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纪录片，公众对故事片中的北京影像想必就熟悉多了。民国时期，中国电影的拍摄大本营在上海，上海是名副其实的电影城市。有关北京的故事片要少得多，但由于抗战胜利后，以原华北影业公司为基础，改建为国民党“中电三厂”，有不少故事片是在北京实景拍摄的。

　　近年跟北京城有关的电影不断进入公众的视野。像迈克·贝的吸金大片《变形金刚4》当中便出现了大家熟悉的长城、鸟巢和盘古大观;而《京城81号》更由于牵扯上坊间传闻颇多的“朝内81号”而卖座兴旺。不仅主流院线如此，京城几家艺术影院也相继推出了以“城市电影”为主题的经典影片回顾活动。可以说，自从有了电影，城市和影像便开始紧密相连，那光影中折射出的北京旧貌新颜，值得我们记忆、怀念、追随。

　　早期影像中的帝都残照

　　电影诞生于1895年，大概是在1900年左右进入北京，那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据记载，当时就有日本人柴田常吉、陈谷驹来拍摄《义和团事件》，英国人也雇佣了“电影之父”卢米埃尔的摄影师詹姆斯·威廉逊搞了一部《中国教会被袭记》，两年后美国人则推出了《义和团在北京的屠杀》。这些影片都是到北京实地取景，但却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侵略者的视角和说辞，在他们的镜头下，中国人成为危及西方文明的“黄祸”，却丝毫没有反思这些“灾祸”的起因以及战争带给中国人的苦难。

　　到了1905年，中国人有了第一部自己拍摄的电影《定军山》。是年秋天，北京丰泰照相馆制作了由任庆泰导演、刘仲伦摄影、谭鑫培主演的戏曲短片《定军山》。这个事件被写入了程季华主持的《中国电影发展史》(1963)，成为今天官方史学中所认定的“中国电影的开端”。不过，近年来学术界对此一直疑问不断。第一，《定军山》这部电影没有在现存报刊当中找到任何放映的蛛丝马迹;第二，现存的谭鑫培《定军山》照片，也未必是电影剧照而有可能是戏装照。梅兰芳先生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电影《定军山》，但他也只是道听途说，没有亲眼得见。因此，《定军山》到底拍没拍?如果拍了有没有上映?这还需要学术界不断地考察论证。

　　由此也说明一个问题，寻找和发掘活动影像，对于我们了解历史是多么的重要。假若我们今天能从库房里翻出一卷蒙尘多年的老胶片，记载着谭鑫培“请缨”、“舞刀”、“交锋”的斑驳影像，哪怕只有区区几秒钟，也许一切疑问都会迎刃而解，可惜我们还没有这么幸运。

　　不过，有一部电影倒是难得完好地保存了下来，那就是俄裔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历经十年拍摄的纪录片《经巡中国》(1917)。这部电影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取景，记录了当时的民俗风物和城市景观，上映后获得了《纽约时报》和《综艺》等刊物的好评。

　　时光流转因缘际会，大约十年前布拉斯基的儿子将此片拷贝(现长107分钟)捐赠给了台北电影资料馆，在华语电影研究界引发轰动。香港电影资料馆更将此片选入“不得不看的百部香港电影”进行公开放映。我个人虽无缘到台北、香港观摩，但却在一次和美国派拉蒙公司同仁的洽谈中，得到了经过数字修复的《经巡中国》的北京段落，当中包含了前门火车站、北海、清华大学、紫禁城、旧城墙等很多城市地景，以及婚丧嫁娶、玩鸟、市集买卖等很多鲜活的场面。我曾把这段影像在讲座中放映，现场观众无不看得入迷，时不时爆发出惊叹和笑声，这即是早期城市影像所蕴含的穿越时空的魅力吧。

