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学既要显示力量，又需理性言说

——略说《朗读者》

　　《朗读者》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文学阅读的真正回归。一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应该有担当与责任，形塑现代国民的精神体质，应当告诉人们，什么是这个时代政治与道德的共同基础，什么是文明与文化的主流价值。

　　声音之魅仍然是中国大文学观的重要传统，孟子所谓“仁言不如仁声之感人深也”。我们之前忘记了“诵”，原来是可以接通文化核心价值源泉，因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学习方式，或表演方式，殊不知这里原来源源混混，是人心的活水

　　以《朗读者》为代表的电视文学，除了抒情、传奇故事、励志人生之外，仍然担负着一种理性言说的责任。《朗读者》有些过于刻意，过于包装，过于追求传奇人生、震撼体验与催泪效果。能否保持一种静水深流的日常诗意，娓娓道来的叙述节奏，展开一种不求速成，而深远通透的文化智慧?这又是一个挑战

　　字之魅：温故知新、化俗为雅、变“好之知之”而为“乐之”

　　一个朗读者的身影，在中国大地行走。我们清楚认出，朗读者的造型，分明是文学的造型。

　　电视本是文学之劫难。有电视机的时代，一灯荧然、夜晚静读的文学生活已荡然无存。然而《朗读者》最让人庆幸的是，主持人率众人捧书而读;星光灿烂的背景，是心灵摇漾的书香;央视的舞台从一个喜乐的秀场，变而为一个阅读的书房;董卿的笑容，从一个综艺品牌，变而为书卷气的新标志。《朗读者》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文学阅读的真正回归。

　　在此之前，无论是《百家讲坛》，还是《开卷八分钟》，总感觉只是个人的口才表演，文本、文字、文章、文学本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与以往所有阅读的节目不同，《朗读者》不是一个人全知全能地讲一本或几本书，而是真正的主人——有名有姓的文学作品，大大方方出场，自有身份，文采斐然，文字高贵、温暖而真切，我们终于在屏幕上见到一直躲在背后的文学。

　　我们遇见熟悉的文字，从《红楼梦》到《答案在风中飘》，从老舍到普希金，我们既有如见故人的亲切感，也有当熟悉的文字与新鲜的故事，巧妙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新启示、新震撼;我们优游涵咏于故书的同时，新知忽涌，古今连通，中外融会，经典文学遂成为一种活泼泼的生命表现。

　　我们讲了多少年的“文化”“文明”，然而却忽略了“文章”。华夏文明本来就是“文章”的传承，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游文章之林府”(《文赋》)，这是说读书人的享受;“夫子文章，可得而闻”(《文心雕龙》)、“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文心雕龙》)，这是说经典即妙文;“陈思之有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诗品》)，这是说文采……“五四”以还，我们百年来讲“文学”，讲想象、幻觉、灵感、浪漫、美感甚至魔幻等，其实“文章”这个概念比“文学”这个概念更文学、更美好、更能够让我们有一份当下的直观感受。钱谷融先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当年一篇《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充分论证了文学关注人的情感、人的命运，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但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钱谷融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保持了一样高贵的品质，即是他的文字。那样的用心不苟、那样的细润、自然而精致，那样的天真的童心，那样的总有一幅温暖的情意、那样的沁人心田的力量……真正体现了中文文章的高贵与美丽。

　　今天，《朗读者》终于也懂得了中文文章的高贵与美丽，他们选的文章大都具有文字的品质，更充分发挥电视综合艺术的优势，人物、传奇、音乐、美术冶于一炉，化俗为雅，寓情于境，将书本上的“知”，游戏中的“好”，化而为生命中的“乐”，化而为美的享受，言辞找到言辞，情感找到画面，声音找到思想，因文字的穿引，心灵于其中，相遇而相遇，始于感动，终于歆悦。

