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人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物质主义与精神生活，更纠缠在对于乡土社会、现代社会和各类新媒体信息茫然与辨识的混沌之中。与此同时，深度植入日常生活经验三十年的中国文学，也在2015年修生养息的平静中呈现出了新的特质。

　　“时代新人”与常态社会的现代人格

　　“人的文学”和“人道主义”分别是上个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中国文学提出的重要问题。在生活欲求获得基本满足的条件下，现代中国人终于可以在非战争、非饥荒、非政治斗争的社会语境中开始“现代人”的选择，这也是现实生活对于中国文学提出的新命题。

　　新写实以来近二十年的当代文学，更多在个体庸常经验的生活层面回应市场经济时代的物质和欲望表达，先天设定这种生活状态的合理性，通过削平深度、消解崇高来解构曾经异常强大的诗道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干预，同时也不自觉地远离“人的文学”及其人文传统——文学多是“时代庸人”的一地鸡毛，“时代庸人”成为文学所建构的“中国人”自画像，群体性的功利主义和矮化人格竟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共识。随着常态现代社会的日渐形成，更多中国作家开始反思“时代庸人”与个体人格、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现代个体该有着怎样独立自主的选择和判断?如何在新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中建构“时代新人”?本年度的几位“时代新人”体现了中国作家对于中国人现代人格精神的文学想象，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作家对于“人的文学”和“人道主义”等重要文学命题的重新思考和现实回应。

　　阿来在中篇小说《三只虫草》里，借助藏族少年桑吉，阐释了一个大的转型时代，中国个体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物质主义来势汹汹又和实际生存境遇切实相关，宗教灵性和现代知识文明还远未相辅相成，个体该如何选择自己踏实可行的未来?又如何给少年心性一份精神的启蒙与心灵的安适?这种困境溢出了城市或乡土经验对于个体人的限定，在一个更为辽阔的层面为时代构建一个灵肉皆备清新刚健的少年新人。阿来表达了信息时代科学依然为人类孜孜以求，同时又剥离了工具理性的权威性，穿透时代的浮华进入到对于“人”的宗教、文化更深层次的内省。

　　石一枫则塑造了现实生活的传奇人物安小南。安小南在日常层面是平淡无奇的，甚至于是一个非成功人士，但他无疑抵达了无数当下庸众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有所选择的生活，从而获得一个平凡现代人活着的尊严。当时代庸人们以俗世的眼光和机巧在城市中麻木生存的时候，安小南就是那个试图从沉沦肉身和坠落灵魂中超拔的西西福斯。

　　在荆永鸣的《较量》中，主人公钟志林终于从灰色小知识分子的命运悲剧叙事，转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世俗权力生存网络的较量。这个人物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他是否赢得了这种较量，而是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以个人良知和道德开始反省犬儒生存和乡愿冬烘。在没有理想主义、政治信念乃至宗教信仰的支撑下，人何以为善，何以判断善与恶?如何自律和宽容?现代人文主义和理想启蒙是否依然有效?作家在有倾向性的价值判断中叙述了一个和现实逻辑抗争的中国现代智识分子形象。这一形象在当代文学中的确属于稀缺物种。

　　“好好活着”与人道主义内涵的延展

　　本年度的文学文本以“慈悲”呈现出对于人和历史内在和解性的解读。如果说上个世纪以来的伤痕、反思文学是控诉活着的苦难和不公，那么同样的题材，当下的叙事则转入对于生存自身的悲悯和宽容——“好好活着”成为人道主义新的内涵和意蕴。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灰色小人物的叙事，作家更多是以同情的笔调叙述被压抑个人的没有尊严的生存，《骆驼祥子》堪称代表作。与此同时，沈从文、汪曾祺笔下中国乡土中的尊严和性情在当代历史和当下情境中又仅仅是一个文化的隐喻。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人，是否就真的没有可能去建构有尊严、有担当、有心胸的小人物?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路内的《慈悲》则提供一种叙写灰色小人物的新路径。《慈悲》呈现出对于上个世纪工人群体生活经验的透视与剖析，体力劳动者的盲目和本能冲动呈现出路内一贯边缘叙事的风格。然而，在动物般糟糕生存的同时，作者又赋予水生和师傅坚韧静观中的宽厚与体谅。这是中国青年作家开始用一种同情之理解的笔调来叙述和自己异质的生存样态，在这样的叙事中，时代新人水生正是在对于他人“不能好好活着的”坚韧同情中，由现代个体的孤独荒凉走向人道主义。

