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民谣的发展步入“高速期”，参与主体、内容形式、功能作用等方面相较之前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追溯历史，20世纪初的新音乐运动（1912年）和歌谣运动（1918年）给现代民谣的风格奠定了基调，1912年到1937年民谣的两次转型使得民谣参与主体的范围逐渐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民谣进行了更新。全面抗战爆发后，“集体意识”和“革命元素”逐渐融入民谣创作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抗战情绪和群众意识贯穿民谣主题，功能作用方面的丰富使得民谣内容更具时代属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校园民谣与革命歌谣实现“合流”，内容形式呈现多样化特征，中国民谣步入了新的发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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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堂乐歌：东西融合的首次探索

　　20世纪初的新音乐运动和歌谣运动是分割传统歌谣与现代歌谣两个时代的标志，其中新音乐运动带来的直接效果是改变了民谣演绎的形式与内容，而歌谣运动的影响则是吸纳了众多知识分子参与到搜集歌谣的活动中。一定程度上，前者是东西方融合的象征，为未来民谣的风格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后者是“革新”的尝试，它同“新文学”一样主张回归平民、回归人性，让在民间“沉睡”千年的“民谣”登上了大雅之堂。新文化运动时期，先驱们曾经努力“以西方先进文化和本土的民众文化为新文化的源泉”，之后的民间歌谣和音乐领域的革命的确也是跟随着这么做的。20世纪初，胡适、刘半农等人搜集歌谣的目的就不只是为了自己咿呀作唱，而是“文艺的”和“学术的”，这两次运动使“旧民间文艺”拥有了新形式，为未来民谣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使之成为“民族的”“大众的”文化。

　　学堂乐歌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有民谣自发性变异的因素，也有外部干预的成分。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列举了俗文学的六大特质，其中一点就是“用于引进新的东西”，民谣显然具备这一特征。一方面，就探索西方现代民谣与中国传统民谣结合的可能性这一行为来说，该行为是符合民谣艺术“需要不断更新”的特征的。另一方面，我国民间音乐“一曲多用”的传统在学堂乐歌的草创时期就已运用，甚至成为学堂乐歌最主要的创作原则。用一种“旧曲填新词”的方法适度创编，以达到便于歌唱和流传的目的。就外部因素看，1912年国民政府大力提倡美育，并且音乐课作为必修课列入普通学校及师范学校的学制，学堂乐歌的产生得益于当时政策的支持。东西融合的背后，有精英阶层试图通过学堂乐歌宣扬“民主”“科学”重任的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学堂乐歌发挥了反帝反封建和思想启蒙的“推手”作用。《中国男儿》《何日醒》激发了无数学童爱国热情，倪觉民作词的《平等》宣传平等思想，《格致》《辟占验》《勉女权》弘扬科学知识、反对封建迷信、倡导女权思想……沈心工、曾志斋、李叔同、陶行知等人的学堂乐歌尝试既改造了国民性、唤起了国民意识以实现救亡图存，又实现“美育代宗教”之理想，以传播新思想、陶冶新人格、培育新一代。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联出版社（来源：豆瓣读书）

　　革命歌曲：集体创作的政治文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谣从“学堂乐歌”时代步入“革命歌曲”时代。这次时代的跨越对未来歌谣创作方向影响重大，直接导致了现代民谣的质变。1937年6月《歌谣》停刊，歌谣运动与新音乐运动停滞，取而代之的是“左翼音乐运动”。这一时期，民间歌谣面对的语境与歌谣运动和新音乐运动时期的“救亡”语境不同，歌谣与政治开始紧密结合，这让参与歌谣创作、欣赏、研究的群体进一步扩大。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民间歌谣成为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

　　左翼音乐运动时期，吕骥、徐憋庸、沙汀、龙文、冼星海、贺绿汀、薛良在讨论民歌民谣的民族主义问题时，都认为需要处理好立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遵循抗日救亡历史使命的关系。1942年，毛泽东提出“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指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由此，参与主体进一步扩大。

　　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民谣作品在当时带有非常浓重的“史诗”特征，即具有讲述“英勇的战斗或勇敢的行为”的特性。罗兆良在《从古到今：民国时期的民谣转型》一文中也曾提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谣确实有史诗叙事的阶段性特征。“史诗”特征是符合当时的受众胃口的，人民群众集体沉浸在抗日的激情中，也影响到了民间歌谣创作风格。不论民歌、民谣还是艺术歌曲，都不再是讲述家长里短、感情世界，艺术风格也消失了颓废的一面。慷慨激昂成为唯一的风格，同仇敌忾成为唯一的目标，因此也造就了一些经典歌谣，如《长城谣》《东北抗联歌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谣作为工农阶层主流文艺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近四十年里，民谣与政治联系密切，集体创作成为主流，可以称这一时期的民谣为“革命的歌”。

《长城谣》（彭丽媛）

　　校园民谣：多元融合的时代产物

　　与“革命的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校园民谣”，杨弦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李双泽的“淡江事件”，余光中回应学院派对现代民谣合法性的质疑，陶晓清召集杨弦、胡德夫、吴楚楚出版民谣专辑《我们的歌》，《夏潮》杂志的创刊……这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了校园民谣是20世纪70年代末不可逆的潮流。如果说20世纪初的歌谣运动和新音乐运动是民谣从传统民谣向现代民谣的过渡，被视作现代民谣的启蒙，那么70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是“史诗”歌谣向“个性”歌谣转变的节点，是当代民谣的启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当代校园民谣，熔铸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热血青春和深刻思考，直击现实问题，其传播路径已经形成了“点到面”的传播模式。“偶像”特征初见端倪，可视作民谣偶像产生的起点。

　　80年代初，作为历史语境与发生现场的改革开放和两岸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当代民谣的发展走向。大陆的民谣与台湾、香港民谣，以及西方民谣音乐接轨，开始出现明显的“世俗化”转向。成方圆、陶晓清、老狼、高晓松等一大批民谣偶像陆续走上舞台，标志着“世俗化”“消费化”时代的正式到来。青年人作为这个阶段民谣创作的主力军登上历史舞台，很多“个体”注重表现形式的多元、精致，甚至叛逆、反抗、真情、呐喊。因此，校园民谣在内核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新时期独特的音乐种类。

　　90年代开始，校园民谣成为独立的音乐种类出现在音乐市场，风靡至今。当代校园民谣既符合了市场化、市场消费的需要，又满足创作者形塑自我、追求个性的需要，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以载道’传统与中国当代民谣传播导向研究”（16BZW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曹志伟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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