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热点总是突如其来地爆发，又迅速烟消云散。以至于现在回想起上一周关于艺人薛之谦的八卦故事，竟然有些恍如隔世之感。但“追剧情”的节奏暂时停了下来，或许才是静下心进行一些思考的好时机。

　　薛之谦是从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在娱乐圈起起伏伏多年之后，最后竟因为微博上“段子手”的形象走红。凭借一条条搞笑的段子，和表现尚好的歌曲作品，他的微博粉丝，超过3000万。而就在前不久，薛之谦在微博上高调宣布与前妻复合，又被认为是“深情”的表现。谁知5天之后，模特李雨桐公开指控他玩弄感情及金钱欺诈，并在之后几天不断公布新料。被戏称为“要锤得锤”的爆料过程，令围观群众纷纷感慨：“薛之谦的人设彻底崩了”。

　　薛之谦的身份认证为“原创歌手”，目前粉丝超过3700万。

　　我们不想去讨论这一娱乐事件本身的是是非非，而想关注的是：“人设”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成为现今娱乐明星们想要走红和吸粉的法宝?“崩人设”又为何经常发生?

　　在热闹跌宕的娱乐新闻背后，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看到的，有文化艺术的匮乏危机，也有对“轻浮”时代的忧虑。

　　人设时代，留给艺术的空间更稀少

　　通过“人设”走红，有着符合时代潮流的幸运。小花中杨幂自黑成风尚，演技派男星不乏刘烨、邓超靠“抢沙发”与神经质长久活跃在社交平台，美国大表姐詹妮弗·劳伦斯的神经大条与口不择言常常引发舆论冰火两重天……众多“人设”下的薛之谦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薛之谦的成功，背景是华语乐坛越来越荒芜的现实。很难指责他没有作品，但他的走红也一定与其用心经营的个人形象有更大关系。

　　在网易云音乐上，《演员》这首歌下对薛之谦的评价是这样的：被唱歌事业所耽误的青年相声演员。而薛之谦本人也在采访中直言：不想当段子手的商人不是好歌手。作为“段子手”翻红的薛之谦，曾经在微博中低姿态的po出内心心路，自认粉丝关注他，先是因为广告策划案，然后是段子，然后是容貌，最后才是他写的歌。

　　薛之谦在几年时间里持之以恒地在微博上发搞笑、自黑风格的段子。

　　自嘲的同时也树立起通过做生意来支持自己音乐梦想的人设——歌手身份被薛之谦放在了梦想的位置，低姿态为梦想赚钱的人设无疑引起了大众共鸣。至于在综艺节目中类似“你神经病啊”的口头禅，表演精分大声喊叫的戏码，似乎也都成为了粉丝眼中“真性情”的部分。即使是离婚，也让人感受到“人设”中的深情一面。粉丝相信他们的偶像“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即使此时表象与本质分离，无法统一互相作证。

　　人物设置原本是影视作品、游戏中的词汇，但在泛娱乐化的今天，人设显然已经进入了文本之外的社会语境。在无所不在的摄像机帮助下，明星的性格、特质逐渐独立于作品之外，在访谈对话、游戏任务中展现给观众。通过一次次看似无加工的自我呈现，形成对粉丝群体的吸引。综艺、微博吸引产生大量粉丝后，明星对“人设”的追求也随之出现。多重身份的杂糅，似乎让人设更多重，但事实却不难发现，无论是歌手，段子手，商人还是演员，大众对于人设下明星的想象其实早已局限。人设让艺人，在拥有典型化魅力的同时，也止步于这些身份定义和人设标签。

　　明星是文化工业下的成果，文化工业将艺术祛魅，当偶像变成了几个词语就可以概括的符号，神秘感在私人生活与个人性格的曝光显露前荡然无存。神秘意味着丰富的可想象空间，正是真艺术的领土地;标签意味多种可选择类型，导向了名利场的生意经。明星的人设框架下，个性标签、个人段子再多，依然弥补不了这种因神秘感消失，而带来的想象匮乏。

