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贞观之治”——《贞观盛会》创作谈

贞观盛会(油画) 孙景波 李 丹 储芸声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这是历史画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回顾历时五年创作的油画《贞观盛会》，从考证、收集素材，到更名、构思，再到形式绘制，仿佛一场寻梦，感触颇深。作为对唐太宗贞观年间元正日在太极殿举行大朝会情景的再现，我希望《贞观盛会》不仅仅呈现了热闹的场面，还能引发观者对“贞观之治”这段历史的回望与深思。这也是我创作这件作品的重要动力所在。

　　走出误区

　　历史画创作，永远有缺憾感——回望五千年浩瀚的历史，难能想象而更难以再现的情景，何其多矣，其可探索的空间无边无岸。

　　我自小便喜欢读历史故事，常常为我们祖先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和精神感动不已。在“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150个选题中，我最终选择了历史学家开列的最能引发民族自豪感的命题——《含元殿与万国来朝》。此后，我长时间地纠结在这个命题上，在其所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朝会的仪式以及命题的深层主旨等方面，服饰史专家和我已有的知识都不能很快达成共识。这共识的渐渐达成，竟用了四年的时间。

　　根据原命题的附文解读，我的直觉认为这是表现贞观年间，唐太宗在含元殿接受百官和各国使节朝贺的盛大场景。为此，在“开荒”阶段，我漫无边际地收集资料。依据各版本的中国古代服饰编著、唐代人物绘画及壁画等，我大约搜集了数以千计的图像资料，并且观看了有关唐代的影视，读了多本唐太宗传记，以及《资治通鉴》中贞观时期的纪事、《贞观政要》等史记文献。这种过度占有资料的盲目，也让我陷入迷途，难舍枝节而心乱眼花，一度奢望将唐太宗、长孙皇后、魏徵、房玄龄、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秦叔宝以及更多让我感动的人物，都能纳入构图之中。

　　这一命题，还涉及公元七世纪众多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各国使臣的形象，虽然有萧绎《职贡图》、阎立本《职贡图》、敦煌壁画等可以参考，但我还需要更广泛地去搜寻公元六世纪前后，阿拉伯、印度、中东以及欧洲中世纪的绘画、雕塑等艺术资料中一些历史人物的图像。同时，我还查寻了唐大明宫以及含元殿的图像资料，去北京故宫、西安大明宫遗址等现场进一步感受皇宫氛围。

　　然而，在我阅读含元殿的文字资料时，意外地发现我对《含元殿与万国来朝》这一命题，在时空认知上陷入了致命的误区——含元殿建成于公元663年，而唐太宗去世于公元649年，若是画成唐太宗在“含元殿”接见各国使者，岂不是对历史的亵渎?此时，我已经开始了唐太宗在含元殿接受万国来朝的构图。这一发现，让创作顿时陷入困境。

　　考虑到这是“命题作业”，我曾几度试图把主人公改为唐中宗、唐玄宗甚至武则天，也试图把“万国来朝”的环境拉到大明宫含元殿外的广场。但从如何揭示这一历史现象的根源和实质而论，只有唐太宗的历史威望和影响力，才堪当“万国来朝”的主体人物。正是唐太宗贞观年间，任贤纳谏，推行偃武修文、固本宽刑等系列国策，以及其“四夷可使如一家”对外政策的实行，才有了“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我想，以盛唐为镜，究兴替之由;以唐太宗为镜，悟得失之因，才应是我创作这幅作品的核心意义。

　　为此，我一改之前构思，并自行决定把命题改为《贞观盛世——万国来朝》。但应该如何布景，安排哪些人物等，专家们依然持不同意见。三年过去了，我似乎还没有找到“正确”解读“万国来朝”历史真实的切入点。直到读到孙机先生编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中所载：“皇后服有袆衣、鞠衣、钿钗礼衣三等”，袆衣“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钿钗礼衣，“宴见宾客则服”。这使我确信，唐朝的“朝会大事”，皇后是须参加的，并可以身着钿钗礼衣。长孙皇后的出场，标志着唐代妇女在中国历史中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而唐太宗的《元日》《正日临朝》诗，正是“大朝会”这一盛况的反映，写出了唐太宗面对万众朝拜时欣慰、兴奋的感受，同时也提醒自己要时刻以恭敬、谦卑之心，践行勤政治国安邦的态度。

　　文献记载：唐代正月初一的元日朝会，是每年宫廷里盛大的节日聚会，又是规模最大、仪式最为隆重之朝会，故称之为“元日大朝会”。是日，皇帝亲临，太子与文武百官、地方朝集使就列，呈报政绩，宣扬国威;各藩属国国王、外国使者云集，献纳贡品，拜贺新岁。当天，宫中还举办盛大歌舞宴会，场面宏大，时逾万人。由此，我豁然而解，相信只有在“大朝会”时，才会发生“万国来朝”的隆盛场面。为此，我暂把题目拟为《贞观大朝会》，并在之后与专家的磋商中，最终确定为《贞观盛会》。是此，我从“常朝会”礼仪误区走出，开始按照这一盛会场景及礼仪重新开始创作。

