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青年导演霍猛的第二部长片电影作品，《过昭关》在2018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表现不俗，一举拿下费穆荣誉最佳导演、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中国新生代单元最受欢迎影片（提名）等奖项。实际上，真正亮眼的并不是一些媒体匆忙给出的“乡村公路片”“素人本色出演”等标签化的评价，而是电影运用公路片的叙事结构对中国乡村图景的一次正视，对民间伦理的一次朴素呈现。

　　春秋末年的伍子胥被楚平王画像追杀，走投无路时蒙东皋公相助，过了昭关保住性命，才有了之后襄助吴王阖闾建功立业的后话，电影就这样在历史典故和现实生活的象征中展开。照顾妻子待产的李运生把放了暑假的儿子宁宁送回乡下，为弥补孙子无法去大城市旅游的遗憾，李福长开着电动三轮车带孙子开始了一段看望重病老友的长途乡村旅行。在公路叙事的框架中，爷孙二人先后路遇不得志的青年垂钓人、缺乏安全感的中年卡车司机和渴望交流的养蜂老人，覆盖了社会群体的青年、中年、老年，电影以社会问题个案的形式反映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症候性存在。

　　《过昭关》突破了公路片对人物心理的疏离、叛逆、救赎、皈依等惯常表达，用李福长老人的形象颠覆了人物的常规设置，完成个人对创伤经验的理解和消化后，以一个布道者的身份，抚慰和鼓励这些过不了关的陌生人，从而在公路情节的明线下布局了一条完整的人物形象暗线。值得注意的是，霍猛在加重爷爷形象启蒙色彩的过程中，依靠的不仅仅是三段略显直白的“鸡汤”劝解，而是他被大车带到沟里发现爷孙二人安然无恙时，起身拍拍土对司机说“你走吧”；是让抛锚半路的中年卡车司机骑着自己的三轮车去买更换零件，和孙子在荒野酷暑里开始一场离开水源又不知道等到何时的等待。而这些让人倍感珍贵的温暖，它们的源头正是中国传统乡村夜不闭户的静谧安然、鸡犬相闻的邻里守望和质朴克制的民间表达。

　　“关关难过关关过”，生死关也是如此。中国哲学对于生死观既有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积极入世，也有道家“故善我者，乃所以善我死”的超脱，安生重死和视死如归从来不矛盾，因此，影片既要通过爷爷执意“千里走单骑”去看病重在身、来日无多的老友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尊重，同时在一场沉默而干涩的哑叔葬礼上，让观众感觉到了民间的温度与真实。男人们一边闷声不响地掘土嘴里说着“你也来两锨（土）”，一边对逝者的最后时刻进行冷静叙述，仿佛自言自语着别人的故事。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的感性以及面对死亡的达观，恰恰是民间伦理在个体生命中的真实体验折射出了智慧的光芒，使得爷爷对孙子宁宁的生命启蒙在平和、幽默的同时也充满了温度和力量，爷孙在旅行中完成了生死观的启蒙和人生经验的传递。

　　生命终点是否就是人生中最难的一关？霍猛的镜头显然给出了否定回答。影片中他使用哑叔和养蜂人两个“失语者”的形象，为“人生何关最难过”作出了解释。因为少年时一句谎话害哥哥被误解自杀的哑叔，陷入到深深的自责内疚，从此再也不讲话；而养蜂的老人失去了说话能力，却对儿女进城后的空巢产生了强烈恐惧，乡村荒野里响起了他借助机器与李福长爷孙的灯火“夜话”，无论是能说而不说，还是不能说却想说，这些还没有走到生命终点的人其实很早就止步于人生的某个关口。相较于爷孙俩在“公路旅行”见到的车祸中的死亡，以及去医院探望的好友几个月后的离世，“失语者”的人生经历反而更富意蕴，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生命终止并不是最难的一关，同时也暗示了过人生就是过关，过关就是过自己的生命寓言。

　　就电影意象而言，童年的梦想、壮年的打拼、生命的降临、事业的低谷、心灵的枯寂、突发的意外、病痛的折磨等意象作为生命关口的符号被以镜头的方式重组，拼凑出“过完昭关过潼关，过完潼关还有山海关、嘉峪关”的人生况味。在人物塑造上，“冰山叙事”帮助李福长以显现在故事中的情节，以及隐含在人物前史中的经历，试图在一个“西西弗斯式”的生命循环中，找到“过关”的态度：人生的价值就是平衡自己的精神世界，完成与内心的对话，开启心与心的交汇，坦然地看待各种不期而遇并平静地接纳。

　　当然，这是霍猛的理想主义表达，就像他为爷爷选择了为多年不见的重病好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方言、低照度和长镜头渐渐成为艺术电影的标志时，纪实性常常引导创作者以批判和反思之名揭开民间的丑和乡村的痛，对于“痛”和“丑”的讲述成为吸引眼球的主题捷径，同时也束缚了作品的生命力。这种做法带来尖锐的光影冲击和深度思考的同时，却遮蔽了与之共存的朴素温和的乡村，更遮蔽了城乡结构剧变背景下中国几千年乡土文明积淀下的民间智慧。这智慧中有压着孙子乳牙的房顶盖瓦；有用可乐吸管给孙子做风车；有迢迢千里只为会朋友匆匆一面，说一句“我来看看你”；还有对孙子平淡又耐心地告诫：“不了解的事不要去害怕，要去了解它，了解了就不害怕了。”在对乡村的情感观照上，《过昭关》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李福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他一生经过了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独居、老友先后离开等无数坎坷，但他对于人生的“过关”并不是满身戾气，而是蕴含着中国底层人民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的通透与和解。霍猛对自然光线的运用，对画面的高对比度、高饱和度的选择，也体现了创作者在电影风格上对温暖质朴的追求。

　　当然，谁都不必担心这样的审美表达会是一种廉价的煽情。影片结尾，李福长老人在乡下大雪纷飞的早晨又唱起《过昭关》的戏文“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的时候，这几句河南越调给观众带来的并不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无望，而是哼唱出了径自流走的岁月，以及和老人一样坚守和尊重生命的更多的乡村人。

　　（作者：王文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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