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五四运动”，自然离不开《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也离不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他首次以“鲁迅”为笔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到1921年8月1日九卷四号止，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作品50余篇，包括小说5篇，随感录27则，新诗6首。特别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5篇小说，完全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巨匠”的地位。可以说，《新青年》是鲁迅第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也是他彷徨无助时屡屡念及的精神家园。

　　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也是先生去世80年。我们将以品读经典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重读他留给我们的丰厚精神遗产。

　　——编者

　　晚清以来，所有的文学潮流与思想运动都借报刊聚集队伍并展现风采。也是从那时开始，报刊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文献来阅读，时代的潮起潮落清晰可寻。经过维新时期400多种报刊的洗涤、新式教育的推广，到民国初年，每400人中已有一人可以读报，而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逐渐形成并成为报刊的主力。

　　《新青年》的诞生，正逢其时。

　　一

　　《新青年》是名副其实的同人报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不用付主编费及作者稿酬。”而它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大批一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并非虚言。从第六卷开始，《新青年》成立了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李大钊可以编发马克思主义专辑，胡适可以刊发易卜生专号，看起来每个人各唱各的调，但其实也有统一的主张与立场，那就是陈独秀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是《新青年》同人所拥护的“共同的旗帜”。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首次登门拜访了周氏兄弟，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而那时的鲁迅已告别了自己新鲜活泼的青年时代，“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于是才有了他与钱玄同的关于铁屋子的争辩：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与其说鲁迅被钱玄同“不能说决没有”的希望说动了心，不如说鲁迅自己依然怀有政治抱负与文学理想。“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二

　　1918年4月2日，鲁迅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几天后交给了到访的钱玄同与刘半农。钱、刘二人读之，如获至宝。第二天稿子送到编辑所，陈独秀也拍案叫绝。小说随即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刊发，并首次使用笔名“鲁迅”。《狂人日记》借一个被迫害狂症患者“狂人”的惊恐峻急之口，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呼唤。这篇4700余字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以思想文化革新为主旨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经营着文学，而且其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影响至为深远。正如后来鲁迅负责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年至1927年)》小说卷时所指出的：“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直到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新青年》上的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对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小说家的鲁迅，自然一出手便博得满堂彩。加上陆续发表的《孔乙己》《药》等小说，“文学革命”才算有了拿得出手的实绩。鲁迅的文学创作令《新青年》的同人们由衷钦佩。钱玄同曾称赞鲁迅“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掘发中国社会的痼疾……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在《新青年》一众人马中独掌帅旗的陈独秀，对鲁迅格外敬重。如1920年陈独秀致信周作人云：“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处自加订正，寄来付印。”感其热诚，以后鲁迅采纳其建议，集拢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编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三

　　特立独行的鲁迅，总是说自己对“文学革命”没有什么热情，但他承认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他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并不亲密，但为了响应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号刊发的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号发表《我之节烈观》;胡适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我的儿子”》，鲁迅随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支持胡适等人倡导的新诗写作，自称不喜作诗的鲁迅也发表了6首白话新诗。

　　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随感录》栏目，刊载对社会和时事的短评。鲁迅从同年9月五卷三号开始为这一栏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号刊发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27则，后全部收入杂文集《热风》。而这一文体后来便成为鲁迅手里最有战斗力、最游刃有余的“武器”，在晚年为《且介亭杂文二集》写的后记中，鲁迅也是这样概括的：“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

　　《新青年》最为畅销时，每期的销数可达16000份，在全国各地有74处发行所，甚至新加坡也有两处。但1920年1月，随着陈独秀回到上海，杂志的编辑中枢重新迁回上海，《新青年》同人之间的隔膜、分化已逐步显露。1921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小说《故乡》，给处境困顿的杂志以很大慰藉。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号后休刊。对于这样的结局，鲁迅虽然略感颓唐却并不讶异。之后，鲁迅创办过同人刊物《语丝》，也为《申报》的《自由谈》等写过许多杂文，但对于曾经的《新青年》同人显然是极为怀念的。1932年，他充满感伤地回忆起当年的并肩战斗，“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战斗的意气”，正是《新青年》成为一代名刊的根本原因，也是鲁迅愿意为之呐喊的真正原因。“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荧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是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写下的文字，也是鲁迅一直以来对于青年人最真实的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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