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

       “浓烟弥漫,染黑了兴隆市的上空。忽然，西边浓烟深处冒出了一团红光冲破了黎明前的黑夜……这片红光不是初升的太阳，而是兴隆钢铁公司的炼铁厂在深夜里按时出铁，铁水的红流映红了半边天。”

　　时空流转，再读这段《乘风破浪》的开篇，还是感到心潮澎湃。童年时东北大地随处可见的高大、斑驳的厂房，上下班时，进入或走出各大工厂的密集人潮，包括重工业背景下的，不够晴朗的天空，绘出一幅无法抹去的壮观的、再难复制的记忆之图。我想作家草明一定身处在这幅巨型油画中，那个娇小的、南方气质的身影，却有异常坚定的眼神，用它体察、记录了新中国昂扬、激越的工业建设之路。

　　草明从30年代写顺德缫丝女工生活的第一篇小说《私奔》始，至90年代止，先后创作了《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神州儿女》四部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计200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围绕工业生活、产业工人、大型工厂展开叙事。从1945年到1964年18年间，草明一边在哈尔滨、牡丹江和沈阳等地的工厂承担具体工作，一边体验生活、从事文学创作，草明也因此被誉为工业文学创作“第一人”。

　　重读草明，最重要的意义是体认作家全身心投入生活和时代大潮的热情，以及真诚的责任感。草明在一篇自序中写道：“我从小就种下了同情工人阶级、爱工人阶级的根子……”(《草明文集第一卷·作者自序》，第5-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而她所有的创作可以说都在向工人阶级致敬：“人在这样雄伟的钢铁基地上生活和工作，多有意义啊……”(《乘风破浪》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草明又因热爱工人，也对工业生活怀有真诚而奔放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作品中由一个人物代替作家表达出来：“要是我是个作家就好了，我将永远生活在这儿，和几十万职工一同呼吸这迷人的烟雾，我将尽我的全力讴歌这个城市和这儿的劳动人民!”(《乘风破浪》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这就是作家草明心底的声音，单纯而执拗，用一颗赤子之心拥抱新中国的工业生活和工业人。

　　当然，如果作家只是怀着满腔热忱来写作，那么他的作品可能更多的是苍白的呼号与无力的描写。我们发现：在草明的创作中，粗放型的大工业往往带着一种质感、一份诗意、一丝律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晚上8点钟，吕屏珍庄严地走到水车制御盘跟前，把开关一举，水车转动了;调速机，发电机，油压机也跟着动起来了。附在机器上的紫铜细曲管子可爱地抖动起来了。吱唔……吱唔……吱唔——那样匀整的声音又重新在机器房响起来了。水电厂的老工友们听着这种一年来没有听过的声音，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啊，他们听过著名的大鼓，落子，相声和梅兰芳的京戏;他们听过乡下少女娇声唱的小调，和自己孩子甜蜜的呀呀的歌唱;他们也听过林中清脆的鸟语，和春风吹皱玉带湖面的那种低微和煦的音响;但是在这时候，那些成为可笑的、不足道的了，怎么的也比不上今天机器房里机器发动的声音那么好听，美妙!(《原动力》第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的审美形态多崇尚壮美、雄伟、宏大，草明的《原动力》将前工业时代那种“力”的美生动地呈现了出来，成为非常珍贵的历史遗存，也为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奠定了一种美学品格。但是在“阳刚”、“力”的工业美中，草明又不经意地、自然地流露出抒情的、细腻的“阴柔”之美，这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艺术性，还丰富了工业题材文学的审美形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小说带给读者的单调、枯燥、甚至技术化、物化的阅读印象。

