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谋”到“宫斗”的畸变（戴清）

2019-06-28

阅读：来源：《中国电视》作者：戴清收藏

从“权谋”到“宫斗”的畸变

——对历史题材剧的类型演变、内涵缺陷及审美变异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以来蔚为壮观的历史剧创作以富于张力的戏剧冲突、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恢弘壮阔的影像风格以及较高的制作水准为人们所瞩目和欢迎，也在电视剧评奖中多有斩获。但这些作品也存在程度不同的“令人堪忧的权谋文化观”，[1]这一批评声音不仅仅来自于电视剧评论界，也来自文学研究领域，如《当代中国的诡谋文艺》一文批评“这些影视作品，文化品格和艺术含量虽有差别，但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两种倾向：对权力尤其是皇权的歌颂和对诡谋的有意无意的欣赏”。[2]

《甄嬛传》剧照

　　吊诡的是，一边是批评不绝如缕，一边却是醉心于渲染“权谋文化”的历史剧创作高歌猛进。新世纪以后，“戏说剧”、“穿越剧”短暂红火之后，一大批“宫斗”题材剧以远较历史正剧更猛烈的势头蜂拥而上，清晰地显示了历史题材剧从“权谋文化热”到“宫斗热”的鲜明转向。其间，学术界对“宫斗剧”的批评从未缺位，且更加不遗余力。从“宫斗权谋背后是丛林法则”[3]到“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4]，从对“‘宫斗题材’电视剧叙事伦理的批判”[5]到反思“宫斗剧的盛行是当前文化中审美降级正在实际发生的主要例证……”。[6]此外，在广电总局网络司指导、网络服务协会主办的“2018优秀网络视听节目推优活动”中，爆款剧《延禧攻略》最终也未被推选为优秀节目，足以见出主流评价的态度与意见。

　　综上不难看出，围绕这一现象，主流态度、精英判断与大众偏好之间一直存在着较大分歧。媒介融合环境中，大众趣味的圈层化趋势更加鲜明，文化格局的复杂性也愈发凸显。学术界、文艺评论家更需直面“权谋文化”与“宫斗热”对大众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放弃文化反思与批判立场，更不能一味认同存在即合理以及收视率/播放量至上原则，尤其需要从新时代文艺的价值向度上重新审视与深入反思这一问题。

　　同时，在研究中也不能止步于简单的价值判断与批评，在评价上不宜“一刀切”，而要立足文本、具体分析特定作品的精神指向与文化观念。

　　一、从“权谋”到“宫斗”：媒介催化、类型偏移与内容窄化

　　如前所述，新世纪前后，历史正剧一度红红火火，其间虽有戏说剧《宰相刘罗锅》、历史故事剧《大明宫词》等子类型创作不时出现，但表现朝堂权力斗争、夺嫡、权谋等内容的历史剧始终占据主流。新世纪新十年后，伴随网络媒体影响渐大，网文书写不断走俏，历史叙事的表现内容发生了明显变化，历史正剧不可逆转地衰落，戏说剧的风头也为穿越剧所取代，代表作如2011年轰动一时的《步步惊心》，随后即是2012年以《甄嬛传》为代表的“宫斗剧”名噪一时。

《步步惊心》海报

　　自此，历史题材剧创作完成了从宗正史到奉稗史的巨大转变：正史叙事每每对应着传统历史小说写作，稗史故事则主要出自网络IP改编。作品的表现内容也从以帝王谋臣之间的“权谋之争”过渡到“后妃宫斗”。由此形成了历史正剧-传统历史小说-正史-大说-权谋-朝堂-帝王-恢弘阳刚等多项同构；同时，也确立了“宫斗剧”-网文-野史-“小”说-后妃-宛曲阴柔等对应联系。网络文学作为新世纪后特别是新十年后电视剧改编的重要母本来源，借助互联网的浩大声势与传播优势根本地改变了传统文学版图与文学的本质规定性，文学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传播-接受方式包括审美接受效果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文学重在“悦志悦神”的美感效应日益被边缘化，网文阅读的“官感满足”带来的“爽感”不由分说地异军崛起，显示了媒介之变所引发的艺术之变，也直接推动了历史题材剧子类型的兴衰更替与表现内容的畸变。新十年后历史正剧《大秦帝国之纵横》（2013）、《大秦帝王之崛起》（2017）的播出遇冷恰是历史正剧式微的有力印证。

