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从广义上可以分为类型电影和非类型电影两种。前者起源于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如西部片、警匪片、喜剧片、恐怖片、歌舞片、幻想片等中，这类电影以类型观念作为影片制作的基础，如规范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或偶像明星，以及具有某种公共象征的视觉影像。它们比较契合多数观众的心理需求和期待视野，并且在各种类型中切换，以“热潮更替”的方式来制造观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兴奋点，保证了娱乐和商业的双赢。

　　非类型电影则形成于电影草创阶段并发展于类型电影式微之时，虽然可能不及类型电影的规范成熟，但有可能突破其类型化、程式化，突破其戏剧化的叙事模式和线性的因果关系以及人为封闭的结构，从而拥有更多的独创性。欧洲的新浪潮电影和作者电影应该归属于非类型电影，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过，欧洲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存在着既抗衡又互渗的关系，在打破好莱坞公式主义的同时，还是可以从题材和样式上区分出爱情片、战争片、传记片、喜剧片、音乐片、惊悚片、奇幻片等电影类型，以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在仅晚了十年的发展史中，虽然佳作不少，却没有严格意义的类型电影。这可能与动荡的社会和左翼电影倾力于社会性主题有关，一方面在电影类型上无暇作细分和持之以恒的探索，另外也缺乏形式和技术上的积累和支撑。电影从业者本身缺少电影类型的意识，也是中国电影缺少某种类型片的标志性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类型电影在香港起步较早，武侠功夫片、黑帮警匪片、喜剧片和恐怖鬼怪片为市民所熟知，其中，武侠功夫片在国际上都有巨大影响力。内地类型电影起步并逐渐产生规模效应，应在本世纪前十年。这十年中国电影从低投入、低回报向高投入、高回报提升，从小制作向大制作进军，这意味着一部分社会资本向电影产业集结，并且投资目标首先瞄准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大导演，以保证产出影片的质量和回报。这促使了具备这种资格的第五代导演的大逆转，以探索片和艺术片为标志性成就载入电影史册的张艺谋、陈凯歌首先转向执导商业大片，冯小刚紧随其后。

　　张艺谋在2002年、2004年和2006年先后执导拍摄了《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电影类型上都可以定位为武侠片。陈凯歌于2005年拍摄了《无极》，在电影类型上可归为奇幻。冯小刚于2006年拍摄了古装片《夜宴》，又于2007年拍摄了战争片《集结号》，再于2010年拍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仅此三位导演就连续拍摄了五种七部类型大片，而且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业绩。

　　如果说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主要由第五代导演在大片制作中开始了类型电影的尝试，那么，在刚刚过去一半的第二个十年中，类型电影的创作成为多数制片机构和导演更为自觉的行为，成为获得艺术和经济利益双赢的重要策略。以喜剧片为例，徐峥先后执导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和《港囧》受到观众的欢迎，分别收获了12亿多元和16亿多元的票房，刷新了当时中国电影票房纪录。《中国合伙人》作为励志片在题材上另辟蹊径，票房表现不俗。《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有创意的爱情片，口碑和票房达到了一致。《智取威虎山》以动作片拍历史题材，并用3D技术，也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捉妖记》是奇幻片，又兼具喜剧元素，深受观众欢迎。需要提出的是，类型片也并非一类到底，例如《港囧》就杂糅了喜剧、爱情、悬疑、警匪、动作等多种类型元素，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新鲜感。

　　今年春节上映的几部新片全是类型片。如王晶导演的《澳门风云3》属于喜剧动作片，《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美人鱼》均属奇幻片。前者改编自《西游记》第二十七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电影对原著作了较大改动，如简化了“三戏”，增加了白骨精与云海西国国王勾结喝童血的情节等。而《美人鱼》被归类为“爱情、喜剧、科幻”，由于美人鱼传说的科学成分很少，所以还是归为奇幻片更妥。在这个神话般的美人鱼故事中，包含了一个天性善良却已经堕落的男子在作为善恶化身的两个女人的争夺中弃恶从善的通俗故事。这也正是中国类型片不脱大众趣味而隐含中国文化基因的一个特征。

　　近年来，中国电影总票房急遽上升，除了硬件提升的原因之外，类型化的创作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把它作为一种长期的策略或战略，变成一种制片模式以及电影人的自觉意识，那么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其实道理十分简单：类型创作建立在作者和观众默契认同的基础之上，它符合电影创作和欣赏的规律，并在受众的接受中获得最大的“公约数”。它既不一味地迎合迁就观众，也不把主观意图一厢情愿地硬塞给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