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不断重塑自身的文化之中，无常和淘汰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我们都是人类——因此尽管文化背景变幻无常，也许仍然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的美?也许存在着不变的人类本性，决定了我们的创造性选择，如同一种永恒的旋律指引着日常生活中的即兴创作?我们一直在追求这类普遍性，因为它们就像北极星一样指导着我们的创造性选择。

　　关于美的普遍性，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视觉上的对称。比如波斯地毯的几何图案和西班牙阿罕布拉宫(Alhambra Palace)的天花板，它们是在不同地方、不同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

波斯地毯

阿罕布拉宫的天花板

　　但是美与对称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十八世纪流行于欧洲的洛可可艺术极少出现对称，而日本的禅宗花园也正因缺乏对称而受到赞誉。

《维纳斯的胜利》，弗朗索瓦·布歇(1740)

日本东京的龙安寺(15世纪晚期)

　　所以我们或许应该去别的地方为美的普遍性寻找证据。1973年，心理学家格尔达·斯麦茨(Gerda Smets)将电极放置于头皮上(被称为脑电图，或EEG)进行实验，以记录看到不同图案时脑部的活跃程度。她记录道，让大脑产生最大反应的，是复杂程度约为20%的图案。

格尔达·斯麦茨对视觉复杂性所做的试验中的一系列视觉刺激物，第二行是复杂程度约为20%的图案

　　新生儿注视这些复杂程度约为20%的图案，比注视其他图案也要更久一些。生物学家E·O.·威尔逊认为，这种偏好可能给人类艺术带来了一种生物学基础上的普遍性的美：“这可能是一个巧合(虽然我不这么认为)，在雕带、格栅、出版社商标和旗帜设计等领域的大量艺术都有着相同程度的复杂性。复杂程度相同，被认为是原始艺术及现代艺术设计中吸引力的一部分。”

　　但是威尔逊说对了吗?兴奋可能是美学的起点，但并非全部。我们生活在长期致力于让彼此感到惊奇和鼓舞的社会中。一旦这20%的复杂程度变得过于习惯，就会失去其光芒，而人类也会转向其他维度的新奇。

　　不妨想想由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他的俄罗斯同胞卡齐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在几年内分别绘制的两幅抽象画。康定斯基的《7号作品》(Composition VII，1913年)中，其色彩混乱的冲突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马列维奇异常冷静的《白上之白》(White on White，1918年)有着雪景般的视觉一致性。即使有共同的生物学限制(而且几乎同时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工作)，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却创造了截然不同的艺术。

康定斯基的《7号作品》

马列维奇的《白上之白》

　　因此视觉艺术并非注定要遵循任何处方。事实上，一旦斯麦茨做完实验，她就询问参与者偏爱哪些图像。她发现不存在共识。对20%复杂程度作出较大的大脑反应，并不能预测受试者的任何美学偏好——这些偏好分布在所有图案中。说到对视觉美的判断，并不存在明确的生物学规律。

　　事实上，我们生活的环境可以改变我们的观看之道。在缪勒-莱尔错觉(Müller-Lyer illusion，见下图)中，段a看起来比段b短，即使它们的长度完全相同。多年以来，科学家们假定这是人类视觉感知的普遍特征。

缪勒-莱尔错觉

　　然而，跨文化研究揭示了令人惊讶的发现：对错觉的认知差异非常大——而西方人是异常者。科学家们测量了不同人群看到的a、b线段有多大差别，他们发现西方人看到了最大的失真。非洲的祖鲁人，芳族人(Fang)，以及依角人(Ijaw)观察到了一半失真。喀拉哈里沙漠的桑族采集者根本没有察觉到这种错觉：他们立即认出a和b一样长。在西方国家长大的人确实不像喀拉哈里的采集者那样看待事物。你对世界的体验改变了你所认为的真实，愿景也不例外。

　　那么音乐呢?这不是通常所说的通用语言吗?我们每天听到的音乐似乎遵循着一致的规范。但是对世界各地的土著音乐的调查揭示，我们倾听的内容和我们的倾听方式极为多样化，远远超出西方人熟悉的习惯。当西方父母想让宝宝入睡时，他们会唱起一首舒缓的摇篮曲，歌声渐渐低下来变成哼唱——但是阿卡俾格米人会唱得越来越响，边唱边拍着他们的小孩的脖子。在西方古典音乐中合乎曲调的演奏被认为是美的，但在传统的爪哇音乐中，没有曲调才是有吸引力的。在一些土著音乐中，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速度演奏;再比如蒙古人的呼麦，其音乐没有可识别的旋律;在另一些地方，人们用不寻常的乐器演奏音乐，比如瓦努阿图群岛的水鼓手，他们在波浪中敲打着节奏。西方的拍子倾向于强调每第二、三、四拍，但保加利亚的节奏结合了7、11、13、15拍的度量模式，而印度的节奏周期超过100拍。西方的调音将八度音平均分为12个等间隔的音调，而经典的印度音乐将八度音分为22个不等间隔的音调。在西方人耳中，音调有高和低之分，但甚至这点也被证实为文化熏染的结果：对塞尔维亚的罗姆人来说，音调是分“大”或“小”的;在奥巴亚-门扎部落，它们则分为“父亲”和“儿子”;而对津巴布韦的修纳人而言，它们是“鳄鱼”和“追逐鳄鱼的人”。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音乐中是否存在根本的联系?是否存在如何组合声音的生理偏好呢?科学家提出，我们生来就喜爱和谐音，因此需要在婴儿身上做一项实验。由于四到六个月大的婴儿不能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所以要从他们的行为中寻找线索。研究小组在一个房间的两边都安装了扬声器。他们用一个扬声器播放莫扎特小步舞曲。然后他们关掉那个扬声器，打开另外那个，播放了同一首小步舞曲的扭曲版本，莫扎特的音乐变成了一连串刺耳的不和谐音。在房间的中央，一名婴儿坐在父母的膝上，研究人员追踪了婴儿在掉过头去之前对每段音乐听了有多长时间。结果如何?婴儿对莫扎特原作的关注时间比对不和谐的版本要更长。这似乎令人信服地证实了我们对和谐音的偏好是天生的。