　　从“权谋”到“宫斗”，故事内容趋向窄化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实，重新审视历史正剧，不难发现很多作品的表现内容也是很有局限的，大多数历史剧，准确地说应该称为“帝王剧”，而“宫斗剧”则进一步窄化为“后妃剧”或“帝妃剧”。作为大众通俗艺术载体的电视剧，“讲什么”始终是重要的，在历史剧创作中，“讲什么”、“表现谁”则不只是内容或对象问题，还是历史观问题：是谁创造了历史？是抱定英雄史观还是坚持人民创造了历史？创作者如何看待历史中的帝王、英雄与人民的关系？这既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关切，也是新时代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历史剧中的具体体现。

　　同时，历史剧过分集中展示帝王贵胄的派系斗争、权谋诈变与人际倾轧，在叙事重心上完全集中于表现帝王成长、雄才大略及帝妃爱情，推崇的恰恰是一种“高大权”的“权力美学”，[7]也是简单化历史、戏剧化史实、过度追求观赏性的结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极其丰富，是历史题材剧永不枯竭的创作富矿。其中，儒释道等各派思想在不同朝代千变万化、赋予不同历史阶段以特殊的历史氛围与朝代特质，各个朝代、不同地域都有为历史进步做出贡献的杰出人才及志士仁人的慷慨悲歌；在朝堂、江湖之间，既有以建筑音乐装潢服饰医药饮食等为代表的高雅宫廷文化，也有深厚充沛的民间智慧与悠久灿烂的民间技艺。而创造、传承这些文化财富的，最终都是充满了智慧与才情的历史人物，也都有着多姿多态的故事样态与情感命运。

　　其实，即使是表现封建时代的权力运作，单纯醉心于“权谋文化”的阐释也显得过于简单和偏狭。“君尊臣卑”是中国封建朝代的总体政治原则，但特定朝代的“君权”、“相(宰)权”以及“官僚制度”之间的关系又充满了变化，有摩擦有权变、有对峙也有调整。君权至上，但盛世时“君不可以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唐玄宗时期）也是通识，否则就难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治世”以及“治、乱”之别。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描绘了嘉靖年间社会各个基层的全景图，其中百姓生计维艰、官民紧张对峙、沿海英勇抗倭、地方商家被朝廷宦官克扣围剿、朝堂之上皇帝、严党、宦官、清流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被丝丝入扣地展现出来，显示了创作者对那一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吏治、百姓生活等全方位多角度的把握与艺术转化的功力，而不是将历史剧的内容简化为帝王将相的长袖善舞与权谋诡计。在剧中，擅长“权谋”的嘉靖皇帝很奇特地掌控着大明王朝的财权，但皇权也并没有宰制一切的力量，严党的贪墨、文官集团的掣肘以及地方官商较量、底层百姓、外敌骚扰等综合因素的合力最终决定、影响着朝代的命运与历史的大势。在这方面，刘和平的《北平无战事》在揭示社会历史的经济成因及多种复杂因素上也提供了正向的、可资借鉴的创作范例，对历史的认识观念及作品的精神内涵都大大超越了同时期其他作品，对他自己此前的创作也是一种极大的突破。较近的《于成龙》也跳出了展现权谋的创作窠臼，生动表现了一代廉吏于成龙的精神风骨与襟怀坦荡的高洁人格，有着振聋发聩的精神内涵与感人的艺术力量。

《大明王朝1566》（左）和《于成龙》海报

　　宫斗剧聚焦后宫，是稗史化、私语化的，这与新世纪以后电视剧创作中公共话语表达趋向私语化的整体创作走向是一脉相承的，也与网文写作、女性向写作的亚文化互为表征。稗史化、私语化写作，使创作更少拘束，追求戏剧性成为最大的动机与目的，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该子类型精神格局的狭小。与历史正剧着力表现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相比，宫斗剧基本上摆脱了史实制约，无论怎样写嫔妃之斗，也无论在篇幅上多么冗长，增加的只是宫斗的曲折过程和叙事的繁复赘冗，却并不能因此增加厚重的历史内涵及其恢弘气魄。题材决定论时有谬误，但从历史正剧到“宫斗剧”的变化，却着实显示了历史题材剧创作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的滑坡与局限。