　　女性在近三十年的文学想象中被欲望化为一个个扭曲变形的符号，从红颜祸水到玉体横陈，从妻妾宫斗到职场小三……写尽了“女”和“性”，却没有写大多数女性在这个时代付出最多的事情——好好过日子。张策《宣德炉》中的女主人公张丽芸不断重复一句话：好好过吧。“过”字裹挟着太多的意绪和情感，对于大多数无法倾诉苦难的人来说，沉默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隐忍那种埋藏在心里的苦难才叫坚强，这种隐忍让小人物的生存具有尊严和历史感。张丽芸是旧时代的姨太太，属于灰色小人物的底层，正是这样一个女性在极端政治化的年代，以自己的坚韧和聪慧在重重苦难面前完成了属于个体精神的历史存在感。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是中国青年写作又一个令人惊艳的文本。现实和历史是扭曲纠缠的双面透视镜，作者更多是通过倒转的望远镜来叙述暴力与苦难，现代个体在人性救赎的路径上依然可以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关乎智识，更关乎心性。双雪涛笔下的“时代新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复归了1980年代人道主义的文学传统，又有着中国古典美学哀而不伤的韵味。

　　“社会问题小说”与文学重张启蒙之实

　　大众文化时代，新媒体让地球人几乎同步获知最新资讯，然而人类最恐怖的事件也仅仅维持几天的热度，就会被新的事件所替代。每一个人都会很快迷失在新的问题中，从而对被刷过屏的旧问题熟视无睹。由此，新媒体尽管有着迅捷和海量的优势，依然无法直击社会问题深层的精神困境与人性维度的复杂性。文学作为个体手工劳动具有“慢”的特质，这恰恰可以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进行沉淀、打捞和梳理，从而站在一个更为人文的高度和以艺术的方式去重新呈现时代精神病症和时代问题。叙事文学以反观世道人心和时代精神气质为己任，所谓以文学的面目触及社会问题，以文学之名张启蒙之实。

　　相对于百年前的“社会问题小说”，当下文学更多面对的是传统与现代转型裂变中道德伦理和价值失范的中国人及其精神困境。饮食男女是中国世俗社会最重要的现实问题，而恰恰在最根本的食品安全、老年化、妇女婚姻和智障边缘人群中，社会问题更为突兀，其所暗含的精神文化问题就更加让人不安。须一瓜的《别人》通过女记者庞贝揭示出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之下，每一个“生活在别处”的人是如何回避自我、他者真实的生存状态，从自欺与欺人延伸到个体与群体、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倾轧与伤害。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中，东西方文化中的“童叟无欺”和“契约精神”竟然都了无痕迹，这无疑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观心自省。于怀岸《原路返回》从老年人个体的角度，去反思现实生活中如何“向死而生”的问题。面对着失落精神寄托的老病生活，中国老人们无力地抵抗着死亡黑暗的压迫。姚鄂梅《傍晚的尖叫》描述了老年妇女穷途末路的婚姻和精神状态，带着急迫中的狼狈和辛酸，却有着一股坚韧中的硬气和悍然。弋舟《我在这世上太孤独》揭示了当下几类空巢老人生活上的孤苦无靠或精神上的孤独无依。对于一个有着父慈子孝传统伦理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文理想的中国人来说，老无所依和老无所养就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文化精神命脉的诛心之痛。申剑《白衣胜雪》借医患题材提出了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医患关系问题归根结底关乎功利主义的人际关系，而其本质则在于人对于活着之上的“善”和“道义”的“不信”。医者仁心依然是建立在医德为先的基础上。

　　现代文明让更多的普通人获得教育和知识，从蒙昧走向心智的清明和理性的成熟。然而对于智障人群来说，他们的生存境遇决定于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方式，一个社会对待智障群体的态度实质上折射出人们真正的文明程度和教养水准。钟求是《找北京》、孙频《圣婴》和雷默《傻子和玻璃瓶》通过对于智障者精神情感状态的摹写，还原了他们作为“人”的欲求，也透视“他者”对待智障者的不同镜像，提供了对于人性更为丰富的观察和考量。

