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对小说创作而言，应该是压力和挑战空前的一年。继《甄嬛传》之后，《芈月传》《琅琊榜》等均在这一年播映。坊间所有的议论几乎与严肃文学没什么关系了。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严肃文学虽然处境艰难，但在不同体裁的小说创作中，还是有新的、创造性的元素被发现。须知，在文学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任何点滴的新发现该是多么来之不易。

　　一、长篇小说与我们时代的难题

　　对文学而言，时代的难题是与人有关的难题。与人有关的无非是生存难题和精神难题。敢于面对时代的难题，是考验一个作家文学良知和社会担当的一个重要方面。2015年的长篇小说无论在文学性还是题材上，都有很大突破的重要表征，就是作家对当下的时代难题敢于正面书写或正面强攻。比如陈彦写边缘群体的《装台》、东西写底层群体的《篡改的命》;周大新写官场官人的《曲终人在》、弋舟写情感困境的《我们的踟蹰》、晓航写混乱城市生活的《被声音打扰的时光》、迟子建写家族历史和边地生活的《群山之巅》、周瑄璞写情与欲的《多湾》、陈应松写荒诞诡异的《还魂记》、张者写校园生活的《桃夭》、陶纯的《一座营盘》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装台》是一部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小说，说它是民间写作、底层写作都未尝不可。重要的是《装台》的确是一部好看好读又意味深长的小说。“装台”作为一个行当过去闻所未闻，可见人世间学问之大之深。因此，当看到刁顺子和围绕着他相继出现的刁菊花、韩梅、蔡素芬、刁大军、疤子叔、三皮等一干人物的时候，既感到似曾相识又想不起在哪见过——这就是过去的老话：熟悉的陌生人。看过太多无情无义充满怀疑猜忌仇恨的小说之后，再读《装台》有太多的感慨。

　　东西《篡改的命》是他距《后悔录》发表十年之后的作品。小说封面介绍这部作品时说：“有人篡改历史，有人篡改年龄，有人篡改性别，但汪长尺篡改命。”汪长尺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他要篡改的不是自己的命，是他的儿子汪大志的命。汪长尺是一个农家子弟，高考超过上线二十分不被录取。不被录取的理由是“志愿填歪了”。汪长尺的父亲汪槐决定去找“招生的”理论，经过几天静坐示威抗议，汪长尺的大学梦还是没有解决。汪槐从招生办的楼上跌落摔成重伤。从此，汪长尺就命定般地成了屌丝命。为了还债、养家糊口，也为了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他决定到城里谋生。但他不知道，城里不是为他准备的。生存的艰囧使他经历了远远超出个人想象的现实：替人坐牢、讨薪受刀伤、与文盲贺小文结婚后，为了生计贺小文去按摩店当按摩师，然后逐渐成了卖淫女。破碎的生活让汪长尺眼看到，汪大志长大后就是又一个自己。于是他铤而走险把儿子汪大志送给了富贵人家。贺小文改了嫁，汪长尺多年后死于非命。这是一出惨烈的悲剧。小说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这是元好问《雁丘词》中的千古名句，此诗也触及了爱情——这一千古不衰的永恒的主题。当然，其间如何理解爱情，如何守护爱情，爱情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的关系等，亦经历过长久的探讨。但无论如何，情与爱是人类不能或缺的，也是文学创作永远关注、读者永远期待的永恒主题。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发现，情爱、情义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正在悄然消失，正在变成生活中的累赘、负担甚至更不堪的身心折磨。我们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

　　弋舟的《我们的踟蹰》只有十二万多字，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弋舟要处理的却是当下最困难的精神问题——中年的情爱危机。小说腰封有一段被回避已久的发问：“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葆有磊落的爱意?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具备生死契阔的深情?”这也是小说试图回答和处理的问题。小说的情感纠葛主要集中在李选、曾铖、张立均三人之间。李选与曾铖是小学同学，三十年后的曾铖已经是个画家，李选与他的偶然联系纯属出于好奇。此时的李选是单身母亲，和公司老总张立均保持着身体交易关系和若即若离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完全处于地下状态。这是小说人物关系的基本图景。小说在醒目处提出的那“磊落的爱意”和“生死契阔的深情”还是没有到来。那么，三个中年人“踟蹰”的究竟是什么呢?三个人物没有回答，但所有读者都知道了。这真是一部意味深长的小说，这个时代还会有真情义吗?

