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奔跑在一条大路上

——访歌剧《扶贫路上》编剧、导演田沁鑫

　　作为2019年度全国现实题材及革命历史题材舞台艺术重点剧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央歌剧院等单位联合出品的民族歌剧《扶贫路上》9月在广西首演后，10月17至18日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以在扶贫一线殉职的广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原第一书记黄文秀的真实经历为蓝本，以黄文秀驻村日记为主线进行回溯叙事，从多个侧面讲述主人公的扶贫故事，展现勇于担当、永不懈怠的“第一书记”群体，并浓缩呈现全国脱贫攻坚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我们创作的过程是一次向人民学习、被人民感动的过程。战斗在脱贫攻坚战一线的干部群众，赋予了《扶贫路上》最大的灵感与最深的内涵。”该剧编剧、导演田沁鑫表示。《扶贫路上》经历了怎样的创作历程、如何塑造新时代的英模形象、如何用民族歌剧讲好中国故事，围绕这些创作的热点话题，《文艺报》记者对田沁鑫进行了专访。

田沁鑫在排练场

　　怀揣感恩的心投入创作

　　记者：最初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参与脱贫攻坚主题创作的？

　　田沁鑫：2018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国家艺术院团的艺术家奔赴广西百色扶贫一线开展创作采风活动，我们在7天的时间去了26个地方，近距离感受到了扶贫前后的变化。那时，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是“美丽的贫瘠”，所到之处山多田少，很多当地农民的房子由于长期烟熏都是黑色的，饮水条件和生活水平都很差。我就想到了扶贫干部身上肩负的责任，他们的默默付出是城里人很难想象的。在大量驻村的第一书记里，很多都是名牌大学的选调生，他们放弃城市的优越环境到大山深处做琐碎的基层工作，不仅要担负起全村的脱贫任务，还要跟农民把党的扶贫政策讲清楚。脱贫就是要让那些过去的贫困村具备产业链的脱贫能力，让村民逐步过上幸福的新生活，而所有这些成绩都是扶贫干部们一点一点干出来的。广西百色之行是我一生都难忘的采风“急行军”。也正是在这次采风中，我关注到第一书记的群体，怀揣感恩的心投入创作。

　　记者：从开始着手创作到该剧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田沁鑫：在那次采访后的座谈会上，大家讨论以什么样的人物为主角来创作时，我提出了塑造第一书记的形象，我觉得新时代新党员的形象非常值得书写，而且他们大都是高学历的人，他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他们与老党员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传承，我当时就想把所有第一书记的形象放在一个人身上。就在剧本即将完稿的时候，2019年6月，黄文秀不幸遇难的噩耗从广西传来。得知这一消息，我第一时间申请要求带着其他主创奔赴百色，冒着可能遇到洪灾的危险在黄文秀遇难地点实地考察，到乐业县百坭村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感人事迹。广西百色田阳县的壮族姑娘黄文秀，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时，原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但她毅然回到百色深入农村基层，成为百坭村第一书记。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她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到2018年底，百坭村103户贫困户中88户顺利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其实，在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黄文秀曾经到百色市委宣传部来过一趟，当时是送什么材料，但我没太注意，与她仅仅是擦肩而过。所以对她的罹难，我很受触动。紧接着就看了黄文秀的大量资料，觉得她太可爱了，认为这样的党员干部值得讴歌。于是，我们调整创作方向，决定把黄文秀作为主人公展开创作。黄文秀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脱贫攻坚战恰恰就是靠这些青年党员干部戮力一心、身体力行的努力一步步完成的。