　　但随后音乐认知专家开始质疑这一结论。首先，一些土著音乐，比如保加利亚民歌，其特点是无所不在的不和谐音。即使在主流的西方文化中，何为令人愉悦的声音也随着时间而变化：莫扎特小步舞曲的简单和谐的和声会使中世纪的僧侣受到惊吓。

　　因此认知科学家桑德拉·特雷布(Sandra Trehub)和朱迪·普兰丁(Judy Plantinga)重做了这项引人注目的实验。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不近最先听到的是什么，婴儿总是听得更久一些。如果首先播放不和谐音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吸引到的注意力与和谐音版本先放时一样。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并不是天生就喜欢和谐音。与视觉美感一样，我们欣赏的声音并没有在出生时就被锁定。

　　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那些永久联结我们物种的共性。尽管我们入席时就带有生物倾向，但是一百万年的弯曲、打破和融合使我们物种的偏好变得多样化。我们不仅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也是文化进化的产物。虽然普遍性的美这一理念很有吸引力，但它并不能捕捉到不同地点和时间的创造的多样性。美不是由基因预定的。当我们创造性地探索时，我们扩展了审美：将一切我们认为美丽的事物添加到到这个词的定义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看到过去的伟大作品，却发现它们没什么吸引力，同时我们却在上一代人不会接受的事物中发现了光彩。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特征，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偏好，而是创造力本身那多样的、曲折的路径。

　　17世纪的剧作家本·约翰逊(Ben Johnson)称赞他的同代人莎士比亚“不是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约翰逊所言似乎属实：莎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欢迎过。2016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完成了一次世界巡演，先后在196个国家演出《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戏剧不断复兴和重演。世界各地受过教育的成年人都可以引用他的话。莎士比亚是我们自豪地传给我们孩子的遗产。

　　但别着急着下定论，约翰逊那一番话并非永远正确。假如500年后我们可以插入神经植入物，从而可以直接访问别人的感受，那将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发现，脑对脑的丰富深层体验可以带来如此多的乐趣，以至于观看舞台上三个小时的戏剧(成人穿着戏服假扮别人，假装自发地说话)变成了一件仅有历史意义的事。假如莎士比亚的角色之间的冲突变得貌似过时，我们想看的剧情是有关基因工程、克隆、青春不老和人工智能方面的，那将会怎么样?假如信息过剩，人类再也不能回顾一两代、甚至一两年之前，那又会是什么样?

　　似乎很难想像一个莎士比亚缺席其文化节目单的未来，但这可能是我们为自己不可遏制的想象力所付出的代价。需求随时间而变化，群体继续前行。我们不断放手，为新事物腾出空间。即使那些被文化奉若神明的创造性作品，也从聚光灯下移走了。亚里士多德是被研究得最多的欧洲中世纪的作者。我们仍然崇敬他，但更多的是作为名义上的领头人物而非鲜活的声音。当谈到创意产品，“永恒”通常会有一个截止日期。

　　但是莎士比亚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即使他的戏剧变成专家们的领域，莎翁也将活在他的文化的DNA中。就永生而言，这或许足够了。在人类对于新奇的渴望面前，如果创造性工作能够存活五六个世纪之久，那么它已经取得了罕见的成就。我们创造性地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以此向我们的祖先致敬，即使这意味着遗忘过去。莎士比亚曾经可能想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剧作家——但想必不是所有时代的最后一位剧作家。他的声音和那些他所激励的声音一样，仍然可以被听到。有一天，这个写下“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的剧作家自己可能会退居历史的后台。我们生活在不断重塑自身的文化之中，无常和淘汰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Anthony Brandt：作曲家，莱斯大学牧羊人音乐学院教授

　　*David Eagleman：神经系统科学家，斯坦福大学副教授

　　*本文节选自二人合著的新书《The Runaway Species: How Human Creativity Remakes the World》

　　*翻译：刘溜

      延伸阅读（点击可看）：

      再论王国维“境界说”及其与传统美学的关系（余开亮）

      以中国现代四位美学家为例：人生论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金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