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春，风和景明。“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春天，让人们不禁浮想联翩。我不由得回想起5年前的早春时节，那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的2011年2月，一则有关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消息着实让文化艺术界兴奋了好一阵子。在人们为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认真回顾一下艺术学成为门类学科的来路，不能不回过头来思考一下，现在这样一个众所期盼的结果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艰难探索而最终成为现实的。

　　人们不会忘记，在30多年前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艺术学这一词语还相当陌生，而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学更是知者寥寥。然而，在短短30年后的今天，艺术学已然成为我国高校教育体系内“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的第13个“门类学科”。艺术学成为我国学科体系中最为年轻的学科门类，同时也是最为热门的学科之一。可以说，艺术学这样一个学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众所周知，艺术学之所以在今天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密切关注的热点与焦点之一，缘于2011年春，艺术学由之前从属于文学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上升为“门类学科”，为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提供了空前广阔的空间与更高的平台。

　　5年前，艺术学升为门类学科的确是我国艺术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不过，我认为在新时期艺术学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大书特书但却几乎被我们淡忘或忽略掉了——这便是1983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开始启动我国第一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评审、立项工作时，做出了一个对于此后我国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起过强有力助推作用的重大抉择，这就是将“艺术科学”作为“单列学科”，并在文化部专门成立“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公室”，有计划地开展全国艺术科学的学科规划，组织艺术学相关课题的申报、评审、立项与课题管理工作，启动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以此为起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申报、评审、立项、管理的“单列学科”机制的建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0年以上的历程，即便是到艺术学升为“门类学科”的2011年为止，也已有28年。在此期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单列学科”机制下的艺术学立项项目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简单到丰富、由零散到自成体系，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至目前每年的课题申报量超过2000项，每年立项的课题也达到近200项(2015年立项184项)，成为我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进程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新时期艺术学的跨越式发展。尽管许多人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但实际上，在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系内，艺术学从以往由文学所托管的状态中独立为一门“单列学科”，是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升格为门类学科的一次成功的“预演”。我们也可以说，艺术学的“学科独立”或“升门”，在1983年艺术学“单列学科”机制诞生之际，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得以实现，只是我们对它的作用、意义的认知、宣传远远不够而已。而当我们更细致地梳理当时艺术学“单列”机制产生的过程，我们看到了一串在新时期艺术学最初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显赫身影，如张庚、王朝闻、周巍峙、陆梅林、郑雪莱、白鹰……在这方面，可能还有当时主持制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一些领导同志所起到的关键性的决策与最后拍板定夺的作用，只是对此还需要一些实证的研究。对于艺术学“单列学科”的意义，对于那些先知先觉的老一辈艺术学者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对于艺术学“单列学科”所走过的历程，我们怎能轻易予以忽略甚至忘记呢?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好好的研究。

　　应该说，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30多年的历史作为对象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单列学科”机制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予以深度阐发，这显然并非一件易事。这是因为，在这30多年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申报、评审、立项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经过了多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中又包含着多个不同的分支学科领域与项目研究类型，最主要的是，对于它的学术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未开垦的状态，并无现成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而在这30多年艺术学项目单列机制的管理之下，尤其是在它的初创时期，产生了一批堪称经典的艺术学项目成果。如由周巍峙先生领衔的第一个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后来作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立项的重大课题或重点项目，如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共12卷)、《中国民间美术全集》(14卷);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李希凡总主编《中华艺术通史》、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第一期工程，共12卷)等各艺术类别基础史论项目及综合艺术史论项目。

　　另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自设立以来，已经从最初不足10个项目发展到今天每年百余个项目，而项目的类型也由单一走向多样化，满足了艺术学研究中不同的需求，引领艺术学研究开拓出了许多新的学术空间，对新时期我国艺术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

　　与新时期以来成长起来的不少艺术学研究者相类似，我本人也深深受惠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科学“单列学科”这一特殊的科研机制。我于1992年首次申报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青年项目“艺术类型学研究”，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共同努力，于1998年完成并出版《艺术类型学》(1988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由三联书店再版)。1997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李希凡总主编《中华艺术通史》第二卷“夏商周卷”分卷主编，于2006年完成并出版。2001年，由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课题“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获得立项，其结项成果《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主题史》于2006年完成并出版。目前仍担任一项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艺术学委托课题的研究任务。应该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的“单列学科”机制及其艺术学项目的申报评审体系，对于我的艺术学研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相信与我同样受惠于这一机制的艺术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人为数并不少。艺术学这一单列学科机制对于新时期艺术学研究所发挥的促进作用，由此也可见一斑。

　　不过，坦率而言，直到1992年第一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为止，作为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学者，我那时的研究还只是属于专家学者的“自主研究”的类型——我大约从1987年开始，陆续撰写和发表了一些有关艺术学学科反思与学科建设方面的论文，也撰写了两种艺术学论著，翻译了一些国外艺术学研究的学术成果。那个时期，我对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的情况全然不知，1992年我在一位同事建议之下申报艺术学青年项目，第一次了解国内有这样一个艺术学课题的申报、评审机制，但那时候的我也并不了解艺术学已经“单列”。我是在90年代的后期，受邀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评审委员、参与全国艺术科学规划的调研、课题评审等工作之后，才了解到艺术科学“单列”机制的存在并愈益意识到其历史意义、认识到其不可忽略的贡献。而真正认识到其作为艺术学学科独立和学科升门的“预演”的重要意义，则是更晚以后的事情了。确切地说，是在2011年春艺术学在高校人才培养与学位授予学科目录中正式升格为门类学科、成为我国全部13个学科门类中最年轻的门类学科之后。是的，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的认识，往往并不是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而需要等到另一个历史篇章翻开之后。重要的是，在翻开新的历史一页之后，我们对之前的历史贡献不要轻易淡忘或忽略而应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和必要的梳理研究。

　　俗语说得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吃水不忘挖井人”。 [本文原系作者为李若飞著《艺术学：从单列学科到门类学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三十年发展历程》(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出版)所写的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