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电影批评是对中国电影的思考、讨论和阐释。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一样，走过了一条有自身内涵丰富并且有其本质规定性的道路。不过现在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学者和批评家多少有点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有意无意自我矮化，自我否定。在笔者看来，中国电影批评也应该从中国电影传统，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美学传统中来汲取更多的营养，无论是概念的打造，还是方法论的借鉴和使用。

　　就历史经验而言，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是紧急捆绑在一起的，是依托于中国电影实践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上个世纪30、80年代是公认的中国电影批评的两个黄金时代，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电影批评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密切追踪中国电影实践，另一方面又借助于理论武器和思考前瞻性的先于电影实践提出了问题，确立了方向，在相互支撑中实现了有效互动，实现了双赢。

　　当下中国电影批评与中国电影实践一样，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在更高、更广层面上进行整合，尤其需要结构性的调整以追踪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并发出强有力尤其是有说服力的声音。由于批评者的身份、渠道、方式及其对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临的问题也更加多样复杂，很难用一个声音说话，也很难达成传统意义上的共识。但有一点应该说是必须的，就是要互相对话。事实上，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

　　2015年12月17日，在尹力导演的主持下，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青年导演峰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举行。参加峰会的青年导演秉持着不同的电影艺术理念、艺术追求，分别拍摄了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电影。在讨论和对话中，青年导演们都有着基于自己艺术理念的坚持，但同时也都愿意倾听他者的意见，表现出了应有的宽容和包容。在笔者看来，这应该是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尤其是中国电影批评应有的一种态度和境界。事实上，无论是拍摄偏大众化的商业类型电影，还是拍摄偏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不过前提必须有基本的艺术诚意和专业的艺术态度。如今中国社会缺乏共识，中国电影更是缺乏共识。虽然通过对话一时半会也难以达成共识，但只要愿意相互倾听，愿意坦诚对话，无论如何也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不仅创作者需要在平等坦诚的基础上相互倾听和对话，其他如管理者、投资者、批评者及其相互之间都需要相互倾听和对话。其实，现代社会要达成完全共识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只要相互倾听就能减少摩擦和对抗，只要坦诚对话，就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多一分和谐。

　　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整个中国电影业界缺乏一个对话和沟通的机制。由于缺少相互倾听和对话，对抗性情绪暗流似乎在悄然涌动，甚至出现了某种撕裂的苗头和征兆。尤其是资本对创作，创作对批评的不尊重、不对话，长此以往后果一定是很严重的。有人说，现在电影界由于身份差异，方法论差异，特别是利益诉求差异，几乎很难在一个共享的时空里对话。或许实际情形真的就是这样，但即使如此，哪怕是隔空对话也很有必要，至少可以倾听各方的立场、方法及其利益诉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电影批评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促成电影业界更多的沟通和对话。因为对话本身是现在社会的一个本质性特征，对话过程或许就能形成很多意想不到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因此，跟过去时代相比，中国电影批评通过促进电影业界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有效对话从而促进电影产业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电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等，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面临撕裂、分裂的中国电影业界及其各种现象，我认为电影批评自身的思考应该具有辩证平衡和包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两种对立的现象和评价交织纠结，电影批评一定要坚持辩证的平衡和包容，特别是要具有包容性。因为具有包容性才可以让各种声音都有发言的渠道、通道，也才有可能达成某种对话哪怕是隔空对话。最重要的，电影批评不能仅仅指出问题的存在，问题的所在并且做出客观的评价，而是要在对问题进行有效诊断的基础上凝聚更多的智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贡献各自的方法论。我认为这是中国电影批评在当前特别需要关注和调整的，也是电影批评自身能否与时俱进并且得以现代化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纵观中外电影史，中国电影当下确实存在很多新现象、新的热点问题，是过去时代所没碰到过，过去批评家也没碰到过。过去的批评家，过去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成果无法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现成的方法和方法论。尽管中国电影现象当下非常复杂多样，但这样一种生动复杂、充满变数也充满活力的电影实践也为中国电影批评发展奠定了“实践性”基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能否创造中国电影批评的第三个黄金时代，我个人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和立场。事实上，尽管新世纪以来，电影批评不像20世纪30年代、80年代那么突出，那么强势，但仍然为中国电影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化健康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只不过是表现的方式、实现的形式不一样。中国电影批评，电影批评者自己不要妄自菲薄，不管批评者现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以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渠道来发言，其实都为中国电影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贡献。

　　当下中国电影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观众的变化、观众群体的变化，观众群体的更新换代。80后加90后观众贡献了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的80%;90后观众超越80后观众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观影主体;00后观众不断涌现并且呈现大幅上升的势头;三四线城市新兴观众群体也就是“小镇青年”成为中国电影新的增长点。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电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如何来应对这样一种挑战?中央最近反复强调“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新的理念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对于电影也很有意义。当下中国电影的需求很旺盛，几乎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但是，即使是空前高涨的电影需求，最终还是依靠优质的产品、优质的供给来保障，用优质的产品、优质的供给创造更多的观影需求。2003年以来，中国电影的产值以30%速度在增长，但是回顾梳理的时候，不难发现能在电影史上能够留存下来的，能够经得起人民、历史、艺术、美学检验的经典性电影作品确实偏少。中国电影发展如何一方面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并且能够有效保障观众的观影需求，另一方面具有更多的人文内涵、审美内涵，具有经典性品格，是一枚铜钱的两个方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个也不能少。