《扶贫路上》剧照

　　塑造具有共性的第一书记形象

　　记者：写劳模、英模的作品不在少数，但写他们的事迹、展现他们的精神容易，最大的难度还在于艺术上的出新。您在接触这类题材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田沁鑫：《扶贫路上》跟我之前的作品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创作上没有特别的障碍。我不是一个以个性化的艺术标签示人的创作者。看过《扶贫路上》之后，可能有人会觉得这部作品与我过去的追求不同。因为之前我的作品充满着人文情怀，追求文化品格，重在传播中国文化精神。该剧虽然是接受文化和旅游部的邀请和百色市委宣传部领导的信任而创作的，但我还是把自己的感动和对黄文秀的认识体现在戏里面，没有放弃对人文情怀、文化品格的坚守，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创作上的矛盾。

　　采访的时候，我感受到大部分的年青干部都很有情怀，像我见过的一个第一书记，当他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快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看国旗、听军歌，国旗、军歌会给他前行的力量。其实，他们在当地有时候也是孤独的。他们不是当地的村两委，而是被派驻的第一书记，怎么跟当地老百姓交心，怎么开始扶贫工作都是面临的现实困难。黄文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走访了100多个贫困户，建立了三大厚本的贫困户档案、日记，里面图片、人员结构、家庭成员、贫穷程度、转变的可能性等记录得非常详细，这些琐碎的工作她都很认真地去做。创作中，我们看了她的扶贫日记，也看过第一书记们做的贫困户档案，扶贫的工作量真的很大，但是这个姑娘依旧可以用她特有的方式说出“脱贫攻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文艺应该助力脱贫攻坚战，而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将我们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收获的震撼和感动传递给大家。

　　记者：海报上的黄文秀形象青春、充满着朝气，这是新时代战斗在扶贫一线的青年人的形象，孕育着希望和美好。对于这个形象，您是如何找到她的舞台形象种子的？如何在她平凡的工作中提炼她的不平凡？

　　田沁鑫：当时出了很多海报的设计，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一款，因为黄文秀牺牲了，大家很容易想到忧伤的画面，但是我想到了一条大路，大路上正在奔跑着很多的第一书记，他们是以黄文秀为代表的今天的中国青年人的形象。他们作为青年的生命体，去贫困的大山深处扶贫，他们助力的是马上就将胜利的脱贫攻坚战。这个目标是美好而崇高的。所以尽管黄文秀牺牲了，但我还是要把她最美好的一面留给世人。我要留下她的笑容，在舞台上呈现一种昂扬的艺术风貌。

　　我希望让观众看到她的平凡。平凡的琐事、平凡的工作记录本身就能让人感动，而黄文秀的平凡一直在持续的温度中。当把这些呈现在舞台上，就是一种平凡的行为，伟大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平凡的行为，这里面包含着无私，而从无私上升到更大的领域就是伟大的人格。黄文秀总是爱笑，她的眼里没有什么困难，她的胸襟应该很宽广。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希望以点带面，黄文秀是全国290多万第一书记中的普通一员，这个年轻的生命在止步的时候，没有丰功伟绩，可是她像全国各地的第一书记们一样，时刻心系个人所在地区的民生、基建。黄文秀身后，站着第一书记群体。所以在剧情设计上，我不限于编织黄文秀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是糅合了采风调查阶段了解到的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书记的工作，塑造了一个具有共性的第一书记形象。

《扶贫路上》剧照

　　民族歌剧的发展应扎根于本民族的沃土

　　记者：主题性创作最难协调的是现实诉求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在《扶贫路上》的编创过程中，不管是舞台意象的提炼、空间格局的架构，还是视觉元素的运用、场面调度的处理，都能感受到您力求让作品更好看、更具艺术审美品格的努力。对此，您进行了哪些探索？

　　田沁鑫：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和人物，我都会认真地寻找与之相符合的结构与形象。对于扶贫题材，一部分人会觉得难做，一部分会觉得这是政治任务，不完成不行。我这两点都没有想，始终在想的还是这个人物，她的光彩在哪儿。我没有停留在穷对穷的创作思路上，而是要表现一场漂亮的脱贫攻坚战。

