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晚去看了电影《芳华》，电影院里门可罗雀，坐了不到一半的人，五排前全部空座。而这场电影，还是单位包场。

　　在看到军装事件的时候，身边的一位女观众说：无聊;在看到乳罩事件的时候，身边的女观众再次大声说：这应该拍成一个电视剧。到了战友分别的时候，女观众忍耐不住地再说发飙：放屁。镜头里，醉倒一片的男男女女，能不能收敛一点?冯小刚就不知道中国人的情感是收敛的吗?这么全部是一个表情的放声恸哭，最后给人的感觉，带着一种喜剧的夸张。能不能一滴泪不流，也能把那种惜别之情表现出来?真正的分别的时候，恰恰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与“无语凝噎”的时候，甚至镜头里唱的“默默无语两眼泪”也更符合中国普通人对情感的掌控。

　　但《芳华》的更大的问题还不是在这里。整个电影的逻辑本身就是一种怪怪的，甚至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的。

　　电影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工团的戏，第二部分是战场戏，但把这两个戏连结起来的原因，恰恰是因为男女主人公在文工团里犯了错误，被惩罚，成了战士，然后到前线，罹上了战争后遗症。电影里的两位最可爱的男女主角，一个在战争中失掉了膀子，一个成了精神病患者。这样，战士保家卫国，在电影里的逻辑的映照下，便成了一种对生命的惩罚。

　　冯小刚电影里的逻辑怪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集结号》中，狙击战士认为自己被牺牲了，是战争的牺牲品，一辈子都在讨要一个说法。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拯救大兵瑞恩》里的那些被派往前线拯救战友的士兵们，是否要向美国政府讨要一个说法，因为是政府让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别人的生命?

　　《唐山大地震》里，冯小刚把继父对孤儿的关爱，作为比大地震更为可怕的后遗症，在影响着那些脱离了灾难中的生命。人性的灾难，成为电影里的更为可怕的灾变。

《唐山大地震》剧照

　　在《芳华》里，我们再次看到，冯小刚意图在前景上表现出的“美”与精神上的文工团的“丑”，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差，甚至令观众感到文工团完全是一个垃圾场，本来看上去美仑美奂的男女青年，在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是一种造假与作秀。

　　最后，本来是冯小刚致敬他的青春时代的文工团，却成为丑恶的展览。在影片里，文工团里首先表现出一种恶劣的排他性，何小萍成为最初的受害者，第一次发生的军装事件，只不过是借用了同事的一件军装拍了一张照片，便引起轩然大波，第二次发生的胸罩事件，更是把女人的那种低级趣味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件，根本不构成一个集体里的矛盾冲突，可以说，集体里的冲突是发散性的，根本不会产生一种连锁的排挤效应，但电影过分隆重地把这些小事件上纲上线，形成了一种对何小萍的强烈的排斥感，导致了她对这个集体的不认同。必须强调的是，小说原著里的这些小事件是混乱安排的，缺乏线性逻辑性，但到电影里，它是按照时间的先后依次发生且叠加的，便具有了逻辑的因果关系。小说里成立的事件，到电影里便会违背因果律。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文工团里的活雷锋刘峰，也因为他对一名女团员的一次拥抱，而蒙上了“强奸罪”的罪名，发配到基层部队里，从而走上了战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种奇怪的逻辑，在电影里，显得从头到尾都缺乏一种基本的说服力。在小说里，作者给予刘峰摸女人以更多的偶然性的说明，可以看到，队友们本来根本没有当一回事，只是因为被老师的孩子窥见，且因为童言无忌才爆发出来。到了电影里，成了林丁丁的嫁祸于人，这样，林丁丁这一个角色，便彻底地给毁掉了。她身上的所有的动机，都是一种别有用心，工于心机，成为电影里最丑化的一个芳华女人。

　　后来，当文工团员依然搔首弄姿地在舞台上表演她们的柔美的动作时，便会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感。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刘峰在战场上受伤后，电影里有一段旁白，这一旁白，在小说里也有，大致如下：“这就是他要的，他的死将创造一个英雄故事，这故事会流传得很远，会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那个生有甜美歌喉的林丁丁最终不得不歌唱它，不自禁地在歌唱时想到他，想到他的死跟她是关系的。”

　　我们很难想象，刘峰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会出于这样一个独孤求死的目的，从男人的角度，他要对自己的战士负责，对自己的责任负责，对自己的使命负责，正像《拯救大兵瑞恩》中的那帮美国兵一样，而不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只有女人才能想得起来的理由，就是通过自己的死，去刺激一下给予他伤害、并让他到前线的女文工团员。这个理由未免过于女人气了。男人的胸怀中还有更大的抱负，更大的天空。这也是严歌苓身为女人在军旅题材创作中，无法拥有更大气派的原因。《金陵十三钗》一剧，可以看出严歌苓是如何把张艺谋拖下水的，导致国师的英名尽毁。

