天地人和’的宇宙观,包括类似二十四节气这样的农业知识体系,还有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更包括中国人家族繁衍的‘人生文化’,以及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她认为,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去保护这些遗产,而是要进一步激活这些遗产为我们今天所用,而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能通过具有感染力的形式表达去唤醒沉睡的传统。

 魅力青田

 

  乡村振兴艺术家不可缺场

  “三农问题”、乡村振兴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事关国家发展战略的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从政府到社会各种力量去参与和努力,这其中艺术家不可或缺。

  荷兰人类学家范丹姆强调审美的普遍性,认为审美就像经济生产一样是人类生活的常态,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或多或少具有审美视角的参与。艺术家是以审美和创造美为专门职业的人,在乡村建设这一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动中,艺术家的作用,不可替代,也不可忽视。事实上,近年来,包括画家、建筑师等艺术家大量参与乡村建设取得的成果,引起了普遍关注。

  渠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先行先试的人。渠岩是上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艺术家。2005年的一个冬天,当渠岩偶然来到位于太行山区的一个20多户人家的许村,他被深深打动:“许村唤起了我对家乡的感觉。”他当即决定放下自己的画笔和相机,通过艺术行动来改变这个凋敝村庄的命运。

  左靖原本在北京798的艺术中心从事当代艺术策展工作,在国内外策划过几十场当代艺术展览和电影展映。2007年左靖和另外一位策展人欧宁来到安徽省黟县碧山村。这是一处典型的南方古村落,“山高田广,阡陌如绣,白墙黑瓦,鳞次栉比”。但是,由于文化认知水平的局限和单纯功利性的旅游开发,其自然生态和文化传承,都遭受着日甚一日的破坏和削弱。于是,一项志在创建一个艺术家与乡民共同生活的乌托邦艺术计划开始孕育了。

  比较起来,靳勒的想法来自更多“现实主义”的考虑。靳勒是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石节子村土生土长的艺术家。这个西北的山村一共13户人家,人烟稀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致富资源,也没有可以吸引外人的旖旎风光。靳勒是20世纪80年代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算得上是村里的指望。后来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的靳勒,也念念不忘生活在穷乡僻壤里的父老乡亲们。2008年,靳勒被历史性地推选为石节子村村长,他下定决心以一个艺术家的力量改变石节子的命运。

  他们三位都是国内较早明确地以艺术家的思想和理念认识到现存建设的深层次和挑战性问题,而准备投入这项艰难事业中的人。艺术家和乡村的不同情缘,在当时看来都具有偶然性,但这背后仍然有一个必然性,即20世纪以来,在科技力量的驱动下和社会生活激变的浪潮中,艺术观念不断发生颠覆性变革。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人们看到了艺术领域呈现出斑斓多姿,甚至稀奇古怪的景象,但另一个主流的方向是艺术家更多元和深广地拓展了艺术的边界,人们越来越自由地理解艺术和人类生活的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副研究员王永健说:“当靳勒把整个石节子作为一个美术馆来看的时候,这不仅仅是艺术的狂想,是一个时代性的艺术观念在支撑着他!”

  在北京大学教授于长江看来,艺术家作为参与乡建的一个主体的类别,还有很多社会学意义上的便利之处。比如,艺术家一般不像企业家那样具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因而不容易引起乡民的警惕和排斥;他们行为另类、思想怪异、个性突出,容易引发乡民的关注,容易使得乡民进入思想的困惑,从而导向思想的震动;艺术家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也容易引发乡民模仿和学习的好奇心;艺术家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把乡民带向全新的他者世界。

 翁基村民合影

 

  三个样本三种路径

  渠岩的艺术乡建故事是从“许村到青田”一步步展开。在许村,他修复老房子、操办许村国际艺术节、开办国际艺术公社,靠着艺术家的想象力和激情投入,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打破日常壁垒的境遇和奇观,使得当地乡民和络绎而来的中外艺术家互相赞叹和欣赏。许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以艺术推动乡村复兴的样本。渠岩认为,许村是乡村复兴的出发点,使用艺术的温暖方式,促进乡村情感共同体的链接。而他更加核心的使命是如何修复受到冲击的传统文化,重新接续文明根脉。

  2016年渠岩就得到了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开启了在广东青田的复兴计划。他明确地意识到,要“接续依稀可辨的历史线索与仅存的文明余烬,让在地乡村实践,成为构建乡村礼俗文明的现场”。他提出了“青田范式”,将未来青田村分为四大功能区:由区老蚕房改建而成的青田民艺坊;包括关公大帝雕塑、晴耕雨读书院、榕树书屋、钟楼咖啡和荷塘茶屋的青田社区休闲中心;青田自然生态博物馆;乡村文创基地。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现代生活基础上的田园牧歌。他希望在尊重地方心性和习惯的基础上,系统地构建包括乡村历史、政治、经济、信仰、礼俗、教育、环境、农作、民艺、审美等在内的丰富多彩的“乡村共同体”,其中文化的灵魂是其根本。他大声呼吁:“魂兮归来!”