　　蝴蝶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意象。黄文秀牺牲后，我们在百坭村采风时，看到一只大的黄蝴蝶飞了过来。在广西当地有一种传说，死去的人想念家人时会化作蝴蝶飞回来。这个有些凄美的传说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黄文秀的存在。蝴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普遍带有“美丽、美好、多情”的含义，我希望在剧中赋予它更丰富的意义。它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壮阔的山河里飞”；而后在黄文秀《蝴蝶飞》的歌声中，第一书记们“飞入”村村寨寨；再出现则是在风雨中、黑水里，但是“大雨压不跨、狂风不能摧”，即使如此黄文秀还是唱着“我要飞，像蝴蝶一样地飞”。“蝴蝶”和“黄文秀”的彼此映衬，带来了柔弱的身躯与强大的精神力之间的反差和张力。

　　扶贫扶的不是“景”，而是扶“人”，是一户户人家，而广西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山里面的一户户人家，所以在舞美设计上，我们就想让舞台上有一个个的小房子，把这些小房子放在钢架结构的框子里面。钢筋结构的框架预示着我们的脱贫攻坚战的事业不容撼动，也决定了该剧在视觉上的现代性，以及舞台呈现时必然出现的对舞台空间的解构和重新结构。此外，该剧还有一个重要道具——黄文秀的“驻村日记”，这个笔记本简要地记录了她从进村第一天起的所有日常工作情况，表现黄文秀、表现第一书记绕不开“驻村日记”。剧中，我用了多种手段展现“驻村日记”：第一次“驻村日记”出现是通过黄文秀的口述，之后多次出现过在合唱男演员扮演的第一书记群体手中，黄文秀灯下写日记的场面中，还有舞台多媒体的一篇篇的日记页面，这些片段拼写出了黄文秀的精神，更立体地拼写出了第一书记的群像。

　　记者：把黄文秀搬上舞台，也是用歌剧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而且是将民族歌剧实践与破解现实题材创作难题结合起来。从《长征》到《扶贫路上》，您对民族歌剧的创作有了怎样的思考？

　　田沁鑫：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诞生了民族歌剧《白毛女》。该剧的创作中，音乐创作群体采用了大量中国戏曲板腔体的结构，并将之与对西方歌剧的认识完美结合，创造了独特的繁复的结构。民族歌剧首先要有极辉煌的音乐创作，极有能力的作曲。此外，《白毛女》的故事本身又有传奇性。“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自古以来就有传奇性，中国文人的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和气质是控制不住的，诗性的民族调性根植于每一个做艺术的人的心中。今天的民族歌剧怎么创作、拓展，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传承与发展。

　　在《扶贫路上》的作曲上，印青老师广泛汲取了广西百色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加入了原生态的、具有广西民族调性的音乐，同时还注入了现代性的音乐语汇和表现手段，着力刻画出黄文秀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增强音乐的戏剧性和情景性。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应深深扎根在本民族的沃土上，用本民族的音乐来滋养我们的创作。表演上，我追求表现主义的舞台呈现方式。表现主义的美学原则也是中国戏曲所追求的，它的夸张性、表现性、造型姿态、动作节奏等，都充满了东方美学的韵味。所以，民族歌剧的表演开拓也要提到日程上，要积极从中国戏曲中吸收营养。

　　记者：央视播出的《故事里的中国》中，您也在不断尝试用新的视角讲述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中国故事。对于“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句话，您是如何理解的？

　　田沁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速度惊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艺创作、文化自信理应与社会进步、科技进步是一致的。文艺应该与时代同频共振，助力中国梦的实现。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把自信扎根在对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上，要胸怀对国家的热爱、对中国人的热爱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其次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守住中国文化的根，延续中国文化的血脉，创新就是要在今天飞速发展的时代中，用新时代的艺术形式、艺术理念讲好中国故事。创作是引领的，不是跟风。讲好中国故事不是为了应景完成任务，它需要创作者的内在功夫和文化积淀。

　　（作者：徐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理事，文艺报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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