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传记作品里，至少活跃着两个人。一个是传主，一个是作者。传主显露在台前，作者隐身在幕后。传记作品所展现的一切，看似都源自史料文献。但实际上，它们无不经过作者的精心甄别、选择和编排、阐释。一部传记作品从史料文献的原初状态到加工成书的过程，就是作者与一系列史料文献深入对话的过程。极而言之，传记固然是传主的传记，传述着传主的故事，同时，却也是传记作者的自传，坦陈着传记作者本人的见识、情怀与素养。写传记之所以成为一项有难度的专能、一门有讲究的学问，原由大抵在此。

　　因史料文献存留、传世的情形不同，不同传主的传记作品，写起来的难度或挑战性大不一样。材料太多或太少，都不好对付。太多，招架不及;太少，不敷使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中，荣享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之誉的鲁迅，作为个人著译作品与书信和日记出版得最齐备、身世阅历的文本实证汇集得最周全、同时代人的记载和忆述也积累得最丰富的一位，毫无疑义应列入最不容易作传的人选头排。依陈漱渝先生介绍，鲁迅身后，人们为他撰写、出版全本传记，迄今已历七十年之久，七十年来中外作者所著的鲁迅传累计问世约五十部。这些鲁迅传中，受时代条件或作者立场局限，史料的挖掘、运用与观点的提炼、确立，两方面均可差强人意的，寥寥无几。这也许更多的是在证明为鲁迅立传历久而未减的高难度，不能完全怪罪给传记作者。

　　陈漱渝先生的新著《搏击暗夜——鲁迅传》，在适逢鲁迅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逝世八十周年的今年，从以上述及的“立传难，为鲁迅立传尤难”的历史背景中兀然而出。它带来了描绘鲁迅人生道路的新笔法和新格调，也带来了作者潜心研究鲁迅生平史实及创作思想四十余年之后的新体悟和新发现。

　　全书分九章，分述鲁迅一生先后栖居绍兴(1881-1898)、南京(1898-1902)日本(1902-1909)、杭州(1909.8-1910.7)、绍兴(1910.7-1912.2)、北京(1912.5-1926.8)、厦门(1926.9-1927.1)、广州(1927.1-1927.9)、上海(1927.10-1936.10)的九段岁月。其中，篇幅最长的是上海九年，占全书近半容量。北京十四年次之，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然后，是清末在绍兴生长的十八年和在日留学的七年，在全书近三百二十页正文中分别占了二十五页和十九页。这样的比重，恰与鲁迅文学、思想和社会实践见诸史载的密度相匹配。如果传记可比作传主的人生地图，那么，《搏击暗夜》这幅鲁迅的人生地图勾勒、标示出的地形，正与鲁迅生命道路上坎坷起伏的地势变化吻合。

　　作者也把潜含在材料背后的情理逻辑与因果关联，揭示得有条不紊。如对于鲁迅弃医从文之初在东京尝试“新生运动”的记述，从“新生”刊名源于借取但丁诗集，到为《新生》联络同仁，再到《新生》流产后转而给留学生刊物《河南》《浙江潮》投稿，并与二弟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所涉人物、事端、译文及其原作者、论文中的见解及其渊源素材，在鲁迅早期写作与思想研究或前鲁迅时期的周树人文学活动的研究中，向来属于纠葛甚多、共识甚少的一片荆棘丛生地，书中对此却以七个页码的从容梳理，作出了脉络分明、细节确凿的归纳。尤其是有关鲁迅这一时期的译文，如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小说《谩》《默》，与鲁迅后来创作《狂人日记》《药》《故乡》的相关之处的举证，简明切要，饶有意趣。再如鲁迅任教绍兴时期，适值辛亥革命成功，绍兴光复后“官威如故，民瘼未苏”的状况究竟如何?书中以两页半的事例白描，生动勾画出了与《怀旧》《阿Q正传》足可互证的史实。

