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国家宝藏》等文化类综艺为代表，我国的综艺节目开始探寻普通观众的基本价值认同，试图从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探索可持续的表意空间。这一阶段的文化类综艺，既不像我国港台地区综艺模式的“嘻嘻哈哈”特征，也不像欧美综艺模式的“条条框框”限制，更不像韩国综艺模式的“大喊大叫”风格，在剧情节奏、情感认知、价值理念、文化身份上，与电视机前，尤其是与各类平板电脑和手机屏幕前的普通青年观众，有着更为贴近的文化距离，受到了持续性的热捧。

　　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其背后有着多重不同的复杂线索的交汇。

　　就算是在今天，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印象中，一提起传统文化、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会有刻板、保守的老古董式印象，而且很少会将这样的话题和普通青年联系起来。然而近三年来，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所折射出来的一系列新鲜、纷繁的文化经验，却几乎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固有印象。

　　从2016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到2017年年末的《国家宝藏》，当下的青年群体对于传统文化、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了令人措手不及的巨大热情。因为哪怕是在四五年前，《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种相对枯燥、乏味的纪录片都很难受到最基本的关注，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纪录片、文化类综艺近三年来的“突然”热播，大大超出了所有既往理论分析框架的解读范围。

　　然而也同样是在文化类综艺大受追捧的2017年，从“油腻中年”到“佛系青年”，关于青年文化的不同层面的集体焦虑屡屡爆发，特别是第四季度，这些在新媒体上引爆的话题所暴露出的深度内在焦虑感，其所反映的社会心理的意味，已经毋庸多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讨论文化类综艺背后的传统文化热的历史纵深，才有着更为明确的现实指向。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鲜活的、翻天覆地的时代变革正在以新旧媒介迭代为表征愈演愈烈，我们要保持足够的审慎和克制。

　　我们可能远未抵达今天的新的青年一代的更真实面孔——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未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稳定的正式工作、收入整体偏低的广大青年群体，开始通过作为电影、电视、移动互联网等文化产业的消费主体和主力，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源源不断地登上历史舞台。而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状况也远远超出了过去我们所耳熟能详的迷影文化、新兴中产阶级的分析框架。这一青年群体，其作为文化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增量意义，对于他们自身而言，其实也绝不曾料想。

　　这一波以移动互联网为中心线索的新媒体浪潮，的确将媒介杠杆作用发挥到了迄今为止全部媒介经验的极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化产业的消费主体和主力的结构性变迁，才是这个大时代变局的真正根源所在。在这个维度上，这一波被誉为“清流”的我国文化类综艺是不是一种生命力更长、效益产出周期更持续的崭新原创模式？能不能在较为丰富的层次上满足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未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稳定的正式工作、收入整体偏低的广大青年群体的文化娱乐需求？这些关键性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充分评估。因为这些文化类综艺背后的传统文化热所影响和辐射的范畴，恐怕不仅是局限在其自身的意义范围内，注定还将波及文化、经济等多重领域。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广电行业的文化类综艺热潮及其背后的传统文化热，将是一个可以持续观察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有效抓手。因为被移动互联网的媒介杠杆效应所撬动的我国新一代青年群体的历史势能，仅仅是刚刚展开在历史地表。所以，这一阶段的文化类综艺的原创探索，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当代意义。在当前限制明星“天价薪酬”、综艺模式谨慎引进的现实语境下，《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国家宝藏》这些文化类综艺的热潮，不如说是全行业的一次突围。即便如此，以我国目前文化娱乐工业的平均发展水平，在综艺编剧、分镜师、剪辑师等一系列相关环节上仍相当薄弱，而其中很多节目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英国等欧洲综艺模式。与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原创”，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更毋宁说担负起开创我国综艺节目的多元化格局，摸索我国广电行业的原创路径这样的时代重任。

　　尽管文化类综艺在近3年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但要承担起目前社会和媒体上所想象的行业角色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作者：孙佳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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