　　从电视剧史观照，不难发现，历史题材剧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帝王剧”，也不是从初始就热衷表现“权谋文化”或“宫斗”，而是伴随电视剧的发展、叙事技巧的成熟，表现内容反而走向偏狭与窄化。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个世纪90年代，影视创作（不全是电视剧）曾出现过一批历史题材作品，如电影《张衡》《笔中情》《神医扁鹊》，电视剧则有《鹊桥仙》《赵州桥传奇》等。这些作品大多遵照史实，主要表现科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民间医生、能工巧匠的创造人生及情感故事，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还流行一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表现内容、特别是在观照历史的角度、聚焦古代文明、表现历史人物上与后来的渲染“权谋文化”、醉心“宫斗”的历史题材剧是判然有别的。新世纪以后也出现了以智圣东方朔、大诗人杜甫、李白的人生故事为表现内容的《东方朔》《大唐诗圣》《李白》等长篇剧。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的反响无法与那些表现帝王文治武功的历史剧或后妃争宠宫斗的历史传奇剧相比。或囿限于真实历史人物的束缚，或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把握上失当，或受当时创作水平与制作投入的制约，以及宣传营销等不利因素，致使该类型创作越来越滑向帝王剧乃至帝王权谋剧的泥淖，也愈发促使观众将历史剧简化为帝王“权谋剧”与“宫斗剧”。目前，《一代药王孙思邈》《东坡苏轼》等历史题材剧正在创作中，我们寄希望于这些作品的成功，以拓宽历史题材剧的表现内容，纠偏、提升这一类型创作的精神文化品质。

　　二、从“权谋”到“宫斗”：叙事优势与精神内涵缺陷

　　如前所述，历史剧创作的面貌并不是一开始就呈现为“权谋”或“宫斗”的，之所以后来形成这种状况。似乎是与大众趣味相联系的市场的选择，而在叙事上的优势又为这种市场选择提供了基础。

　　“权谋”与“宫斗”内容都有着强情节、快节奏的叙事优势，戏剧张力几乎都与特定朝代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权谋斗争越紧张激烈，历史剧就越好看。反过来，历史剧要“有戏”，似乎就越需要挖掘并依赖这些内容。当然，比较好的历史剧在表现权谋时，也不局限于夺嫡争储等内容，而是一种军事智谋或政治智慧。如《贞观长歌》中，不仅有唐太宗李世民在废太子李承乾时，各位皇子如李恪、李泰纠结各自幕僚党羽展开的明争暗斗，还表现了唐王朝与突厥的数次较量，其中唐太宗急调名将侯君集以竭泽而渔之智谋（在长安城门竖起二十口大锅赈济灾民，使混入其中的突厥部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制服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的反转段落最为令人击节称叹。由此，宫廷政治与军事斗争成为全剧的两大叙事脉络，一文一武，一暗一明，彼此交织成一幅大唐贞观时期的社会全貌。

《贞观长歌》剧照

　　与历史剧比较而言，“宫斗剧”在叙事上更具优势。该类作品集中展现宫中嫔妃之间的攻讦联盟、心计手腕及情感心理，有利于在封闭环境、戏剧事件与人物关系之间编织起更为紧迫的戏剧冲突，同时也更便于展现不同嫔妃的身世地位、性格心理以及嫔妃之间的姐妹情谊。这些叙事上的便利与优势是叙事结构相对松散的家庭伦理剧、都市情感剧所不具有的，更不是以正能量为主、反面角色都少见的军旅剧所具备的叙事特色，倒是与部分职场剧、谍战剧等带有职场政治的隐喻特征的类型剧有些可比之处。但当代职场剧必然要受到职场现实感与专业性等因素的限制，而谍战剧虽然包含尔虞我诈的办公室政治，但情报战的专业性、悬疑性以及动作性都让谍战剧不可能局限在人际争斗的层面上。因此，从人际之斗的“纯粹”“集中”“扎实”“范围”及“分量”等综合因素来看，宫斗剧无疑要远胜于当代职场剧与谍战剧。而使戏剧性更强、更好看，这也是网文女性作者比较擅长把握的题材领域。