　　此前我们于电视只是求轻松、求享乐、求刺激，忘记了电视里的人文精神，是原本可以在轻松享乐之外，予人以“情怀”。一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应该有担当与责任，形塑现代国民的精神体质，应当告诉人们，什么是这个时代政治与道德的共同基础，什么是文明与文化的主流价值。

　　声音之魅：“诵之”“弦之”与“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朗读者》十字打开，掘井及泉，直抵社会人心深处的文学集体无意识。

　　我们看朗诵者的“诵”，既是一个现代文艺的传播方式，又是一个悠久古老的文学概念。“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诗·郑风·子衿·毛传》)表明，“诵”是早期文学的音乐性。即大声地、美声地、有韵律节奏地将文字与言说读出来。不仅是诗，青铜器上的铭文，已经有了双声、叠韵的连绵词或象声词，表明也是可以“诵之”，因而早期的“诵”，是巫师们沟通天神的声音，具有神圣性，是面向神灵，也面向政治精英的权力语言机制。后来，从沟通人神，到沟通人心、沟通上下、沟通物我，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声音之魅仍然是中国大文学观的重要传统，孟子所谓“仁言不如仁声之感人深也”。我们之前忘记了“诵”，原来是可以接通文化核心价值源泉，因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学习方式或表演方式，殊不知这里原来源源混混，是人心的活水。

　　《朗读者》发掘了这口活水。这里有两项要义：首先，声音的诗学承载着权威，积淀着神性，如果是由一些特别的发声者读出，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这个特别的发声者，古代是巫，是士志于道的诗人，现代是知识精英，道德精英与文化英雄。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朗读者”，其实仍然是古典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表现。其次，声音的诗学一定是“仁声”，即沟通人心、承载着丰富的人情人伦人性意味的声音，不是自我满足的私人言说，不是巧言令色的游戏文学，不是一味新变的形式艺术，而是触及天下人心之所同、人情之所系、人性之所在的丰富而敏感的存在意涵，因而具有“鼓天下之动”的力量。当然，不仅是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西方文学也十分注重诵读。记得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光荣》，写南北战争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场面感人至深：某一个新战士准备上战场的前夜，大家为他读一首诗，在篝火旁，在星空下，黑人战士打着节拍，声调是那样的平和，情感是那样的真挚，意味是那样的深永。听原版，可以不一定都懂，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过西方诗歌的原声诵读，那次让我有了一种永远难以忘怀的体验。

　　电视文学如何立于信息洪流与“后真相时代”

　　电视文学本质上仍是一种大众传播。大众文化传播中，“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是一个挑战，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牛津英语词典》选中的2016年度词汇为post-truth即后真相)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泛滥的煽情与充满偏见的观点往往成为信息洪流中的胜出者。

　　因而，以《朗读者》为代表的电视文学，除了抒情、传奇故事、励志人生之外，我以为仍然担负着一种理性言说的责任。中国自古以来的好文章，不乏说理莹彻，而又感动人心的例子;现代与西方文学宝库里，也不乏如此的佳作。在电视里，可能说理的文章，难以配合简单的人生故事，然而，可否就文章而文章，请来几位智慧的哲人，展开思想的曲径通幽与哲学的高华境界?如何将抒情与励志，更向上一层，回应“后真相时代”的阅读感受与信息需求?这是一个挑战。

　　我曾经在法国巴黎看电视，他们有专门的频道，常年读诗，长期导读文学，一篇在屏，如一卷在手，语气从容而淡定。而《朗读者》有些过于刻意，过于包装，过于追求传奇人生、震撼体验与催泪效果。然而正如老子所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来势过猛，用力过大，花样过多，终不能持久。我的老师王元化先生也常说，好的艺术，要懂得克制，懂得去甚去泰。能否在此之外，保持一种静水深流的日常诗意，娓娓道来的叙述节奏，展开一种不求速成，而深远通透的文化智慧?这又是一个挑战。

　　中国这么大，文字这么美，不愁没有好的作品。我们等着《朗读者》的归来。‘’

(文/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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