　　官场小说应该是90年代以来图书市场上具有核心地位的小说类型。但是，多年过去之后，在这个小说类型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具有大作品气象的作品。这里原因无论多么复杂，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官场小说”过于注重市场诉求，过于关注对阴谋、厚黑、权术以及以权力为中心的交易，而忽略了对人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理解和发掘。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的出版，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都注定了它无可避免地引人注目：一方面，毁誉参半的官场小说风行了几十年，面对过去的官场小说，他是跟着说、接着说，还是另起一行独辟蹊径;一方面，“反腐”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官场生涯几乎就是“高危职业”的另一种说法，那些惴惴不安的贪腐官员的如履薄冰夜不能寐早已耳熟能详。这时，周大新将会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他要书写的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而且——这是一个省级大员、一个“封疆大吏”。如果这些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指认《曲终人在》确实是一部“官场小说”;但是，小说表达的关于欧阳万彤的隐秘人生与复杂人性，他的日常生活以及各种身份和关系，显然又不是“官场小说”能够概括的。因此，在我看来，这是一部面对今日中国的忧患之作，是一位政治家修齐治平的简史，是一位农家子弟的成长史和情感史，是一部面对现实的批判之作，也是主人公欧阳万彤捍卫灵魂深处尊严、隐忍挣扎的悲苦人生的记录。

　　晓航一直生活在北京，他是真正的“城市之子”。因此，晓航自从事小说创作以来，一直以城市生活作为他的书写对象。他的诸多中篇小说，为当下城市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经验，也受到广泛好评。《被声音打扰的时光》是晓航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晓航努力探究和发现这个时代城市最深层的秘密，用他的眼光和想象打捞这个时代城市最本质的事物——那是我们完全陌生的人与事。这是一部荒诞却更本质地说出了当下城市生活秘密的小说。小说从建造城市观光塔写起。城市观光塔的建造本身就是一个隐喻：这个荒诞的决定一如这个荒诞的时代，一个突发奇想的官员为了金钱的目的，在酒足饭饱之后发现了天空的价值。因为城市该开发的项目基本都开发了，他在空中看到了希望——他要建造一个城市观光塔。这个官员落马之后，接任者不仅完成了观光塔的建造，并且通过事件化的方式转移了市民不满的议论和目光。如此荒诞的决定发生在城市管理阶层，那么，这个城市所有离奇古怪事情的发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以两个家族相互交织的当下生活为主要内容：这两个家族因历史原因而变得截然不同：安家的祖辈安玉顺是一个“赶走了日本人，又赶走了国民党人”的老英雄，这个“英雄”是国家授予的，他的合法性毋庸置疑。安玉顺的历史泽被子孙，安家因他的身份荣耀乡里，安家是龙盏镇名副其实的新“望族”;辛家则因辛永库“逃兵”的恶名而一蹶不振。辛永库被命名为“辛开溜”纯属杜撰，人们完全出于没有任何道理的想象命名了“辛开溜”：那么多人都战死了，为什么你能够在枪林弹雨中活着回来还娶了日本女人?你肯定是一个“逃兵”。于是，一个凭空想象决定了“辛开溜”的命名和命运。“英雄”与“逃兵”的对立关系，在小说中是一个难解的矛盾关系，也是小说内部结构的基本线索。这一在小说中被虚构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关系：“辛开溜”并不是逃兵，他的“逃兵”身份是被虚构并强加给他的。但是这一命名却被“历史化”，并在“历史化”过程中被“合理化”：一个人的命运个人不能主宰，它的偶然性几乎就是宿命的。“辛开溜”不仅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解脱，甚至他的儿子辛七杂都不相信他不是逃兵，直到辛开溜死后火化出了弹片，辛七杂才相信父亲不是逃兵，辛开溜的这一不白之冤才得以洗刷。如果这只是辛开溜的个人命运还构不成小说的历史感，重要的是这一“血统”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辛开溜”的儿子辛七杂因老婆不育，抱养了一个男孩辛欣来。辛欣来长大成人不仅与养父母形同路人，而且先后两次入狱。出狱后他竟一怒之下将斩马刀挥向了养母王秀满，王秀满身首异处。作案后他洗了脸换掉了血衣，拿走了家里两千多元钱，居然还抽了一支烟才走出家门。关键是，他走出家门之后去了石碑坊，强奸了他一直觊觎的小矮人安雪儿后，才亡命天涯。于是，小说波澜骤起一如漫天风雪。