　　《明星》作者:【英】理查德·戴尔译者:严敏

　　大众娱乐工业化程度日益加深，生活变成了巨大舞台，明星具有比以往更强大的大众文化符号影响力，当这种影响力成为匮乏的症兆而非艺术的动力时，我们无不担心文化生态的可持续性。

　　娱乐并非罪恶，但当娱乐圈成为了艺人变现的最大场所，留给艺术文化的空间更加稀少。观察当下娱乐圈和大众文化现状，是否如同王小峰所言：“不仅制造者逐步丧失理性，连同这种文化下培养出的受众也丧失理性，集体沦落成为毫无审美情趣和判断标准的纯消费动物，处于情感、利益或低级趣味的驱动。”于是偌大的舆论场上，“只有大众，没有文化”。

　　《只有大众，没有文化》作者: 王小峰

　　人设吸引：粉丝的幻想与孤独

　　建立人设，把人设做到典型而新颖，在作品匮乏的时代，对于明星而言无疑是捷径。人设之下，粉丝们的幻象都安然居于框架下，获得作为一员融入团体的安全感。

　　在《柔软的城市》中，乔纳森·拉班这样说过：“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区中，我们需要一套快速易用的模板和草图轮廓，用以将我们遇到的人进行分类。”

　　明星人设的出现正如星座、血型等流行文化概念一样，为孤独的大众提供了站队归类的标准。粉丝在进入明星的粉丝团体时，所付出的大额度感情，也反映着这个时代个体孤独的无处发泄，个人情感最终流向了大众文化工业的场域，寻找归属。

　　《柔软的城市》作者:[英] 乔纳森·拉班译者:欧阳昱

　　粉丝对于“接地气”偶像的喜爱，对不完美人设的认可，一方面来自于文化市场与氛围的丰富宽松，另一方面也指向了粉丝群体中共同的需求——他们渴望交流，更渴望归属。日常化的偶像人设，不再如男神女神一样无暇，而是颇有民主感染力的偶像符号。这种需求，是时代的症候。

　　1962年的鲍勃·迪伦发行第一张唱片，年仅21岁的鲍勃·迪伦的广播采访中，主持人问他为何要来到纽约?他只说：我不能告诉你。鲍勃·迪伦的高冷态度，正是当下许多明星的反面。艺术和大众之间有一面虚构之墙，这面墙让观众始终无法触及最神秘的歌者，但依然能为他的歌声震动。

　　年轻时的鲍勃·迪伦

　　让访谈无法进行的自我保护，保护了艺术家之为人的神秘和丰富。当自我袒露的癖好蔓延成为时代风尚，人设之下的个体，有无数性格标签，个性本身却已经被架空。真的文化偶像，通过一生对自己形象神秘感的维护，保证了自己作品的力量。聆听其歌声成长的一代人，不会因为歌手的花边心碎，争吵和喧闹，他们会自我治愈孤独，在艺术的安慰下成长。

　　通过人设偶像缓解孤独症状的当代粉丝，如同使用阿司匹林镇痛的病人。艺术给人类以长久陪伴安抚的秘密，恰恰在于保持距离，让人类自身敬畏神秘，富有想象能力，形成健康的判断力和理智。在人设快餐的“投食”下，粉丝们简单地接受刺激、自娱自乐，形成了封闭的圈子，却难以真实体认人性的复杂和变幻。帮助现代心灵个体面对更长未来和更真孤独的责任，明星人设无法承担。

　　当“真”成为新的道德价值

　　娱乐圈非常事件爆发后的粉丝言论中总会有：“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至少他很真实”。如果虚伪是他真实的一部分，是否也值得被粉丝追捧和赞赏?所有的不完美如果没有了崇高作为背后的光晕，大众的幻想性自我欺骗和高潮，娱乐时代的段子手也就成了让一切艺术、意义终结的刽子手。