　　中国电影需求的空前旺盛，其实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而放大的一种“口红效应”。电影观众的变化还包括小镇青年的观影变化。2015年9、10月，我在重庆、四川的十个县区做了一个县城电影院建设及其小镇青年观影调研，发现这些小镇青年空前的观影热情相当于股市跌到谷底以后的一个报复性反弹。小镇青年们对电影的忠诚度、持续的观影热情到底如何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和分析。青春片一度的高票房很大一部分来自小镇青年们的贡献，因为青春片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小镇青年们对大都市、大都市生活的想象。不过，小镇青年们的这种观影热情在降低，青春片的票房和效益也在递减。所有这些现象，我们都不能盲目，都需要进一步观察基础上的理性思考和分析。总之，中国电影批评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必须更加紧密地追踪电影实践，聚焦新的电影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辩证、平衡和包容性的理论思考，并且最终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2015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40.69亿元，比2014年增长48.7%，创下“十二五”以来最高年度增幅。其中，国产影片票房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以较大优势保持了国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据统计，2015年我国故事影片产量686部，全年票房过亿影片共计81部，其中国产影片47部;国产影片海外销售收入27.7亿元，比2014年增长48.13%;全年城市影院观众人次达到12.6亿，比2014年增长51.08%。2015年影院建设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年新增银幕8035块，平均每天增长22块，全国银幕总数已达31627块。全国影院已全部实现数字化，县级城市影院全覆盖已基本实现。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各种新现象、新玩法、新热点可谓是层出不穷，目不暇接乃至眼花缭乱。即将过去的2015令人怀念， 2016年、2017年的中国电影也更加令人憧憬和期待。不过，我们不能简单的停留在现象罗列和梳理上，更应该看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

　　中国电影批评需要在中国电影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中提炼出富有说服力和生命活力的理论话语，勇于理论创新，并且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有效互动和联动。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原因有一千条一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国家各种政策的扶持乃至精心呵护。尽管现在大家看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作为一部真正法律意义上的电影法并不完美，但想要进入电影产业的人一定要认真细致研读，悟出其中的玄机乃至天机。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一种与好莱坞电影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关系，并且伴随始终。尽管目前看中国电影市场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情况比较乐观，但即将到来的2017仍然是中国电影的大考乃至大限。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需要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迅速做大做强电影市场，特别是迅速增强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取得与好莱坞电影长期博弈的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其艰难的转型，需要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家支柱型产业，并且引领和推动经济转型。而电影作为最具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文化创意产业，或许更应该发挥先导性、引领性、示范性作用。事实上，在国家战略层面，电影不仅仅是电影，貌似还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除此之外，资本，跨界，新力量，题材开放和类型拓展，以及互联网背景下中国电影发展模式、路径、方法的创新，一个也不能少。

　　电影类型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形成与观众的“契约”关系，而电影美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准确把握并且阐释与观众的关系问题。正如美国南加大电影学院院长所说，一个创作者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永远都拍不出真正的优秀作品(不过有可能拍出高票房的电影)。同样，一个观众如果仅仅是为了单纯娱乐看电影，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观众。而如果没有好观众，就没有好电影人;而没有好电影人，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好的电影。话说得有点绕，不过电影观众对整个电影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怎样说都不过分。当下中国电影仿佛陷入了这样一种怪圈和悖论之中:观众埋怨没有好电影看，创作者埋怨没有好观众。不过，当下中国电影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群体看电影偏于社交娱乐而不是艺术审美，在最大程度上导致、助长了中国电影整体上的娱乐化倾向。不仅看中国电影是如此，看好莱坞电影也是如此。笔者一直比较推崇和看好《头脑特工队》——一部一个父亲看到女儿成长的烦恼有感而发创作的电影，一部有情怀、有境界、有温暖、有温度、有温情的电影。因此，在美国各种十部最佳电影的评选中，《头脑特工队》都榜上有名。但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却非常低，显示出了中国观众的不屑一顾乃至冷漠。可以说，不改善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素质，不通过电影文化体系建设培养能够观赏不同类型电影的观众群体尤其是高端观众群体，期望中国电影质量、品质提升真的只能是水中月雾中花，只能是瞎子摸象缘木求鱼。毫不夸张的说，这个问题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中国电影批评不从战略层面真的重视这个问题，那问题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有效化解。

　　尽管如此，与一些批评家的悲观不一样，笔者坚信当下中国丰富、复杂、多变却又充满活力的电影实践为电影批评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批评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电影批评的地位及其未来，最终取决于中国电影批评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