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近些年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并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作品数量惊人，每年出版长篇小说5000多部，这还不包括网络上的长篇巨制，自媒体上发表的诗歌更是不可计数，以至于有批评家鼓吹重新回到了“盛唐的诗歌时代”。作家身份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羞于言人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写作不再贫苦，另一方面也在于国人在物质生活“富裕”起来后对精神生活有了更多的追求，而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诗人，依然被认为是精神性优越的一种标志，更多人似乎热衷于通过写作这一行为自己的身份加持。写作不再是清贫的代名词，一个“大神”级别的网络写手的收入可能已经超过了一家小型的企业，而一直以“收入微薄”著称的传统文学作家，也通过出卖影视版权等资本运作的行为获得了不菲的收入，除此之外，各种官方和民间的评奖不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而且在资金的注入上也节节攀升。

　　这种与资本甚至是现金流直接挂钩的刺激改变了文学生产的生态，象征性资本固然重要，但经济上的直接刺激似乎更有快感，写作可以直接变现，这在以往的历史中并不多见，总之，一种看起来无比“繁荣”的当代写作景观出现了。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几乎每天都有相关的文学活动，评论家成了最忙碌的一群人，在各种新作旧作的发布会、研讨会上阐述着不同的观念。诗歌朗诵也不像以前那么冷清了，它重新获得了读者，即使读者们对诗歌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唐诗宋词的美学中。当代艺术更是汇集着资本的光晕，和房地产、金融等垄断性行业相互征用。此外，文学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深，随着一些中国作家在西方被认可，20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文学的欲求似乎变为现实——至少是部分的现实。

　　在这一派喧嚣热闹的场景中，我们也许可以稍微冷静一下，文学重新焕发了生机吗?或者说，文学又重新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吗?表面上看也许如此，至少在那些景观化的文学活动中，有一种短暂的耀眼光芒。但严肃的读者和批评家也许要区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生活并不等于文学本身，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过一种更有精神意义的生活，这种诉求导致了文学生活的丰富。但这种丰富并不必然带来文学本身质量的提高，相反，有时候它甚至可能会拉低文学本身的高度，文学可能变成一种被过度消费和征用的“商品”，而忽视了其作为独创性的、代表了一个时代美学和精神高度的综合性产物的属性。

　　在这样一个更严格的意义上，如果我们驱除那些附着在当下文学躯体上的修辞和面具，我们或许就会发现，原来它的内部并没有表面那样光鲜。它像巨兽一样吞噬着各种材料——作品、作家、评论者、国家意志和资本流，但它却并没有真正生长出创造性的血肉。我们因此可能陷入了道德上的两难：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当下文学在繁荣和发展，并在很多方面开拓新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常常感觉到一种饥饿感——精神和胃部的双重饥饿，这种饥饿感被一再延宕，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自我怀疑和自我反思起来。当批评家和作家们都陶醉在作品的带有自动性质的生产和阐释之中时，一些问题也许就被搁置了。而这些问题，可能关涉着我国文学在未来——也许是10年，也许是50年——真正的而不是景观化的发展，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创造性生长。

　　面对当下文学泥沙俱下的现实，文学批评的立场和姿态，尤其值得反思。文学批评不应该是对现场的简单回应或者影子式的追踪，更不应该是对资本和消费的附和和捧场。文学批评在目前的“文学生活”中承担着特别的责任，它不仅仅是要以参与者的热情加入到目前文学生活中去，更需要有旁观者和审视者的冷静和谨慎，文学批评并不能直接创造利润，但是，文学批评维护着象征的权益，它的独立性恰好在于它能摆脱并击碎“生活化”的束缚，以其智性和天然的总体能力对“事实”予以重置。

　　具体到最近几年文学批评的现状而言，批评的智性和惰性出现了双重的困境。智性是指批评本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掌握更多的理论武器，对当下的文学现场进行甄别和总体化处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惰性是指批评缺乏建构的能力，而流于蜻蜓点水般的现象式读解。更具体一点来说，这些年批评界出现了一种“命名”的缺席。这并不是说批评界没有关注或者分析新的作品和现象，恰好相反，很多新作品的出现都引起了相应的批评热潮，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出版不久，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在谈论这部作品。但问题在于，批评家们过于热衷于所谓的文本分析和现象呈现，而缺乏一种整体视野和命名能力。因此，对当下文学写作中的历史转向和想象机制的变更缺乏宏观分析和理性洞察，这些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讲类似于竹内好所谓的“缺乏主体”的研究。文学批评决不仅仅是一部一部作品的阅读、一个一个作家的跟踪研究，它同时强调历史的逻辑和当下性的关联，它要求的是一个更有整体性的观察方法，并在这种整体观察中发现问题之所在。因此，如何从当下文学写作的现场出发，提炼出具有逻辑性的内部关联，对之进行命名，并通过命名来发现当下文学写作存在的问题和症候，是目前摆脱批评的惰性、建设批评的智性的重要途径。

　　根据我的阅读和观察，“新伤痕文学写作”、蜕化了的现代主义写作、“非虚构写作”以及科幻写作构成了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写作潮流。潮流的兴起从来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扎实的思想根源，携带并表征着症候性的深层焦虑。具体而言，这几种写作潮流分别对应着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主体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虚构(摹仿)的真实性与文学的社会意义问题。它们不是在虚空中形成的问题意识，而同时也是一种反复和延续，承接着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的紧张关切。本专栏试图从历史的层面梳理这些潮流背后的话语构成，进而分析当前文学的美学得失，以及“新的文学”的写作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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