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是剧名和内容背道而驰的作品。有些电视剧“心口不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张大民的生活并不幸福，《风和日丽》里的故事愁云惨雾，《欢乐颂》也不太欢乐。评论家指责作品不是“欢乐颂”是“金钱颂”，创作者就加倍地谈论金钱美色。你说我“优点是现实，缺点是太现实”，我不但现实，还妖魔化现实。你说我“三观不正”，我说“生活一地鸡毛，还要欢歌而行”，而且第二季比第一季更倔强地守护这一所谓的核心理念。于是批评拐弯了，由凌空下击式变成细节抗辩式：一言不合就唱歌，植入广告太多，女主角长了肉胳膊……一部本质不严肃的作品，似乎应该用这种语气来批评。

　　剧中的邱莹莹是一管显影剂，“审判”男人专用。第一季她照出了白主管的原形——“渣男”，吃着碗里的“小蚯蚓”，想着锅里的“曲妖精”，惹得荧屏内外一片讨伐。第二季她又惹出“处女情结”的话题，谨言慎行的IT精英应勤问她一句“你还是处女吗”，让应勤瞬间变为反面人物，也让观众的期待一落千丈。我不说21世纪的上海没有应勤这样思维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小概率事件的存在，但他不代表普遍现实，还妖魔化了现实。为了挑动剧中的女人和剧外的女性观众“斗”男人，就用一些极端表现手法，设置一些极致的情节，这可不对。

　　原著作者阿耐审判了男人，也审判了女人。樊胜美就是审判女人用的。《欢乐颂》给五个女孩都配备了不走寻常路的家庭身世——父亲不再是精神导师，家庭不再是温暖后方，未来婆婆是麻烦制造者，婆婆家是支着刀枪的虎穴龙潭。尤其是樊胜美，她固然被家庭拖累，活得扭曲变形。然而，创造收视神话的各种大女主剧早已示范了身处逆境如何突围的正确方法，樊胜美不向荧屏上那些积极面对人生的女性形象学习，偏要当抛弃尊严、用自己的灵魂和身体来换取金钱的“捞女”，这份原罪是怎么甩也甩不掉的。聚焦市井文化的影视剧，不乏“贪财好色”的人物，但“贪财好色”只是其显性特质，并非全部特质，甚至不是主要特质。当财色和亲情、爱情、友情发生冲突时，终究要让路。樊胜美却不是这样，她牢牢锁定金钱和帅哥，为此愿意让渡一些人格上的洁净和人品上的好评，无节制地向男友王柏川施加压力。

　　安迪这个人物有作者的自我投射。她时时透出统领全局的视角，每每说出洞察真相的话语，精神上独立自由，在常态世界中不可战胜。她就是没有验明真身的“我”。作者一不小心把“我”写成了“神”，就想办法把她拉回凡间。于是安迪就有了离奇的身世和古怪的病。她这病不是用来发作的，而是用来劝退追求者的。第一季魏渭成了炮灰，第二季包奕凡能否治愈她，不取决于他们感情多真挚，而取决于创作者舍不舍得让人把安迪收了。如果说安迪看破不说破，曲筱绡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问题并证明给你看。她时不时仗义执言，被观众引为同道，这就好比网民爱毒舌。不过，她还爱揭人疮疤，对财势见识不如自己的人时不时冒出轻视冒犯之语，终究不会成为观众可以放心移情的对象。

　　幸好还有潜心修炼的关雎尔可担当全剧的女一号，因为她就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郭靖，资质鲁钝，但心智淳朴，一直进步。他的同辈都比他聪明务实，但只有他修炼成了震古烁今的宗师。无他，只因心中有超越物质功利的动力存焉。《欢乐颂》的五个女孩中，曲筱绡和樊胜美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邱莹莹是不自觉的世俗脚步追随者，她们皆有执念，不谈世俗之外的事情，目的性过强的人生没有美的寄生空间。安迪是若即若离的出世者，有些像黄老邪，如果没有怪癖，早已天下无敌。关雎尔渴望恋爱，但不为恋爱而恋爱，宁肯在家长压力和个人意志之间艰难转圜，也不举手投降。她目前混得不好，钱不多，人也孤独。但她是自己的主人，就算是在爱而不得、周末恐惧这样的艰难时刻，心中也有自尊、自爱、自强的明灯不熄。

　　文艺作品应观照现实生活，承载并引领价值取向。当曲筱绡、樊胜美、邱莹莹铆足力气在精神低空飞行时，关雎尔呈现出不同的飞行高度。前三者自带戏剧性，容易写得热闹生动，关雎尔内敛沉静，引而不发，是用来实现反转的好伏笔。金庸用郭靖做主角是他作为小说家的价值自觉，而关雎尔被边缘化，说好听的是世态人心的真实记录，说不好听的是创作者失去了相信文化尊严和文明常识的能力，放弃了引领价值取向的社会责任。第一季先“沉沦”，再反转，契机是樊胜美家的糟心事凝聚了五个女孩的心。第二季沉得更深，再想捞回来，估计还得打友谊牌。希望创作者让关雎尔成为驱动剧情的力量，让她的价值观统领剧情，让她手里握着的钥匙打开光明的世界。

　　(作者：李星文，系《影视独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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