　　中国人当下的婚姻状态依然是暗流涌动，婚姻暗疾往往是社会隐疾最好的注脚。川妮《暗疾》和艾玛《有什么事在我身边发生》深入人性幽暗隐秘的路径，从婚姻暗疾观人心的荒凉与颓败。雨桦《母女》塑造了一个享乐主义女性梅姐，恰恰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出当下女性极其有限的精神生长能力。梅姐漂浮在当下的婚姻和日常之中，身形在享乐主义中日渐委顿，精神之荒凉则如游荡在荒原的鬼魅。当下婚姻暗疾和女性精神的困厄在于更为深广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当资本和传统男权一起向女性和婚姻全方位侵入的时候，女性及其婚姻则陷入更加复杂困厄的境地。

　　城市经验、乡土忏悔与“国民性”问题的再叙事

　　严复最早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批判中国国民性：“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鲁迅一代延续着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轨迹，着力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深度摹写和反省。当下对于城乡生存经验的摹写并非在于批判性的揭露，而大多在同情之理解中探讨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问题，这也可谓是现代文学“国民性”问题不同方式的延续。无论怎样的国族与社会，接受功利主义生活逻辑的人往往沦落为心理阴暗、势利逢迎、暗箭伤人的庸众与小人，实在如严复所言“作伪和无耻”。这种现象原本很正常，不正常处在于对于这种“作伪”的宽容和对于这种“无耻”的麻木。本年度几个文本集中探讨了职场生活对于人性的侵害，表达的却是当下中国人对于现实生存功利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从而凸显出对于重构现代中国国民性的文学想象。尹学芸《士别十年》提醒当下深陷职场的阅读者：当办公室政治对人性进行侵蚀的时候，个体自我是否有过挣扎与反抗?在这个文本中，中国人面对所谓现代日常的两难和尴尬以追问的方式呈现——世俗的成功是否以丧失常识和常态生活为代价?当下国民的劣根性恰恰是流行的精致利己主义，作为现代中国人的你，自知吗?李治邦《辞职》题材老套，所提出的问题在于现代个体人面对职场和官场的职业伦理和操守。小说建构了一个选择个体自尊的现代人形象，从而在文学想象的层面对深陷被动生活的懦弱者们施以精神的援手。少鸿《石头剪刀布》则彰显了更多中国庸众的生存现实，这些人不再是无知无识的祥子们或老潘们，他们知道自己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但是却懒惰、软弱，在浑浑噩噩的慵懒状态中也会涌起麻木中的自省与抗争，但是最终会被强大的现实生活所裹挟，默默退回庸常的沉沦中，无力自拔。然而，这种妥协中的自省和微弱的反抗依然给人以人性复苏的希望与光亮。

　　本年度乡土叙事依然有力。在乡土伦理和价值坍塌的裂变中，新乡土叙事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乡土人物自身主体性的反思能力，中国国民性终于开始在乡土个体中生发出自我的觉醒和对个人自尊的维护(当然不能否认更大范围麻木状态的存在)。杨仕芳《而黎明将至》以忏悔意识惊醒乡土叙事沉重的伦理重负，给予乡土人物以人性的自觉和尊严。陈继明《芳邻》重新叙述当下农村中的“失败者”形象，其重要意义在于对农村巨变时代的失败者予以足够的理解与尊重。杨凤喜《玄关》以一个轻巧的象征，隐喻这个时代城市与乡土之间的隐秘关系和撕裂的痛感体验。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深刻的隔阂内化到父子之间无法沟通的文化异质感，同时深深刺伤无法隔绝的血脉亲情。“我”——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生活在城市的小知识分子，因为乡土血脉和农民儿子的身份，锥心地倾诉了作为一代人的忏悔和哀伤。

　　“写实与先锋”的困境与青年写作的难点

　　新写实以来对于现实生存无间离的叙写风格一直是当下文学写作非常重要的一脉，这类写作以倾诉疗伤的方式低吟生活之下的具体疼痛。本年度大量文本依然属于这一类，例如姚鄂梅《天际花园的私房菜》、孙频《无极之痛》、彭敏《北京欢迎你》等等，这些作品依然将笔墨集中在都市生活的漂泊感和无根性。十年前，这类文学叙事承担了中国社会新生存经验的文学摹写功能，其代表作品为《跑步穿过中关村》等。然而，十年之后，重心依然在于物欲的铺叙表达，便很难在精神性层面进入更深的维度。