　　电影接下来的一个镜头，接上了汪丁丁在前线声情并茂地独唱“烽烟滚滚唱英雄”，她的那种倾情投入，如果不知道她的精神内幕，可能会觉得还有几份动人之处，但是现在，恰恰是这个讴歌英雄的她，却在生活中扼杀了一个英雄的大好年华，强烈的对比，使得她几乎成了最丑恶的女人，观众赋予这个人物的是一种全部的鄙视。

　　影片最后，一个摸了女人被发配的男人与一个身上有馊味而讨不得男人好的女人，走到了一起。在他们的身上，留下的是文工团给他们的伤害，所以，在影片里，那个文工团的集体是丑陋的，这里没有什么真挚的友情，完全是一种对人的深层的伤害。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作者根本没有顾及电影的创作元素，写出一个集体的融合力。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严歌苓号称是“好莱坞专业编剧”，但她却没有一部作品被好莱坞看中，并投入拍摄。如果好莱坞处置这样的题材的话，一定会将文工团最后放到战场的烈焰中，重新设计各个人物的命运，让这个集体在战争中，重新整合个人的价值与立场。我们看到斯皮尔伯格参与制作的《兄弟连》里，开始的时候，士兵们之间也是充满着龃龉与磕绊，但是随着在战场上的逐渐融合，建立起了兄弟般的友情。而在《芳华》中，文工团则留下了丑恶的形象，是导致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直接主导者，电影里，只是简单地表现了这个团体解散了，而对照电影里这个团体所作的“恶”——让一个雷锋式的好男人毁灭了以及一个有着孤苦童年的好女孩崩溃了，那么，这个团体的消失，恰恰是因为它们自身的基因缺损，是大快人心的。这也是影片里最后的一场戏，当文工团员们喝酒痛别的时候，观众感到的却是一种快意，一种丑恶群体终于消失的快意。

　　冯小刚越在前面卖力地表现这个团体的形体上的美，却衬托出她们与他们精神上的恶。值得一提的是，男兵们对何小萍的那种歧视感，同样显得不可思议。特别是她的舞伴对她身上的馊味的强烈鄙视，是对一个女人的最深重的污辱。而其他男兵们继续表现出来的高喊“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三不怕臭”的集体作恶，则让这个群体已经变得毫无人性，而这种毫无人性，与后来何小萍在前线护卫伤员展示出的女性的善良精神以及她在演出会堂外的草地上独舞《沂蒙颂》的那种孤芳自赏，都产生了一种不可调和，进一步丑化了文工团的价值与魅力所在。后来电影里产生的悲情味越浓郁，越衬托出文工团的丑陋。这便是这个电影内在的奇怪的逻辑所导致的一种前冲后突的尴尬。

　　冯小刚曾经深情地说，他在这部电影里是想表现出他当年所经历过的文工团岁月的那种独特的“美”，但现在他的镜头里，恰恰呈现出的是文工团的丑陋，而出现这种超过他能力掌控的原因，正是电影的本身立意，使得电影里的内容，超出了冯小刚对镜头的操纵。他卖力地表现的“美”，展现出越天然，越成功，越衬托出内在里的败絮的丑恶。冯小刚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培植了一个异化的力量，在分解着他的努力，使他的电影烙印上一种怪怪的不适感。

　　就像本片中的来自于电影《小花》的主题歌《绒花》一样，在片首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首歌相当的美妙动听，但当结尾再一次出现的时候，便会感到，这是对影片里那帮象征着“芳华”年代的文工团成员的一次极大讽刺，因为在文工团团员的芳华时代里，他们只是展示了他们的丑陋与恶，参与制造了另一个生命缺损与精神损伤的悲剧。虽然冯小刚在结尾安排了男女主人公一个相依相守的温暖的结尾，但依然无法改变“始作恶者”的可耻过去。

　　实际上，所有的“致青春片”都是一场悲剧，因为青春终会凋零，当年的胜利者、失败者，都会是一样的下场。所以，西方的艺术作品，会在生命的最有价值的段落戛然而止，而中国小说会像“三言两拍”一样，非要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架构。《芳华》这样的作品更多地像是生活的一种流水账，近年来，中国电影的这种流水账电影层出不穷，如《立春》《孔雀》，它们的特征是娓娓道来，白开水般的事无巨细，却没有一个主体的启迪人的核心意念，仅仅是还原与图解一地鸡毛的庸常生活，成为这类影片的主旨所在。好莱坞电影是绝对不需要这样的剧本的，所以，当《芳华》也沿袭着这种流水账影片的风格出世的时候，好莱坞电影自然不会需要它，而中国电影向来有这种流水账电影的生存土壤，很自然地接手了它，但给人的尴尬却是冯小刚在《芳华》里呈现出叙述内涵上的分裂与矛盾，也就是说，冯小刚制造了另一个自我，与自己进行对抗。

（文/葛维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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