　　2015年的长篇小说，在面对当下的精神和生存难题方面，做了新的努力和尝试。在强化长篇小说现实性和当下性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

　　二、中篇小说：在现实与不那么现实之间

　　中篇小说创作的稳定性，在2015年再次得到证实。或者说当下作家不仅在中篇小说创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对这个文体本身也确实有了很深刻的体会。2015年优秀的中篇小说仍数量巨大。比如：王蒙的《奇葩奇葩处处哀》、刘建东的《阅读与欣赏》、张欣的《狐步杀》、阿来的《三只虫草》、罗伟章的《声音史》、祁媛的《我不准备发疯》等。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这几位作家具体的讲述方法：荆永鸣的平实、董立勃的白描、石一枫的飘逸、林白的含蓄等，部分地构成了中篇小说在2015年特有的风采。

　　董立勃的《梅子与恰可拜》，表面看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镇长、黄成和恰可拜与梅子的故事。梅子在乱世来到了新疆，一个19岁的女知识青年，她的故事可想而知。梅子虽然长得娇小，但她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于是成了标兵模范。在一个疲惫至极的凌晨，险些被队长、现在的镇长强奸。黄成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在“文革”中因两派武斗，失败后从下水道逃跑，一直流落到新疆。他救起了当时因遭到凌辱企图自杀的梅子，于是两人相爱并怀上了孩子。黄成试图与梅子在与世隔绝的边地建构世外桃源，过男耕女织的生活。但黄成还是被发现了，他被几个带着红袖章的人拖进了一辆大卡车。在荒无人烟的荒野里，恰可拜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脸，也听到了他的祈求——

　　兄弟，请帮个忙，到干沟去，把这些吃的，带给我的女人。你还要告诉她，说我一定会回来，让她等着我，一定等着我，谢谢你了。

　　这是小说最关键的“核儿”。“承诺和等待”就发生在这一刻。于是，恰可拜“一诺千金”，多年践行着他无言的承诺，他没有任何诉求地完成一个素不相识人的托付，照顾着同样素不相识的梅子。梅子与黄成短暂美丽的爱情也从此幻化为一个“等待戈多”般的故事。黄成仅在梅子的回忆中出现，此后，黄成便像一个幽灵一样被“放逐”出故事之外;镇长因对梅子强奸未遂而一直在故事“边缘”。于是，小说中真正直接与梅子构成关系的是恰可拜。恰可拜是一个土著，一个说着突厥语的民族。从他承诺照顾梅子的那一刻起，她就是梅子的守护神。梅子是小说中有谱系的民间人物：她漂亮、风情，甚至还有点风骚。但她也刚烈、决绝。她是男人的欲望对象，也是女人议论或妒忌的对象。她必然要面对无数的麻烦。但这些对梅子来说都构不成问题，这是人在江湖必须要承受的。重要的是那个永远没有消息的幽灵般的黄成，既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又是她的全部隐痛。等待黄成就是梅子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漫长的等待，是小说最难书写的部分。但是，董立勃耐心地完成了关于梅子等待的全部内容。无论梅子还是恰可拜，等待与承诺的信守都给人一种久违之感。这是一篇充满了“古典意味”的小说。小说写的“承诺和等待”在今天几乎是一个遥远甚至被遗忘的事物，我们熟悉的恰恰是诚信危机或肉欲横流。董立勃在这样的时代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显然是对今天人心的冷眼或拒绝。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经的遥远的传说或传奇。