　　然而，叙事优长、新媒介传播优势都不能等同于精神内涵与文化理念的创新，恰如有研究者所说的“艺术技巧追新、文化观念滞后是当代文艺创作症候的重要表现”。[8]这一问题在热衷表现“权谋”与“宫斗”的历史题材剧中极有代表性，创作技巧与精神内涵、文化观念在一些作品中几乎是逆向而动的。在这种情况下，技巧越高妙、作品越抓人，伪装性就越强，影响也越坏。

　　具体来说，从“权谋”书写到“宫斗”故事，在精神内涵上的缺失主要有以下表现。

　　首先，通过历史剧的生动形象、具象化直观化表现不断强化、渲染了封建等级制度与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剧中，帝王、皇子们争夺权力，臣子、嫔妃们谋求升迁、争宠固宠；太监对帝王唯唯诺诺，宫女、仆从对后妃言听计从；同时，历史影像着力美化占据统治地位的帝王与后妃们，这种情感态度虽然在不同的作品中有些微差异，但总体上表现的都是对封建权力的崇拜、膜拜之情，宣扬了封建等级制的强大威力与驯化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民性中的奴性品格与权力崇拜意识。在这方面，历史传奇剧《琅琊榜》对正义与真相的追求，对“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的执著体现了可贵的民主观念与理想主义情怀，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历史题材剧常常陷入的“权谋文化”窠臼。

《琅琊榜》海报

　　其次，从“权谋”表现到“宫斗”演绎，在精神内涵上不曾改变的还有庸俗成功学的价值立场。夺嫡胜出、妃子上位，通行的无非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其中，不惜背弃良善、以恶制恶也有着可以谅解的理由，显然都与真善美的人文关怀背道而驰，显示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胜利。在这方面，宫斗剧的表现更加突出，也是评论家们着力批判的症候，在此不多展开。

　　再次，“权谋”“宫斗”等表现内容与创作症结，如批评家们所共同指出的，不仅与现代民主观念与法制意识相比是落后封建的，会污染、毒化当下观众；而且与传统文化中的进步观念、中国现实主义诗文传统都相去甚远。两千多年前，孟子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进步观念，反观那些表现权力崇拜、权谋醉心的历史题材剧的文化观念与民主观念，有着怎样的差距！同时，也与中国两千年来诗文传统中宝贵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有着巨大鸿沟。在醉心“权谋”、热衷“宫斗”的历史题材剧中如何感受得到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琵琶行》、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赵氏孤儿》等优秀作品对当时社会状况和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远离了“民间疾苦”，更缺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人文情怀。

　　同样的，“权谋”“宫斗”的创作风气与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创作道路也相去甚远。当时的现代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明确主张“不能再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作为创作的主要素材，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描绘‘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9]这一点在当时已成为新文学作家与批评家的普遍共识。放在文艺历史的百年长河中观照，当下历史题材剧风行的“权谋文化热”与“宫斗热”背后的创作观念与文化立场实在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以如此落后的文艺观念与精神内涵支撑的作品纵使如何“有戏”，又如何能完成引领大众、提升大众的文化使命？

　　三、从“权谋”到“宫斗”：有限抵抗、服膺规训及美学气质的蜕变

　　“宫斗剧”发展近六七年来，在表现内涵上与历史正剧有较大分别，在总体趋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也确实显露出女性挑战权力的有限抵抗意识，但最终这种女性意识还是落入了服膺权力规训与性别/政治的窠臼中。它明显带有职场生存与竞争的隐喻特征，也鲜明地显露出“宫斗剧”作为大众流行文化所伴生的妥协性与权变特质，与网生代急剧提升的女性意识、女性观众对虚幻的爱情/权力的合体想像与向往紧密相连。在美学气质上，最新的《延禧攻略》显示出“宫斗剧”游戏化、追求爽感体验的发展趋向。