　　从纪录片到故事片的多元表达

　　除了布拉斯基的《经巡中国》，我个人接触到的较早纪录北京城市影像的，还有现存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总理奉安大典》(1929)。《总理奉安大典》讲述的对象是孙中山先生，1925年在北京去世后，他的遗体一直被安放在西山碧云寺。1929年南京中山陵建设完成，需要将孙中山的遗体从北京迁移到南京去，纪录片讲述的便是这个举国关注的南迁典礼过程。片中孙中山灵柩所到之处，尽是万众吊唁的花圈挽联，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所修建的北平迎梓大道以及西四牌楼等重要城市景观皆被采撷进镜头。

　　中国电影资料馆所存的《总理奉安大典》并不是一部影片，而是一组影片：这当中既有当时环球公司等外国电影人拍摄的内容，也有大中华百合公司、北洋美术社等各民间公司拍摄的，组合起来便是一套堪称“镇馆之宝”的早期电影影像文物，历史价值极高，我曾在2009年的电影资料馆“世界视听遗产日”活动中选择了一段对公众放映。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遗体南迁后，他的肝脏标本还被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抗战期间北京沦陷，孙中山肝脏标本先是被日本人抢走，后汪精卫派褚民谊赴京与日本人商洽索回。这个过程也被拍成了纪录片《国父灵脏奉移典礼》(1942)，当中亦有对沦陷区时期北京城市的纪录。

　　相比纪录片，公众对故事片中的北京影像想必就熟悉多了。民国时期，中国电影的拍摄大本营在上海，上海是名副其实的电影城市。有关北京的故事片要少得多，但由于抗战胜利后，以原华北影业公司为基础，改建为国民党“中电三厂”，有不少故事片是在北京实景拍摄的。比如梅阡导演的《碧血千秋》(1948)，当中就出现了圆明园大水法的遗迹，跟今天的圆明园公园相比已经差异很大;而《十三号凶宅》(1948)则是在今天西单西边大木仓胡同的郑亲王府(现为国家教育部)取景拍摄，著名女星白光一人在片中分饰四角，轰动一时，可惜这部影片今天没有保存下来。

　　到了解放初期，由于北京成为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迁使得中国电影题材也逐步从上海向北发散。这时期出现好几部以老舍小说、话剧作品改编的影片：著名电影人石挥的名作《我这一辈子》，徐昌霖的《方珍珠》和冼群的《龙须沟》。这三部作品，前两部实际都为上海的私营厂拍摄，仅仅在北京取景而已;《龙须沟》则是真正的国营北影厂出品的，而它的前身正是原来的“中电三厂”。自此以后，电影中的北京故事和北京景象已经越来越多，让人习以为常了。

　　城市与电影的关系“框取”亲切“溢出”疏离

　　关于城市与电影的关系，大约有两种。一种所谓“框取”关系，即选取城市的一个断片作为电影创作的背景。比如最近百老汇电影中心的“胡同儿影戏”主题展映，描述的大都是北京的胡同、大杂院文化和市民通俗故事，那曾经熟悉的京腔京韵，令人倍感温暖亲切，因为这一切已经距离今天人们的现代生活越来越远。王朔和冯小刚上世纪80年代以降的京味儿电影也基本属于这一类。

　　另外一种则是所谓“溢出”关系，即影像对于城市塑造超越了一般公众的惯常思维，而呈现跨地跨文化的杂糅性：上述《我这一辈子》、《方珍珠》就属于有北京味道的上海电影;香港导演张婉婷拍摄了以摇滚乐队为主题的《北京乐与路》，电影以北京为对象，但气质让人感觉焕然一新;冯巩的《没事偷着乐》取材自刘恒创作的北京故事，但被移植到了天津，也是这种“溢出”效应的例子。

　　更不用说，近年好莱坞大片中或国际范儿十足(如《变4》)、或传统复古的北京形象(如《功夫梦》)。随着北京成为中国新的电影制作中心，随着好莱坞影片中国取景和跨国合拍制作的增多，可以想象，未来这种“溢出性”的北京影像将会越来越多。电影中的北京，也许会多一份光鲜多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多一份陌生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