　　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呈现的是当下世风日下的道德危机。小说也是在人心的层面展开的。这应该是三个男人的故事：我——庄博益、安小男和李牧光，三人是同学关系。不同的是安小男是理工男，学的是电子信息和自动化。安小男一出场就是一个“异类”：一个学理工的学生，一定要和历史系的庄博弈讨论历史问题，并且异想天开地要转系，要把历史系的课从本科听一遍。转系风波还导致了历史系与电子系“杠”上了。这时历史系的“名角”商教授出场了，这个轻佻的教授尽管见多识广，但他在安小男“历史到底有什么用”“研究历史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的追问下王顾左右时，安小男一字一顿地说：“我认为您很无耻。”这个木讷、羞怯甚至有些自卑的安小男，真诚而天真地希望通过历史来解决他的困惑，而他一直纠缠当下道德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这是后话。安小男没有转系当然他也不可能转了。他虽然在文科同学那里名声大噪，但他的处境和心情可想而知。

　　安小男如此希望解释道德问题是事出有因：安小男的父亲曾是一位土木工程师。被栽赃陷害的父亲从十九层办公楼跳了下去。父亲临死前和安小男最后的一句话是：“他们那些人怎么能这么没有道德呢?”于是，一个巨大的困扰在安小男那里挥之难去。这是安小男一直追究道德问题的来自内心深处的隐痛和动因。他追究李牧光的问题，还与李牧光投资邯郸的项目要拆迁的民居有关，那恰好是安小男母亲居住的地段，母亲就要居无定所，安小男又没有能力安置母亲。他内心流血的疑问是：“怎么有人活得那么容易，有人就活得那么难呢……”因此，安小男追究的道德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与个人的身世、经历以及生存状况都密切相关。至于安小男能做到哪一步那是另一个问题。但通过安小男的追究和行动，我们不止看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因艰难困苦造就的孤傲倔强性格，而且通过安小男也看到了社会众生相。因此，这篇貌似写青年群体当下截然不同状况的小说，本质上恰恰是一篇社会问题小说：高校教授没有节操的无耻、学校见利忘义的没有原则、社会腐败弥漫四方的无孔不入等等。安小男可以将他监测的“眼睛”安放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他可以守株待兔地洞悉地球上任何风吹草动。但是，他能够解决他内心真实的困惑吗?安小男不能解决的困惑和问题，也就是我们共同不能解决的困惑和问题。小说当然也不负有这样的功能。我深感震动的是，石一枫能够用如此繁复、复杂的情节、故事，呈现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呈现了我们内心深感不安、纠结万分又无力解决的问题。一个耳熟能详的、也是没有人在意的关乎社会秩序和做人基本尺度的“道德”问题，就这样在《地球之眼》中被表达出来。因此，《地球之眼》是一篇在习焉不察中发现危机的作品。2014年，石一枫发表了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小说发表后大有一时洛阳纸贵之势。陈金芳大起大落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那里的诗情和最后人物的彻底轰毁，给我们留下了挥之难去的印象。它同《地球之眼》一起，构成了当下中篇小说瑰丽的奇观。

