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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昌硕是海上画派的代表画家，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熔“诗、书、画、印”为一炉，集金石书画为一家，被画史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 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有巨大的影响。正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展出的“金石力·草木心——吴昌硕与上海”特展展出了来自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杭州西泠印社、（安吉）吴昌硕纪念馆、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上海中国画院，以及家属自藏的100余件吴昌硕的绘画、书法、印章诗集等珍贵作品。通过“天边曙色浪淘开”“偏师独出殊英雄”“风波大道尘土情”三个板块，展现了吴昌硕在上海放射的艺术光芒，进而凸显海派绘画暨海派文化所蕴含的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吴昌硕

　　大写意花卉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吴昌硕的作品，他以石鼓文笔意所写的大写意花卉，色彩浓艳，笔力老辣雄健，开创了重彩写意画的一代新风，对近现代花鸟画的发展影响极大。以书入画是吴昌硕的一个特征，其书法主要得力于石鼓文，用笔老辣苍劲。如展览中的《葫芦图》以书法用笔来画葫芦藤，厚重遒劲。对西洋红颜色的偏爱也体现在《红桃图》和《牡丹水仙图》中。而《粗枝大叶图》这件作品则是把芙蓉花与藤本结合在一起，红白相间的芙蓉在粗藤的映衬下摇曳生姿。这件作品很好地体现了其书法特征，曾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莱比锡国际艺术展被评为银奖，也在1984年中国邮电部发行纪念吴昌硕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的邮票中入选。大写意花鸟向来以水墨为主，而从吴昌硕开始，则大胆地使用了色彩，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

《葫芦图》（国画） 1914年    吴昌硕 西泠印社藏

　　吴昌硕很少有涉及动物题材的创作，《墨猫图》《临高其佩啸卷风云图》《临八大山人鹿图》这些作品很多都是第一次展出。从这几件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吴昌硕对于笔意的探索。《墨猫图》是吴昌硕53岁时画的作品，着墨不多，他以寥寥几笔勾勒了猫的轮廓，又用涨墨画了猫的头部和尾巴。画中题跋：“前朝大内，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贵，养者常呼猫为老爷。光绪丙申孟秋老缶。”吴昌硕在此借“官猫”暗喻时政，既幽默又讽刺。从《临高其佩啸卷风云图》自题中可知这是临摹清代画家高其佩的作品，画面左下方是一只在山涧中驻足的老虎，老虎的尾巴朝着观众，右上角是飞瀑和杂草。吴昌硕在此并没有用精细的用笔去描绘老虎的造型，而是用不多的笔墨去渲染荒凉的意境。吴昌硕曾自言“苦铁画气不画形”，他画动物题材的作品或许是拓宽创作题材的一种尝试，较少拘泥于造型的羁绊，更多地专注于由笔墨所传达的生机和意趣，这种意趣在《临八大山人鹿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八大山人作品的特征之一就是他笔下的动物形象几乎都是白眼朝天。这件作品创作于1915年，吴昌硕很形象地把鹿的眼睛也画成了白眼朝天，可谓深得八大精髓。吴昌硕在晚年也偶作八大山人式的小鸟，但是很少再从事动物题材的创作了。

　　一些吴昌硕的人物画难得一见，《缶翁行看子图》就是一件跨越时空的作品。由任伯年、王一亭、吴昌硕三位名家接力完成。在海派画家中，任伯年是位人物、花鸟、山水兼擅的画家，他对吴昌硕影响很大。任伯年曾给吴昌硕画过多幅肖像，最经典的是《蕉荫纳凉图》和《酸寒尉像》，将吴昌硕的神情刻画得惟妙惟肖。王一亭也跟随任伯年、吴昌硕学画，他将吴昌硕从苏州请到上海，推选吴昌硕为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从《缶翁行看子图》这幅作品的题跋中，可知画中的竹子最早是由任伯年所画，在他逝世后，他的女儿任霞在整理遗墨时无意发现这件作品，于是她将这件作品赠予王一亭。王一亭在竹的后面添上了吴昌硕夏夜纳凉的肖像，只见其手中拿着一把蒲扇，呼之欲出，画面意境深远。吴昌硕收到这幅作品后，非常高兴，所以又在上面题跋：“岂敢及几阮，清风满竹林。天心容月抱，老态作书淫。醉合吞湖海，愁真贯古今。为谁南斗倚，秋兴不须吟。”这个长题道尽三人的清风高谊，尤其是“一亭予友也，先生（任伯年）在师友之间也”揭示了他们“道所在而缘亦随之”的共同价值观和人生追求目标。

　　吴昌硕出生于绿水青山的安吉，他时时思念家乡，尤其在晚年时想回乡安住，却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而作罢。于是他将脑海中的家乡山水跃然纸上，并绘《坐望山上》自画像时时感怀，寄托“声名再高也不忘来时路”的高洁品性。这幅作品也被选为本次展览的海报。在展览中还有一幅吴昌硕所绘的最大人物画《达摩像》，画面中达摩身着红色袈裟，衣纹寥寥数笔，以中锋石鼓线条挥就。借这幅画，彼时定居上海不久的吴昌硕是在吐露心迹，达摩一苇渡江、九年面壁修法的决心，正是其准备开创“霞红海碧”之新局面的决心。

《达摩像》（国画） 1910年 吴昌硕 私人收藏

　　吴昌硕用过的砚台、记账本、打诗文的草稿等，每一个物件背后都有相关的故事。其中一块砚台是用砖刻成，据吴昌硕曾孙吴越介绍，吴昌硕出身寒门，早年为了学习和写字，以青石板代替纸，以旱砖代替砚台。这块砚台是用墙砖刻制而成，常年使用几近磨穿，从这块砚台可以想见吴昌硕早年的刻苦勤奋。与此相对应的，是吴昌硕晚年使用的一本账本，这本账本记录了吴昌硕一整年的收入，因为这时的吴昌硕艺术造诣已经达到了高峰，五湖四海之宾客皆求其作品。生活虽然富裕了，但他却依然简朴生活，最后将大部分钱财奉献给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账目中有一条写着“宝山吴淞”，由于当时其子吴东迈在吴淞税务局工作，吴昌硕随同在吴淞居住过一段时间，于是便有了与吴淞友人往来的记录。

　　吴昌硕在70岁左右已如日中天，其后继者有王一亭、赵云壑、陈世曾、诸乐三、王个簃等一大批人，深受其影响而成为现代大家的则有齐白石和潘天寿，甚至包括朱屺瞻和刘海粟。其实，吴昌硕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其影响也远至日本。1922年日本友人陆续为吴昌硕举办展览并发表出版图录之后，吴昌硕的作品在日本开始受到关注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掀起了一股“吴昌硕热”。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吴昌硕进行关注与研究。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日本学者对吴昌硕的研究有了一定成果，相关的专著开始纷纷出版，例如桥本末吉的《吴昌硕的绘画：吴昌硕及其周边》，长尾正和、鹤田武良的《吴昌硕》，这些文献使日本艺术界对吴昌硕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学者还多次举办吴昌硕的展览，他们大量搜集梳理吴昌硕的生平事迹、绘画风格、作品题材、艺术特征等多方面的资料与文献，对吴昌硕进行多方位的分析与研究，强调吴昌硕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地位。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吴昌硕无疑开启了新的视角。

　　（作者：马琳，上海大学博物馆副馆长、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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