　　历史虚无主义原本是稗史化的“宫斗剧”的总体特征，《甄嬛传》出现时曾因其戏剧性、表演特色以及音画服饰等制作水准带给观众以较多新意。此后，随着网络剧元年的到来、网络女频写作的崛起，一系列浮夸造作的跟风之作如《女医•明妃传》《大唐荣耀》随之登场，历史感更为稀薄：女医谭允贤可以和明英宗在街头翩翩起舞，大唐储君和手下也可以穿着潇洒薄衫就爬雪山过草地去救沈珍珠，《孤芳不自赏》《锦绣未央》的程度更是有过之无不及。

　　然而，也需承认，“宫斗剧”确实存在一定的挑战颠覆至高权力的意识，这在《甄嬛传》中即有鲜明体现。剧中，九五之尊的雍正皇帝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被残酷地“去势”，不仅“屈辱”地经历了多个嫔妃的身心背叛，还被甄嬛等几位嫔妃同道合谋褫夺了权力、直至气死。再如《芈月传》中，各位嫔妃为母国的权益而战、最终却被母国无情抛弃，芈月斩杀七公子、义渠王被诛杀等表现权力之争的残酷桥段都带有反思权力的意味。甄嬛、芈月在登上权力巅峰的路上，却一再失却真情，也都有着真切动人的悲剧力量。然而，这种解构与颠覆并不意味着传统历史剧中的“权谋文化观”被网络媒介的历史传奇剧所克服或超越了，因为在这一场场“大女主”的胜利中，看似带有一定的女性意识，其实却与女性人格的独立无干，而不过是依凭权谋胜出的女性统治者代行封建皇权的一种权宜之变罢了。

《芈月传》剧照

　　《延禧攻略》与《甄嬛传》有着高度相似的人物关系，但宫斗更为曲折复杂、险象环生，甄嬛与果郡王的美好悲剧爱情在《延禧攻略》中不见了，富察•傅恒更多地作为一个高段位“备胎”而存在，宫斗的密度/浓度/情节黏度都更被推向了极致。在帝妃爱情近似平常男女的追逐与撩拨中，该剧巧妙地展示了权力放下骄傲，有个性的任性爱情征服权力、最终大获全胜的过程。其中确有对人性平等/自由/个性/爱情的向往与歌咏，魏璎珞的个性之中也不无抵抗权力与规训的叛逆意识。应该说，这一形象通过将权力与爱情合二为一，提供了性别/政治的别样书写，也是对权力最浪漫化的想像、美化与曲意逢迎。在这种有限的抵抗之中隐藏着欲擒故纵、欲拒还迎的臣妾/官奴的心机，最终的胜利则不过是身心的彻底服膺。大众对这种超级迷梦的代入式沉浸感，其实恰恰是这种以爱情之名、对权力敬服的杀伤力所在。

　　《延禧攻略》表现的小宫女的进阶逆袭之途有着鲜明的职场隐喻特征，这一点与新世纪以来表现草根逆袭的类型剧之间存在着超类同构的互文关系，其间流淌着时而隐秘、时而显豁的大众情绪。它折射了当下职场安全感缺失、竞争残酷的现实境遇，女性的职场升迁之路尤为艰难。这一点从2007年风靡一时的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到其后改编为同名电影电视剧开始，职场小说和职场手册等网络与纸媒出版物就一直十分红火。“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叙事模式也渐渐固化为一种写作套路，反映了艰难挣扎的职场女性的人生梦想，也多少折射了盼望贵人相助的投机心理以及通过爱情实现阶层跃升的大众白日梦。

　　与军旅剧中许三多秉持忠厚本分与坚韧精神实现逆袭截然不同的是，同样出身底层的魏璎珞的逆袭却决不靠忠厚本分木讷，而是借助泼辣精明、装疯卖傻、察言观色、借刀杀人等所谓智商和情商。在此，草根的逆袭之路似乎更加艰辛也更多凶险，成为更为励志、也更具残酷现实感的启示性寓言。同时，与许三多一直有温暖的战友情，有伯乐/贵人赏识、相助不同，魏璎珞虽然也有皇后的庇佑、个别小姐妹的手足情，但面对的更多的却是算计、迫害、倾轧与背叛，生存环境明显恶化，人的天性惨遭践踏扭曲，其中尽情展示的人性丑陋触目惊心。借此，“宫斗剧”不余遗力地渲染着这种恶化了的人际环境，教坏比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延禧攻略》剧照