　　这反映出的趋势之一，便是在真善美这三条维度中，“真”被放到了更高的位置。伦理之善所代表的秩序给社会以最初的评价标准，道德王是最高荣誉。随后，艺术之美模糊善恶，将“恶之花”引入了大众视野，邪恶而美丽的事物有了值得品味的瞬间。而当“真”所代表的客观性空降大地，将大众的选择从善恶美丑之中解脱出来，“真”与“不真”成为了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维度，大众文化也开始走向了价值陨落的时代。

　　正如鲍德里亚所言：“随着时间的流失，真善美玩着奇怪的音乐椅游戏。”对大众文化而言，看似扩容，实则抽空。而在这场游戏中，“真”代替伦理之善，成为新的道德价值，充满了获得快感的可能，却也失去了判断快感的意义。

　　《冷记忆：1987-1990》作者: [法] 让·鲍德里亚译者:张新木/王晶

　　成功的人设往往来自对完美神话的打碎和不完美之下的坦诚。自我的真实展现成为值得鼓励的事情。人的性格当然不完美，但真实绝非追求的终极。和莫扎特同时代的音乐家萨列里曾说过：“完美是有罪的，应该被毁灭。”在电影《莫扎特传》中，萨列里对音乐如宗教般虔诚，与莫扎特的天才浪漫相比，这种郑重有过而无不及。当萨列里对待几乎所有事物都有一种自我克制时，却偏偏犯了七宗罪中的贪吃一条。缺憾让人物真实起来，但支撑其这种人格意义之处，恰恰在于，萨列里饕餮本性下的克制，庸人命运之上欲与天才比肩的渴求。

　　电影《莫扎特传》剧照

　　大众在追求真实的客观性时，将这种客观性标准提高到道德、审美的层面时，是否有思考过榜样理想的形象?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借人物之口评价这个时代：“各种东西将失去百分之九十的意义而变得轻飘飘。”现在的时代，正在“以轻浮对抗悲剧”。轻浮无疑是最简单的真实，也是无意义的真实。昆德拉所忧虑的时代之轻，其中就包含着对此的警惕：悲剧时代已经过去，轻浮时代已经到了。悲剧的内核是理想，是高于真实、现实的追求。现在的粉丝文化与大众舆论，在接受明星人设和面对偶像人设崩塌之时，都走向了反面。

　　自我人设建构下的不自由

　　无数菲林和镜头下明星“人设”的产生和消亡，依然是对真实个人空间的挤压与掏空。真实的自我何处安置?不只明星困扰，普通人亦受威胁。自由总是在处于危险之时方显珍贵，而在媒体社交泛滥的时代，最危险之处正在于，人们难以察觉到自我人设建构下的不自由。

　　卖人设的明星，未必是容易的，人设如面具，如枷锁，剔除去的部分如何安置，局促的空间如何防止真我溢出，都将自由本身团团围住。个人的处境也未尝不是如此，人设一旦设定，每一条朋友圈都在做着注脚，社交媒体上塑造的各类自我，都指向了一种表现与展示。福柯不断提出的内在规训，正是一种内化的不自由险境。真实之处，方有自由，真实越来越难以辨别，自由亦是。

　　英剧《黑镜》剧照

　　历史有其自己的节奏。有一些人，会在紧张或浮夸的时代，放松安静地做自己。他们或许有幸享受适宜，以真身长久，甚至怀有技艺者在时代中成就风格。而另一些人，面对浮夸的时代，顺应时代完成同样浮夸的自我暴露，努力和时代一起生产，共同变现。

　　明星能否脱俗，大众是否应该流俗，是工业时代每个人应该思考与警惕的问题。人设的突出往往在于对普通话语的僭越和打破，但为了打破而打破的设计，已经不具有任何对时代的反抗与清醒自在。人设所提供的猎奇、滑稽甚至恶俗，在快速的人设更替中，渐渐显现。艺术对于大工业的抵抗，在于逆流与僭越，更在于超越和创造。而当明星艺人的人设符号决定顺时代之流，企图共谋与共赢时，人设的高产与速朽，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Punto primal，Punto final. ——初始点，就是终结点。成也人设，败也人设。

（文/谌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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