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叙事的语汇创生与结构建模
——舞剧《情逝》观后
福建省歌舞剧院创演的舞剧《情逝》是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它的总编导是邓一江。提起邓一江,我想起20年前的1998年,他在担任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时创排的舞剧《情殇》——《情殇》是根据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改编的舞剧,这个只有“四块板、六个人”的舞剧,在当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第三届舞剧观摩演出”中获得了高度的评价。这个“评价”概括来说,就是该剧在对“舞蹈叙事”的深入探索中,颇具新意地解决舞剧叙事的语汇创生与结构建模问题。在谈舞剧《情逝》之际之所以会联想到《情殇》,在于二者对“舞蹈叙事”的深入探索是一以贯之的,只是《情逝》显得更成熟、更自如了。
与《情殇》的“四块板”的不同拼组以及在不同空间的搁置不同,《情逝》用来定义空间、规定情境的物件是“六把椅”——就是那种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靠背椅。很显然,“六把椅”较之“四块板”而言,更为具象也更为实在,因而在定义空间、规定情境时更需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更进一步还需把握住情与境、神与形的关系。《情逝》中具体、实在的人物是“五加一”,“加一”的意思是有一位人物是在中场休息后的下半场才出现的。虽然人物总体与《情殇》一致,但因为没有《雷雨》这样的文学名著来引导观众的“前理解”,《情逝》的性格刻画和情感纠葛,就“舞蹈叙事”而言显然难度更大。
场刊上“总编导的话”写道:“舞剧《情逝》通过讲述上世纪40年代大陆一对青年因时局动荡‘有情人未成眷属’的凄美爱情故事,将一生守候的爱、隔海相望的爱、只看一眼的爱、愿做替身的爱这四种不同的情感态度,进行情是缘、亦难消、一生情、一世梦的深层表达……”舞剧中的这对青年叫张鹤翔和郝泓芸。除郝泓芸和张鹤翔之外,上半场出现的人物还有两人各自的母亲——郝夫人和张母,另一位是郝泓芸的表哥兼追求者宋一雷。实质上,在上半场的“舞蹈叙事”中,张母本是可有可无的。人物的情感纠葛主线,在于宋一雷暗恋着表妹郝泓芸,因怯于表白而请同学张鹤翔代为送花致意,谁知郝泓芸心中早有张鹤翔……郝夫人的存在,在于给泓芸和鹤翔的恋情制造点障碍,因为她的立场站在自己的外甥宋一雷一边。如果只是这样,《情逝》无疑只是一部平淡的舞剧;但这个上半场的“平淡”是为下半场的“深邃”垫场的,因为它要为下半场所有人物的行动提供“事出有因”的支撑。
舞剧《情逝》的六场戏分别叫《初情》《定情》《别情》《忆情》《拒情》《怆情》。实际上,舞剧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并不分场,前三场只是上半场的三大板块,而下半场的三大板块是后三场。舞剧的场景切换不用布景,邓一江延续了舞剧《情殇》时的创作理念,定义空间、规定情境的就是那“六把椅”。比如在《初情》中,下场门前面支着泓芸作画的画架,架旁放着一把靠背椅,椅上坐着作画的泓芸。这时的戏剧行动是暗恋泓芸的一雷恳请鹤翔代为献花……无关于这一行动的郝夫人和张母背向观众,平行地坐在舞台后区的两把椅子上;代为献花的鹤翔未料到自己早已是泓芸的意中人,于是展开了意切情深的双人舞……自感被冷落的一雷回到后面另一把平行摆放的椅子,与郝夫人、张母一并成为泓芸与鹤翔的背景。当泓芸恳请母亲答应自己的婚事时,郝夫人起身走向上场门前(那儿放着另一把“定义空间”的椅子),形成了斥责鹤翔的双人舞……
转入《定情》时,只是在下场门后用4把椅子围成一个狭窄的空间,空间的追光下是操持家务的张母;对于因失恋而忧伤的鹤翔,张母的关爱之情形成了另一段“双人”的舞蹈叙事;此时泓芸不顾母命来到张家,又是一段双人舞表达出海誓山盟。上述人物在由“行动者”转为“背景”或由“背景”凸显为“行动者”之时,都自然而然地拖着椅子重新布局,以此来实现情境的转换——《别情》一场中布局凌乱的椅子,显示出时局的变动,被抓丁的鹤翔匆忙间请一雷带信给泓芸,表达出无奈的别离和无尽的思念。
该剧下半场不仅人物间的情思更加错综,行为更加隐忍,舞台空间的定义与情境的规定也更为繁复了。《忆情》一场,定义的空间是“海那边”,鹤翔手捧泓芸的画像陷入沉思,身旁的女友小雅恍惚间成了泓芸,而泓芸照顾张母的双人舞在鹤翔的沉思中展开。《拒情》一场,舞台一侧是郝夫人希望泓芸念及一雷的执念而放弃自己的苦守;另一侧是病中鹤翔幻想着与泓芸圆房,而穿着嫁衣的泓芸飘逝之后是小雅深情的相拥。最后《怆情》,是泓芸仍然身着嫁衣苦苦相等,而病重的鹤翔在接纳小雅时托付自己永世难解心结。
观看《情逝》,第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各种关系中人物的舞蹈编得极具“戏剧性”——是那种体现情感的细微和心灵的对话的“戏剧性”,编得远离“套路化”且又极具“流畅度”。这一点邓一江说是从日常生活形态出发而融入音乐性的表达,使语汇的创生真正成为“舞蹈的叙事”。第二个强烈的印象是各种人物关系的舞蹈居然实现了“无缝连接”——是那种按主要人物的情感取向和命运遭际来推动的“无缝连接”,以至于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舞剧结构模态,一段段“舞蹈叙事”的“气口”只是各个人物拖带椅子进行“定义空间”和“规定情境”的一次次转换。第三个强烈的印象是全剧的舞者虽然“简约”(除六位人物外,另有六人在上半场虚拟黑暗的氛围,在下半场象征阻隔的海涛),但却表现出更为精准、更为动情、更为入戏的舞蹈——“简约主义”的“lessismore”(少即是多),可以说在该剧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作者:于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舞蹈研究中心主任)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