　　与此同时，《如懿传》延续姐妹篇《甄嬛传》的悲剧气质姗姗来迟，如懿身边虽然也有卫士凌云彻，但已没有了甄嬛的浪漫爱情，皇帝的眼里更加不揉沙子，爱慕、救助了如懿的凌云彻惨遭阉割，本是全剧中一段悲情沉郁的表现，[10]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宫斗剧”试图进行自我批判的创新追求。但该剧与《延禧攻略》狭路相逢，多少带有一种隐喻性，反衬出如懿的生不逢时，更昭示了这种源自内部的自我革新的失败：女主人公抗拒权力的自由情怀与悲剧气质在游戏化、爽感化的大众趣味面前显得多么徒劳和不合时宜。而小宫女通过征服帝王获得爱情、成功进入权力体制巅峰的大团圆故事显然更能俘获大众。同时，《延禧攻略》在细枝末节上与历史的吻合、整体色调的仿古质感令大众兴奋一时，但其中历史感的缺失又是鲜明的，乾隆与后宫的关系是戏谑化的，宫女们可以训导皇后、也可以花痴地翘首英俊的卫士。从美学气质上看，《甄嬛传》《芈月传》中还存在着浪漫舒缓、沉郁顿挫的美学节奏与风格气质，到了《延禧攻略》则演变为不断堆积的小事件（情节点）从起始、危机、快速达到高潮的游戏化桥段，这当然是悲剧美感淡化、游戏爽感体验的胜出。

　　结语亟需拓宽表现内容更新文化观念

　　当下中国的影视创作处于全球影像的巨幅参照系中，世界各国都格外注重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开掘与艺术表现，韩剧《大长今》《不灭的李舜臣》、日本大河剧《龙马传》《西乡殿》《真田丸》、英剧《狼厅》《糟糕历史》《罗马》（英意美等几国合作）、美剧《王冠》等剧呈现的历史观念的现代性与叙事艺术的纯熟精湛为世人所瞩目，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韩剧《大长今》（左）和日剧《龙马传》海报

英剧《狼厅》（左）和美剧《王冠》海报

　　中华文化要实现伟大复兴，需要向全世界展现优美深厚的国家文化形象，需要讲好当代现实故事与历史故事。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文化观向世界展现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是极其重要的。在新时代，文艺要求电视剧创作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之际，在现实题材创作增量回归之时，历史题材剧创作也亟待拓宽表现内容、更新文化观念与创作理念，突破新媒体、新技巧承载陈腐内涵与陈旧观念的创作窠臼。

　　[1]张德祥教授在《历史题材电视剧：令人堪忧的权谋文化观》（《深圳特区报》，2003年6月9日）一文中分析道，“过分发达的尔虞我诈的权谋文化极大地抑制了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法制精神、诚信观念和道德原则，而助长了不择手段的流氓主义和厚黑主义……”。

　　[2]王彬彬：《当代中国的诡谋文艺》，《文艺研究》2012 年第 8 期。

　　[3]颜浩：《论“宫斗剧”的文化本质》，《人民日报》2012年7月10日。

　　[4]陶东风：《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人民日报》2013 年9 月19 日。

　　[5]陈守湖：《“宫斗”题材电视剧叙事伦理批判》，《东岳论丛》2017年第5期。

　　[6]杨俊蕾：《互联网语境下的宫斗剧为何盛行》，人民网2018年1月19日。

　　[7]同[1]

　　[8]拙文：《文化转型的历史脚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剧文化精神的演进》，《当代电影》，2008年第10期。

　　[9]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02页。

　　[10]凌云彻的命运多少有似《二刻拍案惊奇》中《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中任君用的命运结局，但凌云彻并无越轨之举，悲剧意味显然更为浓厚。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8ZDA26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首发于《中国电视》杂志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