　　孜孜以求

　　创作题目确定后，我的构图框架又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作品要求的尺寸近乎方形，而我原拟的理想比例是5米×10米，这才适宜拉开“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这种冲突，迫使我下定决心创作两个尺幅的作品，前者是为完成定件，后者则是我为“贞观之治”的历史献礼。

　　在新的比例中，我重新寻找组合的氛围和人物之间的关系。

　　坦言之，企图真实地再现历史只可能是一种奢望。我能做的，是依据唐太宗的那两首诗，对画面创作进行诗意的发挥。如“翠幌曜明珰”“丝竹韵长廊”，让我看到一支由皇后引领的后宫佳丽组成的乐舞队伍，久久地等候在长廊间;“恭己临四极，垂衣驭八荒”，则是唐太宗的自我感觉——谦和、平易、威严、英武而从容。同时，我一读再读“贞观之治”，深掘“贞观之治”的诸多事例，以及长孙皇后辅佐唐太宗治国理政的故事，并力图把这种感受转化到人物的造型气质、神态表现当中。

　　唐太宗的形象，是画面的中心也是重点。我没有遵照史学家的提示——有胡人血统，眼窝深陷，胡须微卷;身形矫健，勇武壮硕而儒雅。而是依据资料记载，将其刻画为着“常服”临朝，以表现平易、谦恭的态度，并将其衣袍刻画成最单纯且画面唯一的金黄色，以烘托其主角地位。长孙皇后的形象刻画，尽显其风度雍容、情态端庄之状。除此外，画面上的主要人物中，最终没有添加下场可悲的太子。

　　人物在构图中的排列，也要体现出节奏感。对于廊上、廊下众多人物的刻画，我注重每个人物的动态、剪影、大轮廓的整体感，以及廊下与廊上人物整体的明暗、虚实大关系的处理，使廊下众人如若在阴影中，让唐太宗左右的人物形象在明度的对比中“亮”起来。因此，廊下的人物，要特别控制好“白色”层次，不可有一笔亮过栏杆的白，且线条要因空间、形体对比与层次关系，而有浓淡、深浅、色彩上的变化。阶下的跪拜者，虽然是背面，却也是我花费心思较多的一处。在我的设想中，他应该是被唐朝征服不久的酋长，大殿内正式朝拜过后，此刻还有些什么急于想解释的话——这一举动，是牵动整个画面构图的情节要点。由此，我打破了画面中本该井然有序的局面，引发了他身旁来宾、太宗左右侍臣相应的动态和情态的不同反应——这种情景在大朝会的活动中，也许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我需要这个“出其不意”的情节，以使上下两个空间的人物，有合乎戏剧性冲突的情理联系。

　　“大朝会”必须有一种历史的庄严感。为此，我采用焦点透视的三维空间进行构图，透视的焦点，对观者视觉具有导向性——集中在唐太宗的心胸。画面中各国使者的动态、视线，群体组合的态势也都具有导向性——集中在太宗的身上。在三维空间中，我更运用中国传统绘画中对线的运用，尤为重视线条自身疏密节奏、徐疾韵势的美感。这需要减弱个体物象的体积、明暗的对比，增强平面化的感觉。我力求把文艺复兴早期绘画中的那种冷暖感觉和唐代绘画中某些节奏感综合起来，使绘画更具中国气象。

　　后期，我对画面的细节进行了多次修改，包括关键人物的动态、衣纹，以突出其形象的特点、个性，尤其是对各国使节个性的刻画避免雷同，力求为每一个角色拟写出不同的内心独白。两件作品，270多个人物，连续八个月间，日以继夜，陪同他们一路走来，对我自己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已经72岁了，虽然不免时有心力交瘁的疲惫之感，但更从历史意义的呼唤中不断获得激励，让我不甘放弃努力。我的两个学生——我的助手李丹、储芸声是我学习使用电脑的老师，也任劳任怨地参与了整个绘制过程。他们给予我许多建议，以及时时的鼓励和生活上的关怀，是我能支撑到完成这一历史画创作的不可忽略的伙伴。

　　人物画、历史画之兴衰，表面看似是不同时代艺术题材和画风之变，但究其之由，却系赖于国风、国运。观感国运兴衰，慨叹民族荣辱于古今之间，这是我们向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程一次深情的回顾。我期望这部历史画卷在今天民族精神的建设中，起到振奋民族精神、传承历史正能量的作用。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献给当代、留给未来的一部绘画的史记，一部图像的通鉴!

（文/孙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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