　　1980年代先锋文学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先锋实验精神的写作趣味，先锋文学终结，然而先锋探索始终没有停止。本年度依然有着一批作家热衷于探讨和日常经验间离的人及其生存样态。曹寇《在县城》、武歆《比利时药水》、哲贵《范老板的枪》、鬼金《鸟的礼物》、女真《一手好牌》和马笑泉《荒芜者》等，都是和日常经验有间距的创作。这种间离试图在现实经验之外撕开一条生存的裂缝，让个人性话语和对于世界更为隐秘的感受渗透到同质板结的庸常经验之中。这些人无限延长的青春期特征让他们脱离日常生存轨迹，在一路自我任情的路子上显示出某种让人唏嘘的个人化精神特质。然而，有别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打破陈旧日常规范的先锋性，当下这类秉承先锋余续的写作，最大的困境在于如何处理个人化经验的逼仄与时代整体性经验的驳杂丰富，个人化的精神特质如何与时代精神气质找到真正的契合点。

　　无论是“写实”还是“先锋”，这类写作大多是年轻写作者，当下中国青年写作者与古典时代诗学传统断裂，写作既无法家国天下，又无法真正做到自娱自乐。青年写作仍需从个人化走向时代整体性经验表达，从地域的民族抒情走向国际的民族精神建构，从现代中国人当下的生活走向人类精神价值谱系的思考与表达。

　　抗战胜利70周年与宏大历史叙事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历史大背景下，抗战题材文学创作成为本年度瞩目的焦点。通过对于二战中国战区历史的重新叙述，无疑会加深中国当下写作对于历史和人性双向的深度思考。抗战文学叙事在深广度上继续延伸，虚构与非虚构作品都呈现出对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在二战中地位和作用的重新思考，且在新的叙事方式中表达对战争中的人与苦难新的体认。

　　报告文学方面，有王树增《抗日战争》、徐锦庚《台儿庄涅槃》、何建明《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1944：腾冲之围》等等。这些作品以历史资料为经纬，重新建立起一个充满硝烟战火的叙事时空，让历史在汉字营造的真实情境中得以再现和延展。小说创作方面，范稳《吾血吾土》、何顿《来生再见》、常芳《第五战区》、却却《战长沙》，蒋巍《血色国魂》等等，以文学的想象建构起大历史观照中的战争和战争中的人，让人在历史中成为活色生香的个体与群体，在人物塑造和历史情境的打造上都显示出了独特的视角。

　　茅奖的象征寓意与当下长篇小说的困境

　　2015年恰逢先锋文学30周年，本年度先锋写作的两位代表人物格非、苏童以非先锋写作的长篇小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似乎暗示着上个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真正终结;王蒙获奖无疑标志着1950年代与1980年代文学传统式微中的微澜;金宇澄《繁花》则暗示着中国话本小说传统和叙事方式在新媒体时代某种程度的复兴。

　　本年度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无序的繁荣，也踟蹰于重重困境。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好长篇小说最基本的评价标准依然没有共识性判断，这也凸显了当下批评理论界对于文本研究和批评文学性界定的局限和无效;中国经验叙事如何面对日渐式微的乡土传统和人伦规范，在呈现坍塌乡土的文学想象中如何进入现代性叙事的内省和观照;中国当下城市经验驳杂丰富，个体经验逼仄同质，作为个体该如何呈现丰富驳杂的城市经验又能在人性的维度抵达悲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中国作家该如何重新思考西方叙事传统与中国话本源流的异同与流变。

　　最后还需提及中国科幻文学。本年度因为刘慈欣热而引发了中国科幻文学热潮，华语科幻文学异军突起，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赋予中国当代文学阔大辽远的宇宙意识和对于现世生存本质的深刻反省。这种热潮不仅仅反观了当下类型文学写作在中国的勃兴，更为重要的是提醒更多的写作者：写作非但要有家国天下和全球意识，还需纵观宇宙时空和人类未来的生存与精神境遇，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构建大格局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