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多年来的戏剧舞台和电视屏幕上，新编历史剧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相当一部分新编历史剧还缺乏一种历史的胆识、历史的襟抱和历史的气度，逐渐形成了套路、模式，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乃至恶俗化，历史故事的程式化更偏离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这类作品仅仅停留在观照历史表层的阶段，更高层次的民族感和古远的历史追溯意识，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句话，缺乏一种可以称之为史之魂、诗之魄的气度以及二者交融的思想蕴含。

　　多年的艺术实践已充分说明，如果没有一种纵观全局的历史哲学，即我们常说的“洞见”，而仅仅满足于虚拟历史乃至“戏说”历史，很难建构出与宏大历史相匹配的艺术殿堂。新编历史剧对于剧作家来说，首先是恩格斯所强调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就要求剧作家应在宏阔的历史视野内，对历史真实作出高超的艺术概括，以形成历史叙事的冲击力;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矛盾中塑造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从而揭示艺术形象的性格、心灵和人性之历史内蕴和本质，使历史人物的认识价值、历史价值以及审美价值趋于统一，由此升华为一种“历史的个性”。这就是说，作为一位新编历史剧作家，必须富有思想家的眼光，才能自觉地寻找到自己的艺术魂魄!这正是不少新编历史剧作家所欠缺的，这种缺失，归根结底，同样在于思想蕴含和历史哲学意识的贫困。纵观改革开放至今，整个文艺创作对思想蕴含的吸取，首先表现在艺术家主体思想蕴含和哲学意识的自觉和强化。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新编历史剧在这方面就显得薄弱了。

　　歌德早就说过：“谁要想论述当代艺术或者就当代艺术进行争论，他就应当了解当代哲学业已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进展。”哲学探讨人生，给人生一个审美解释;哲学追问历史本体，对历史本体作出艺术的说明;哲学沉思万物，使澄明的思考闪耀诗的光华。深厚的历史哲学修养往往会使作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拓宽想象的空间，大大提升剧作家的精神视野和艺术胸襟，从而使剧作具有更为深邃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雄踞于历史哲学的高度，因而无法将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整体尽收眼底，超越桩桩历史事件的表层，气势磅礴地对内在规律进行科学的历史思辨，也就无法将历史哲学和思辨意识融入自己能驾驭的、突破了常规的、有意味的审美形式中，化为一种“史诗”的气度。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新编历史剧的提高，其营养不仅来自于戏剧界本身，更来自戏剧界之外：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心理学界以及整个思想文化界在变革中的理论思维成果。

　　将历史哲学的思考灌注于新编历史剧的创作，可以帮助剧作家选择一个最独特的视角去观照历史。它不是在细枝末节上投射出几丝火花的小哲理、小警句，它是贯穿于整个剧作中的对历史生活的深刻探求和感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对历史、对生活独一无二的感知和把握。如果一位历史剧作家满足于对历史的直观和静观，其审美意识就会缺乏历史积淀，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就会给人以浅薄之感，或者说没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审美意蕴。这就要求历史剧作家在发现美和进行审美时，必须同时具备纵深的历史视点。而这种纵深的历史视点，正是历史哲学所应把握的。即，史剧创作者需将深邃的思辨色彩和统一的审美感悟相结合，这也许正是当代历史剧作家从事创作时最应关注和最令人有兴味的关键所在吧!

　　以上所言，绝不等于说剧作家要在自己的创作中玩弄思想概念，使作品抽象化、说教化，这不是对新编历史剧深度的强化，而是对历史剧灵魂的戕害。对历史剧创作来说，历史的思辨和人生的哲思，并非是游离于活泼泼的历史生活实际的纯抽象的说教，而是融贯于历史、社会、人生、文化、生命、爱情、人际关系之中的，对历史哲学的追求不能有损于艺术的生命机体。对于历史剧来说，生活的况味是其艺术生命的第一要素。“古人的最高原则是意蕴，而成功的艺术处理的最高成就是美。”这种内在思想蕴含的获得，不能不诉之于史剧作家们对于历史题材自觉的历史哲学意识，以及历史反思能力的不断提升。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面向未来的征途期冀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启迪。中华历史数千年，历史人物千千万。新编历史剧所面对的每一个历史地质层面，都蕴含着丰富的矿藏，都为今天的历史剧作家提供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面对丰厚的创作素材，我们需要卓越的头脑，需要十倍百倍的创造宏伟历史剧的肝胆和思想火花。

　　宁宗一，1931年生于北京，满族，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195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史、小说戏曲美学，并努力建构心灵美学。专著有《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心灵文本》《心灵投影》《倾听民间心灵回声》《点燃心灵之灯》《名著重读》《走进困惑》《教书人手记》《说不尽的金瓶梅》《金瓶梅十二讲》《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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