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不要误读阿巴斯

　　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对大师最好的怀念是恰如其分地理解他的作品。不着边际地吹捧不过是高山顶上的浮灰，山不会因之增高一分。虽然阿巴斯电影并不晦涩，可至少在中文影评中，有意无意的误解仍普遍存在。既误解他的主题，又误解他的手法。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剧照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是阿巴斯的成名作，上映于1987年。这是一部儿童电影，讲述一个8岁男孩阿默德为了好朋友不被开除，归还拿错的作业本的故事。典型的误读认为影片主旨是展示儿童的天真美好。至于手法嘛，无非是简单、自然、长镜头什么的。

　　不知从何时起，天真、简单、自然成为评价儿童电影的陈词滥调。很少有人能说清这些废话是什么涵义。至于长镜头，那简直是所谓艺术电影的标配。这些标签像鼻涕一样粘在阿巴斯电影的影评上。贴标签的人并未思考，如果靠的是卖萌，阿巴斯电影如何能打动黑泽明?!

　　实际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不能简单地将其看成是一部儿童片。影片呈现的是冷漠与压迫下顽强生长的善良。片中的大人无不强调规矩，既有具体的原因，也因为这种观念根植于文化传统。规矩并非毫无道理。可这些大人不由分说强迫孩子们执行时，则令人惶恐。

　　有时大人们的命令相互冲突——妈妈的命令是买面包，爷爷命令先去拿烟;老师要求先做作业，爸爸却命令先帮家里干活。孩子们无论怎么做，总会违反某个命令。阿默德再机灵跑得再快，还是找不到朋友的家。大人们却冷漠而漫不经心，有人向没牙的老头推销苹果，有人向行将就木之人推销新门。生活如此艰难，冷漠是故意或无奈的自保手段。

　　我不知道某些影评人是不是像影片中那些大人们一样的麻木，将孩子们的痛苦和委屈视作天真烂漫。好像孩子们不是有情感的人，只是某种“天真可爱”的玩物一般。在伊朗，文化环境对电影人也是某种规矩。作为成人世界折射的儿童电影，恰如阿巴斯奔走寻找的“朋友的家”。IMDB上曾有影评人将这部存在多种解读方向的电影与《偷自行车的人》对比，把它看作伊朗的新现实主义作品。

《偷自行车的人》剧照

　　主旨之外，有些影评人对影片的拍摄手法也存在误解。他们将简洁错解为简单，仿佛只要导演架上摄像机，聘请几位非专业演员来做本色表演，一切就水到渠成了。他们以为所谓艺术电影就是跟纪录片差不多的东西。他们听闻阿巴斯创作时从画面开始构思情节，就误以为阿巴斯电影中情节并不重要。可实际上，阿巴斯电影情节非常紧凑，《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不到80分钟，如果听任漫无目的地表演，故事不可能讲完。在影片的开头，老师的威胁就笼罩了整部电影，使剧情富有张力。悬念和伏笔也被阿巴斯娴熟地运用于情节的设置中。

　　就像海明威的记者经历令其文笔简洁一样，阿巴斯拍摄广告的经历也使他的镜头语言精准而生动。这种能力使阿巴斯能把想表达的主题置于多种拍摄环境中。为了影片更贴近真实，阿巴斯从真实的场景开始构思，思考每个物件的道具价值。甚至在阿巴斯的眼里，物件也是演员。阿巴斯想要的真实不是编造的真实，他只是想发掘事物本身的意味，呈现出来。他在构思《结婚礼服》时，曾因场景冲击力不够而放弃。

　　呈现的方式始终是导演盘旋在脑海里的问题。有时阿巴斯采用长镜头，这是为了完整地呈现主体，以便观众自由选择视角，但他并不盲目地把所有东西一镜到底地展现给观众。这一点他与小津安二郎非常相似，两人都从静态的场景出发引入人物，思维方式颇为接近传统的戏剧。不同之处仅在于小津斤斤计较室内道具的摆放，阿巴斯却从自然场景中发掘情节，殊途而同归。阿默德沿Z字路跑上坡的场景便是例子。

　　阿巴斯曾在与黑泽明的对话中，对自己贴近真实的匠心独运被视为自然主义拍摄颇感无奈。斯人已逝，观众要理解他，需于无声处听风雷。

（文/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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