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平:《<觉醒年代>: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溯源》

2021-10-29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王晓玉林玮收藏

　　【评论领军学习日志之一】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和文艺评论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文联《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实施方案》要求，10月26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广东省文联、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承办，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山市文联协办的首届全国文艺评论领军人才培训班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之一的中山开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在中国文艺评论网推出“评论领军学习日志”系列，促进学习效果，推出培训成果，与广大网友分享。

龙平平:《<觉醒年代>: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溯源》

　　10月26日上午，在开班仪式后，首届全国文艺评论领军人才培训班迎来了首场授课。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龙平平以《<觉醒年代>: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溯源》为题，为学员进行了深刻而生动的讲授。他以“建党精神”溯源为主旨，在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建党精神”的基础上，以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创作历程为例，追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指出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汲取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守正创新，担当作为。

龙平平为领军班学员授课

　　作为建党前史的“觉醒年代”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龙平平说，这段历史是建党精神的前史，而讲清楚建党的源头，就不得不对“觉醒”展开深入剖析。

　　这种“觉醒”是相对于封建中国而言的，“觉醒”源于寻找新的救国出路。《觉醒年代》开篇就展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关于中国出路的辩论。作为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断历史的大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我们如今“文化自信”的基础。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于传统之中开辟不出真正的新局，必须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引进马克思主义，以此实现中国更新。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是以思想启蒙运动为序幕的。站在百年之后的今天回望，“建党精神”并非仅以“一大”召开为起点，而要从辛亥革命的探索讲起。《觉醒年代》讲的就是“建党”之前六年的“前史”。在这六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出现“十月革命”，极大影响了世界的走向，其余绪在今天仍能寻到回响。而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连续发生了三件历史性的大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三件大事打开了中国从封建到民主、从农耕传统向现代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大门”。作为建党“前史”的这六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奠基时代。

授课现场

　　作为精神溯源的“觉醒年代”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程，应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溯源。在经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思想界和实务界先后出现了三次觉悟与崛起的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和实业救国，到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建党精神的源头。《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镜头：22岁的毛泽东偶然在书摊上读到了《新青年》杂志。这位穷学生倾其所有，把摊上的《新青年》全都买了下来。这时天降暴雨，毛泽东用油布把杂志包好，夹在怀里，一路飞奔。他怀揣着梦想与希望，与街边散沙一盘的芸芸众生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雨中奔跑，《新青年》就仿佛是一盏灯。

　　可以说，有了《新青年》杂志，才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文化运动，才有了五四运动；有了五四运动，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无论发展到什么时代，这条线索以及线索背后的文化意义都不可小觑。这种文化意义，本质上是思想启蒙，或曰“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这次伟大觉醒是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思想解放”为起点的。而任何一次思想启蒙或思想解放运动，都以文化为先行，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这条铁律告诉我们，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溯源之根。

　　作为建党精神源头的新文化运动，其要旨有二：一是引进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二是抨击旧文化、旧社会、旧制度。历史学家讲究“通古今之变”，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抨击旧文化，到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这一问题需要辩证地看，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看，这才是唯物主义的立场。

本图源自龙平平授课课件

　　作为平和讲述的“觉醒年代”

　　用电视剧《觉醒年代》塑造的“辜鸿铭”角色为例加以分析。相比于过去“辜鸿铭”摇头晃脑、主张复辟的影视形象，这一角色是全新的。在剧中，辜鸿铭总结中国人的精神，他提出的是“温良”二字。“温良”就是一种推己及人、抱团取暖、并肩向前的优秀品质。电视剧首播到这一人物时，恰逢郑州水患，市民走上街头，赈济救灾，互相帮助。而那天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评论中，有一条上了热搜，即“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现实与文本相互映衬，使“温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次成为社会的共识与文化的优势。

　　《经济观察报》近日以“党史可以平和地讲”为题，刊发了对龙平平的专访。“平和地讲”新文化运动，就是辜鸿铭与陈独秀、胡适并肩同英国人作斗争。他们身上显现出中国传统“士”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的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意义。这个政治意义的核心，就是“反封建”，通过引进、批判，来改造封建制度。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为形态，平和讲述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共情。龙平平说，写到“一战”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却遭丧权辱国之欺，内心之愤，无以言表，竟停笔而痛，良久乃止。这种共情是历史真实，而通过电视剧主创的当代表现，特别是在剧中以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三人沿香榭丽舍大街走到了凯旋门一段的对话呈现，可谓感人肺腑，也得到了青年观众的弹幕认可。

　　艺术地呈现党史，必须以历史真实为基础。龙平平以史料的穷尽性占有为前提，把电视剧《觉醒年代》作为“建党精神”的溯源，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前因后果。他说，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问他：“《觉醒年代》有续集吗？”而这一问题，当代的年轻人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觉醒年代’的续集”。生活在这种“续集”中的中国人，必须了解带领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共产党，她“从何而来，由哪些人创立，这些人的选择，他们的奋斗历程乃至牺牲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