　　荆永鸣的《较量》，离开了自己一直书写的生活领域，他从北京的市民生活转向了更复杂、更丰富当然也更隐秘的人的心理和魂灵世界。这是一个更加难以把握、难以表达的领域。《较量》写的是一家市级医院的两个业务骨干——谈生和钟志林从友谊到交恶的故事。钟志林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知识分子，做一个专业意义上的医生。因此，在老院长即将退休的时候，他谢绝了老院长试图提升他当院长的美意，年届50依然选择了去美国进修;谈生则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院长。矛盾从钟志林回国后逐渐发生并升级。小说以两人的共同退休结束。当钟志林明白了这是多么无谓的争斗的时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小说似乎是对人生的一声悠长的感慨或叹谓，大有过来人“何必当初”的慨叹。但是，《较量》不是一部宗教小说，既不是劝善惩恶，也不是明清白话小说的喻世明言。它首先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是一部用“越轨的笔致”介入当下社会生活、揭示社会整体病态的小说。他延续的是鲁迅先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传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荆永鸣就算仅写了这一部小说，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林白，是这个时代最具浪漫气质的小说家之一。她的《西北偏北之二三》写一个曾经的诗人赖最峰要去内蒙的额齐纳，去寻找失踪的暗恋的女人春河。于是他踏上了漫漫长途。行走，是一个常见的小说讲述方式，浪漫主义小说更是精于此道。但是，重要的是赖最峰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赖最峰是诗人，他喜欢的都是女性诗人。更有趣的是，与赖最峰一路上发生关系的，也都是女性：他寻找的是失踪女友春河、第一个认识的是北京驴友兼志愿者齐援疆、在小饭馆吃饭邂逅服务员翘儿。一个孤旅男人的故事从女性开始也结束于女性。小说前半部几乎没有故事，它更像是一篇没有完成的关于旅途的散文：夜晚看星星、白天观赏胡杨林、吃当地食物，西北的自然景观和风情风物信手拈来。

　　故事真正开始是赖最峰遇到了小饭馆服务员翘儿。而翘儿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儿：这是一个经历远远超出年龄的女孩，因为年轻，复杂的经历没有在脸上写满沧桑，苦难在她的讲述中亦犹如他人。她笃信赖最峰是好人，把自己的身体也给了赖最峰。女孩儿唯一的资本只有自己的身体，她报答好人的方式也只能是“以身相许”。赖最峰当然不是坏人，他要帮助翘儿也只能是多付钱给她。这一切结束后可以相安无事，但翘儿一定跟着赖最峰去北京，去北京是为了找妈妈，她已经九年没见到妈妈了。在一辆暗夜中奔跑的列车上，通过翘儿的讲述，底层生活的状貌点滴地呈现出来。

　　小小年纪的翘儿的经历可能远远超出了人到中年诗人赖最峰。他在感慨自己鲜有“嫖”的经历时候，翘儿十一岁就被人强奸了，翘儿已经被迫几经辗转，她的人生之旅可能永无终点。但她还没有学会体验和倾述苦难，她有限的记忆资源，每每想起都如节日，她讲到华桂、张哥、爷爷还有多筷。翘儿的妈妈还会见到翘儿吗?但所有的读者都见到了翘儿。小说结束于帕斯捷尔纳克写给茨维塔耶娃的诗。林白没有将底层的苦难写得泪水涟涟痛不欲生。但她通过赖最峰的只身孤旅钩沉出的“西北偏北”那遥远一隅的故事，已将一种悲悯隐含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翘儿当然不会理解“你的名字是漫长的国境线”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分明深切感到，作家在这个大雪纷飞夜晚的无尽思绪，一如那辆列车，尖利地划过暗夜呼啸而来。

　　这几部中篇小说无疑是2015年比较优秀的作品，他们讲述的无一不是中国故事。也就是我们的优秀作家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都在发生着什么、或在期待发生什么。这个传统是五四以来至今未变的主流传统，当然很好，而且这几部作品是如此地不同。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