  左靖参与乡村建设有三部曲。第一站是在安徽黟县碧山村,那是和艺术家欧宁共同发起和主导的“碧山计划”。第二站是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百里侗寨,他提出以生态优良的茅贡镇为中心,带动其周边10余个传统村落,合理规划、良性发展,保护村寨的自然生态和社区文脉的“茅贡计划”。云南景迈山是第三个。2016年10月,左靖团队接受云南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的委托,开始承接千年万亩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一部分。

  左靖团队为景迈山及其范围内多个传统村落进行了缜密的乡土文化梳理、展陈出版、民居改造、公共建筑设计和利用、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他们秉承“服务社区、地域印记、联结城乡”的原则,通过调研,以回本、摄影、视频、图解等视觉形式,还原了当地地理风貌、村落形态、建筑样式、宗教信仰这样的“乡土教材”,以增强在地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左靖带着这样的展览,到各大城市参加公共展览,向外界介绍一个看似陌生而又和中国西南生活存在多维度历史关联的真实和立体的景迈山。人们看到,景迈山不仅仅是普洱茶,背后还有更富丽迷人的历史、风土、人情和文化。于是,真诚和良好的合作意愿接踵而来。“我们认为,寻找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吸引社区成员最后参与到他们对项目的自主运营,是我们进行艺术乡建的最终目的。”左靖说。

  在石节子村的展览现场,除了部分的资料汇集,靳勒将13户人家中的“女女馆”等比例复制到了现场!伟人像、老土炕、显像管电视、旧桌椅,一切透露出比较闭塞的西北乡村落后于时代的贫瘠而粗粝的生存气息。然而观众所站立的地方,不是西北山村一间破旧的屋子,而是艺术家靳勒的代表作,是他的13个小展览馆中的一个。

  靳勒介绍:“石节子美术馆是一个特殊的美术馆,由整个自然村庄的山水、田园、植被、院落、家禽、农具及村民构成,它们都是美术馆的展品。石节子是生长在土里,沐浴阳光与雨水的美术馆,你看到的和你感受到的都是艺术作品!”

  靳勒为石节子所做的不仅仅通过艺术理念颠覆人们观看石节子的方式。他2009年正式创建了以整个村落为整体馆,以13户人家为分馆的美术馆。接着花了一年多时间在石节子村建起了13组大型雕塑。他还联络国内著名艺术家参与到石节子村的扶贫开发中来:艺术家赵半狄给村民们办了一场“全世界最小的春节晚会”;北京的导演办了第一届电影节;798的25位艺术家与石节子村村民一对一结对子,实行了“一起飞”艺术实践计划,共同完成一件艺术作品。

  “艺术作为桥梁沟通了城市人和乡村人。‘一起飞’,不仅是艺术家和村民一起飞,也是城市人和农村人一起飞。城市和乡村一起发展,这才是乡村振兴的最大目标!”方李莉说。

展览现场的石节子村“女女馆”

 

  光芒与光芒的限度

  中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仍然在加速前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2000年中国共有行政村734715个,2014年减少为585451个,14年间减少了149264个,平均每天减少20多个。这种趋势仍然在持续。“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在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消失的村庄,是一个个曾经延续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的消失。

  从20世纪初留日归来的米迪刚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创办农业合作社开始算起,100多年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中国志士仁人人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建设问题,筚路蓝缕、忍辱负重、坚持不懈、可歌可泣。但是只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下,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标和路线图。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近年来,成千上万的大学教授、文化学者、慈善家、企业家、建筑师、工程师、志愿者纷纷投入到这一历史性的时代变革中。

  渠岩、左靖、靳勒在大江南北的探索和努力,得到了政府和民间越来越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建民强调:“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和功能。他们接续了传统的民间艺术的脉络,并注入了新时代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能量。他们参与乡村建设,有利于彰显乡民创造未来生活的主体性,是更深层次上的文化复兴,是发自乡村内在力量的振兴。”

  渠岩认为,艺术家参与乡建还有一个身份和功能上的自觉问题。艺术家绝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者,要遏制精英主义的冲动,“以学徒般的谦卑向乡村当地人讨教,用礼拜的姿态倾听各类知识分子的言说,并以真诚及不厌其烦的态度跟当地政府及各界进行沟通、协商、合作”。

  当有过10多年乡建经验的左靖被问及“你理想的乡村是什么样”的时候,他回答说:“因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前例可循,真的不敢说我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不会去想什么桃花源、什么乌托邦,那不存在。我每天面对的,都是非常现实、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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