　　如何表现工业生产、工业场景是工业小说写作的一个难题，客观地讲，草明的工业三部曲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上世纪20年代郭沫若《凤凰涅槃》的某些诗篇，开始歌颂工业的“力”、科学的“美”，欢唱工业的理性与秩序，然而这些诗歌带给工业小说的写作资源是极其有限的。到30年代茅盾的《子夜》，因要表现资产阶级的剥削性，强化了现代工业的封闭性与异化特征，换句话说，现代工业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否定性的、反思性的存在，这些都为当代作家如何书写工业生活、大型工厂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在表现工人群像这一点上，现代文学中的工业小说传统一直是倾向于采用同情、悲悯、启蒙的视角。草明三四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倾跌》《晚上》等，非常关注工人的生命状态和灵魂挣扎，显现了其洞察人性的深度和情感的广度。关于三四十年代草明工业书写的意义，在下文我们将集中论述。这里我们重点关注草明是如何表现工业生产、工业场景这一问题的。现代文学中可供借鉴的写作资源极其有限，草明作为工业小说创作“第一人”，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有研究者认为“草明首创性地把工厂、企业、生产等工业物象比较大规模地引入工业小说，这些事物作为工人阶级的活动场所和展现工人形象性格新的空间和舞台，是工人阶级生活、劳动和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逄增玉：《文学史视阈中草明东北工业小说的得失及其成因》，《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第129页)这一判断较为准确地阐明了草明对中国现当代工业文学的独特贡献。“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为题名的工业三部曲，不仅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富有诗意的工业物象，还在如何处理工业景观、工业环境、工业物象与工业人物谱系的关系上作出了许多尝试。草明在创作中，力图解决工业生产、工业场景的审美化问题，正如她自己所说：“工厂的集体性和时间性很大，选取作品的生活细节时，要多彩多样的……”(草明：《在生活的新问题面前——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载《草明文集》第6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4页)。这份“多彩多样”是难能可贵的。工业文学创作有自身的局限，首先，它要遵循现代工业秩序、工业主义逻辑;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对作家创作形成了严苛的环境。草明以“多彩多样的”叙事策略来化解这些难题，可谓是“带着镣铐的舞蹈”!显然，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的规约作家无法规避，但是在工业具有的文学可能性、审美可能性方面，草明做了最充分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从这一点来说，草明的工业小说写作为当代工业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范本。例如《火车头》中有一段场景描写：

　　师傅，为什么别人焊的管子要返工，你的没有砂眼?小陈问他师傅，这时吊车正好吊了一块摇杆走过，沉重的隆隆声打从他们顶上压过。李学文没有听见，小陈待吊车走远了点，又小心翼翼地再说一遍;这时李学文在想着许多问题，加以电火嘶嘶地响，他仍然没有听见。歇了一会儿，小陈正在想问第三遍，吊车又吊了平斜铁到这边来，把大家的耳朵吵的要死……(《火车头》第62页，工人出版社，1951年版)

　　这段文字可见草明对大型工厂的熟稔：大型机器与工人的伴生关系，在这段文字中处理得恰到好处。一方面，草明借助吊车这个工业物象参与叙事，赋予了作品新的空间感，这是一种只属于工业小说的空间感和动态场景;另一方面，草明非常善于把握在工业场景中人的位置，这段文字中，工业物象的存在很巧妙地“衬托”出主人公李学文敬业、执著的形象。总之，草明以其细节处理上要“多彩多样”的创作理念，为工业小说带来许多新质。

　　此外，草明非常注重通过对工人家庭生活、婚恋情感等工业“外景”的描摹来凸显工人作为叙事主体的地位，将工业生产、工业场景合理地推向了背景的位置。也正因为此，草明工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工人、企业领导、技术人员，还是较为真实、自然的。当然，由于宏大叙事与政治话语的要求，草明无法冲破“工人阶级伟大先进”、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叙事规范。在工业三部曲中，草明所描写的先进工人：老孙头(《原动力》)、李学文(《火车头》)、李少祥(《乘风破浪》)等;落后工人：易大光(《乘风破浪》)等，都注重对其生活历程、家庭背景、性格特征进行深入的描写，人物形象的合理性、逻辑性基本上是可以立得住的。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标签，但有些女性形象，颇有现代都市味，比如《乘风破浪》中的广播员小刘、女工程师汪丽丝，她们美丽、温柔、有文化，“洋化”“新潮”，勇于追求爱情，在描写这样的女性人物时，作品中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细节描写，一定程度上跳脱出了政治话语的束缚。她们的存在既为刚性的作品带来柔性的抒情之风，最重要的是丰富了作品中人物的类型。

