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国画） 1954年 黄宾虹 浙江省博物馆藏

　　黄宾虹是一位有志于匡扶宇内的士人。总体而言，青壮时的黄宾虹有着很强的经世之志，与康有为、梁启超通信，又与谭嗣同有一面之交，后被控为“维新派同谋者”。甲午战败后，联结革命党人，私铸铜钱，先后加入国光社、南社，剑指专制君权。此外，黄氏修堨务农亦体现出其经世致用的思想。而至1912年，以黄宾虹开始为《真相画报》撰文并插图，及拒绝安徽都督孙毓君、参军韩思伯的征召为标志，黄宾虹不再直接参与革命事务。但正如黄氏所撰的《真相画报叙》中所说：“余喜其沟通欧亚学术之大，发扬中华国粹之微，陶养人民志行之洁，潜移默化，未尝不于是乎。”黄宾虹心系民族安危的思想没有改变，且终其一生不绝如缕。

　　及至抗日战争爆发，黄宾虹年事已高，加之生活艰辛，困居于日本人控制下的北京，使之不能谤议朝政、时事。而他在北京所面临的境况，与清中期治朴学、金石学的知识分子极为相像：由于清初的特科取士，频繁发生的文字狱等原因，使得知识分子不仅无法像宋明时代那样实施对王权本身的教化，反而愈益疏离政治中心，并不得不以学术为生。此时的黄宾虹，也面临着相近的局面，不得不在日本人操控下的艺专、古物陈列所任教，强压心中的民族之情，以学术糊口。而从心怀天下的“教化之儒”转变为寻章摘句的“专业型学者”，并不是屈服投降，而是在培育反抗的种子，因为学术的客观性始终不为专制所左右。所以，在黄宾虹看来，清中期以后，也就是咸丰、道光年间的士人逐渐将学术精神演变为不畏强权、锐意进取的精神。而这正是“咸道画学中兴”论的基点。

　　黄宾虹有言：“咸道之间，内忧外患，风涌云起，常州学派倡言革命，至戴子高与赵撝叔、翁松禅皆成其流。”他所重的戴望、赵之谦、翁同龢都是咸丰、道光年间的著名学者，意志独立、忧国忧民，非仅仅是金石名家，如戴望当面责骂晚清重臣曾国藩治学不精;赵之谦考订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生平，撰有《张忠烈公年谱》;翁同龢举荐康、梁等维新派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等等，都体现出治学高深的学者所具有的匡济时世的知与行。而黄宾虹深受此影响，正如他向傅雷解释有关垢道人的研究：“最近有《垢道人轶闻》一册，不久装订可以完竣。此类文字以卷册真迹累年录出，向无刻本。或有原刻，经前清禁毁无存，经多方觅得之。其人品节文艺皆系第一流，而值时势颠危，坚贞志操，当为乾坤清气，不忍令其磨灭，非徒以书画可重也。”将节义之士的精神寄托于朴学的考订中，而画学自身的价值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正是黄宾虹语义之下，学术精神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在咸道名士中尤为凸显。

　　此外，黄氏还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画学与救亡之间的关系，如“不少欧美人皆能知之，且深研究之，中国之学者不能如此，甚为着急。今大众言艺术救国，以真知笃好为先可耳。”又如“咸道世险无康衡，内忧外患民暖吁。画学复兴思救国，特建药可百病苏。艺舟双楫包慎伯，撝叔赵氏石查胡。金石书法汇绘事，四方响应登高呼……”后者节录于黄宾虹晚年论述中国绘画史的长歌《画学篇》，1953年黄氏与王聪的信件中有言：“拙作《画学篇》长歌，于中国画学升降，略贡臆见。兹以清之咸道名流哲士追求画法胜于前人，以碑碣金石之学，参以科学理化，分析精微，合于宋元作品精神。拟加注释，详叙成轶，先附其略奉鉴，俟脱稿印出再上。”可见，黄宾虹晚年极为重视咸道画学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由于“咸道画学中兴”是黄氏晚年的画学理论，且《画学篇》并未扩编成著作，所以，这首长歌当视作研究“咸道画学中兴”论的第一标准。而长歌中的“画学复兴思救国”足以表明黄宾虹谓之的画学复兴是具有民族、时势意义下的由衰微而复兴的含义，而“特建药可百病苏”在黄宾虹与朱砚英的信件中有更为详尽的说明：“书画称特健药，可使有病者无病，无病者不病。”这一叙述可视为黄宾虹关于“美育”的具体观点。至于“咸道画学”与“医病”之间的关系，可从“兹以清之咸道名流哲士追求画法胜于前人”及“参以科学理化，分析精微”中得见，这里的主语不仅仅是咸道时期的金石画家，而是更加宽泛的咸道名流哲士，所以“追求画法胜于前人”不能狭窄地理解为“画法”一点，而应是“追求”和“画法”两点胜于前人。再结合黄宾虹的相关言谈：“清至咸道之间，金石学盛，画亦中兴，何蝯叟、翁松禅、赵撝叔、张叔宪约数十人，学有根柢，不为浮薄浅率所囿，虽恽正叔、华新罗尚不免求脱太早。”“咸道之间，内忧外患，风涌云起，常州学派倡言革命，至戴子高与赵撝叔、翁松禅皆成其流。”可见，“追求”应理解为反对“浮薄浅率”的时弊，达到“参以科学理化，分析精微”的学术革命，也就是《金石书画篇》中所论：“博极群书，参征于经史，以及名家之说，乃为言艺之本。”以及《论咸道画学》中所述：“皆以博洽群书，融通今古。”

　　这种论述类似于吕澂强调既要重视欧美美术的历史变迁，也要研究时兴的新派艺术及中国固有美术的“美术革命”，两者都是力倡客观治学的学术精神以救时弊的理论。同时，这种学术精神加之金石艺术所具有的“刚柔得中”的画道，则具有“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的美育功效。这一点可从黄宾虹所著的《论咸道画学》中睽之一二：此文的行文为上半文字论治学;下半文字论画学，可知黄氏认知下的咸道画学，是首重学术精神，次则绘画风貌。

　　所以，“咸道画学中兴”实际是笔墨的问题和民族、时势的问题，也就是“咸道画学”所表现出来的“刚柔得中”的笔墨，即复兴“古法”;以及钻研金石学所体现出来的客观治学的学术精神，二者相互依托，互为表里，共同作用可复兴民族精神，是为“咸道画学中兴”。而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亦能解决一些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如吴昌硕的笔法墨法不可不谓得金石书画之妙，然而黄宾虹所论的“咸道画学”为什么从没有涉及吴昌硕?作者认为，吴昌硕的笔墨功力虽然深厚，但正因为没有治朴学的学术经历，也就没有黄宾虹所重的学术精神，而这当是吴昌硕不在“咸道画学”中的原因。

（文/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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