　　也正是从这些贴着史料写和从纵横交错的史实经纬线中有力把握主要脉络及关键细节的述史篇章里，《搏击暗夜》捍卫史料的本相与全貌之真、搁置观点的附会与引申之争的态度展示得愈加鲜明起来。如鲁迅就聘厦门大学期间，厦门大学的校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为人和作派，还有与鲁迅同在厦大共事的几位“现代评论派”人物的言行，其实际情况或并不像鲁迅当时留下的信札所提及的那么简单，或与鲁迅当时和之后所感受到的有明显出入。对这些，《搏击暗夜》既没有做“以鲁迅所是为是、以鲁迅所非为非”的单方面捍卫鲁迅的论断，也没有反过来刻意标新立异，置鲁迅与其周边人事于“八卦”或“暗黑”之中，而是将多方史料汇集、综合为知人论世的扼要补叙或插叙中，以史料呈现史实，把评判、体味事态曲直与人情幽微的权利，完全交给读者。这其实倒正符合鲁迅所主张的论人论文当顾及全体的批评伦理。

　　在处理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与周作人失和、一九二五年十月与许广平定情，以及晚年参与左翼政治活动这类鲁迅人生途中的非常遭遇或特殊片断时，《搏击暗夜》凭史料说话、在史料中求真的力度和分寸感，拿捏得更为恰切、精当。“兄弟失和”在鲁迅研究中基本可定为一桩悬案，除非还能有鲁迅、周作人当事双方直陈其实的文本证据再见天日。但也恰因其悬疑不明，历来企图攻讦鲁迅品行的人，多习惯就此发难，发难之余，编排，演绎，虚构，臆断，不一而足。尽管所述皆无实据，影响范围却相当广泛。《搏击暗夜》采用多面合围的归谬证伪法，破除了指认鲁迅为“兄弟失和”的唯一元凶的各种说法的成立基础，重申了许寿裳、郁达夫等周氏兄弟的知交所作的经济矛盾为本、羽太信子发病为触因的解释。结论虽在维护旧说，援引的史料却涵括了近年出现的新成果，令人既感新颖又更觉笃定。鲁迅与许广平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确定爱情关系，是陈漱渝先生依据许广平当时发表的两篇直抒爱情心得的散文，作出的独家判断。较之在这一问题上拘泥于从鲁迅日记中的一词一句或鲁迅遗物中的一件寝具做推理，却又无法坐实情境原状或具体时间点的其他研究，以发表作品和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主旨来确认情感世界的大事，显得更加合理、稳妥，也更易于关联起鲁迅、许广平的爱情发展相伴着通信书写这一事实。

　　上海九年是鲁迅一生中著译劳作最密集、社会交往和政治实践也最活跃的时期，延伸、折射到鲁迅研究和鲁迅传的写作中，这也是最难对付的一段险途。陈漱渝先生谦称自己在《搏击暗夜》中对鲁迅作品和鲁迅政治思想的解读、剖析，做得不够深入全面。实际上，书中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并不少。鲁迅居沪九年，创作上聚力于杂文，翻译上取材益趋广博，牵涉的现实与思想背景错综繁杂。《搏击暗夜》以全书近半的篇幅展开鲁迅这九年笔耕、力行的详切画卷，基于文本细读、串读和互文性的比较释读，连绵贯穿，处处着实，读来令人甚感放心。纵使偶有犯疑，查证考订的问题也明摆在字里行间，毫无玄虚矫饰。

　　走近鲁迅，最可靠的途径是通读《鲁迅全集》。认识鲁迅，最有效的方法是理解鲁迅的作品和他所处的时代。但在这一切都还未及实行，或者实行起来还有重重障碍的时候，一部像《搏击暗夜》这样全力呈现着历史现场真信息和传主著译作品及生命状态真面目，同时更忠实无伪地呈现作者观人阅世、品文析理的本色情怀的鲁迅传，是最好的导游。它并未告诉你一切，但它向你指引了知晓一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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