　　草明小说中还有些人物形象较为复杂，一方面显现出作家在创作这些人物时内心隐秘的、复杂的情感，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具有超越性，颇具有当下意义。例如《乘风破浪》中宋紫峰这个人物，从全书来看，显然是要被“批判”、被“改造”的，他的本位主义思想、搞独立王国、脱离群众等做法，可以说是掣肘新中国工业发展的拦路虎。但是从其妻子邵云端的矛盾心态中，从书记冯棣平的“错误地赞赏”中，从情人汪丽斯的爱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追求、懂技术、敢担当、爱钻研、尊重科学的现代大型工厂厂长的形象。宋紫峰挂在嘴边的“这是科学，不是凭热情就能喊出25万吨钢来的”这句话，以及“生产技术往往是超政治的”这种观点，在现代工业语境中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特殊时期，在“乘风破浪”的、艰难行进的政治历程中，却被视为错误的倾向，必须要予以纠正。小说中新任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兼总经理陈家骏的出现，无疑是对宋紫峰形象的补充，两者合一，就是一个具有先进性、近乎完美的工业生产领导者的形象;两者合一，也是草明在为新中国成立初的工业发展“指明方向”，为隐含的现代性与中国工业化道路之间的矛盾提出“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将宋紫峰这个人物，放在当下的工业语境中揣摩，这个人物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典型”，其所坚持的科学理念、现代工业意识，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工业化进程最为缺乏的。除此之外，《乘风破浪》中的人物设置、矛盾冲突，解决方案，也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当下，我们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现代工业生产与政治的关系等等，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投射到我们身边的国有大型企业、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时，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仍值得关注，我们有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工业逻辑，来思考大型企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生活的位置?有没有按照现代人的价值意义、现代工业思维来思考产业工人和政治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说，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都不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关于工业与政治关系的某些切入点、关注点仍然值得深入反思。

　　最后,我们有必要再谈谈草明30至40年代的小说创作。如前述，这一阶段，草明已经开始工业题材的创作，而且以其较为独特的视角，展开了对产业工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生存状态的书写。准确地讲，这一时期草明小说的价值意义不亚于工业三部曲的价值意义。在其小说《没有了牙齿的》等作品中，表现了现代工业萌生期工人们的精神状况，他们对现代工业形态的困惑、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排拒、以及乡村群落式生活方式和心态，都较为生动地再现了现代工业成长初期的复杂性。此外，在《魅惑》《倾跌》等小说中，草明也同其他左翼文学的作家一样，关注工人们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通过这些情节的描写，工人的阶级属性得以彰显，并逐步成为左翼文学重要的主题。与其他左翼作家不同的是，草明没有忽视工人的阶级属性之外的文化品性、原乡气质和道德判断。因此这些作品在政治审视之外，更多地体现为对现代工业初期产业工人、现代工业生活复杂性的探讨。小说中很多人物的思考颇有意味：“谁把我的心灵撕碎了?谁把我的血肉吃掉了?谁呀?告诉我……”(《倾跌》《草明选集》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凡是穷苦的人，都被困在痛苦的、不自由的烟罩里消磨着他们的生命，肌肉被榨取干了，生命也完了”(《没有了牙齿的》《草明选集》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身处底层的工人的精神诘问，显然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工业叙事，而具有了启蒙叙事的意义。

　　综观草明的小说创作，为当下工业叙事、底层叙事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与写作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小说创作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同我们对当下工业的理解，以及工业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不无关系，但如果我们的作家也能够有一种“草明精神”，全身心地拥抱、感受、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业生活、工业内涵，与产业工人、技术工人、农民工或者说广大普通劳动者靠得再近些，也许优秀的工业小说会脱颖而出。事实上，天津作家肖克凡、北京作家刘庆邦、辽宁作家李铁等，他们的工业小说创作就蕴含着某种“草明精神”。在《机器》《红煤》《乔师傅的手艺》等诸多作品中，作家在真诚地与工人“对话”，与这个时代“对话”，对话才能产生思想的碰撞，才能形成心灵的交流，才能创作出有生命的作品!我们期望当下有更多作家能如草明一样坚守一颗初心，真正站在工人中间、洞悉现代工业的脉搏，描绘出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生活的瑰丽景象与精神内涵!

（文/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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