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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在中华文化文艺创作的历史中，爱牛、重牛、颂牛的“牛文化”“牛艺术”一直有着独特的审美意味与精神指向。“老黄牛”“孺子牛”“拓荒牛”“初生牛”等各有不同之“牛”题材美术创作，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精气神。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此类创作更是以多样的表达展现了时代变迁对社会与人的影响，赋予了这一题材美术作品以崭新的现代内涵。

　　在我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牛”或被认为是生肖瑞兽、通“灵”神兽，寓意吉祥如意或借之镇邪避灾，如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或被视为与人共同劳作的伙伴，寄托着人们对于农桑丰收、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如唐代画家韩滉创作的《五牛图》；又或被理解为古代文人追求隐逸野趣的牧牛生活的精神意象，如明代沈周的《卧游图册——水牛》等。

唐代 韩滉《五牛图》

　　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革命历程，艺术家对“牛”的精神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也在发生变化，并鲜明地体现于中国美术的视觉塑造中。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期的革命语境下，牛更被赋予了不同于传统的、与抗战现实和革命精神相呼应的崭新意蕴。如张乐平的《逃难图》（1944年），就刻画了农民一家五口牵着牛羊逃难的情景。位于画面中心的瘦骨嶙峋、背井离乡的黄牛既是对农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也传达了对侵略者的强烈控诉。同时期，在革命圣地延安，胡一川则创作了另一件著名作品《牛犋变工队》（1944年），反映了延安军民在日军“大扫荡”背景下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恢宏场景。作品画面构图呈对角线延伸，三组牛犋纵向排列，以热火朝天的激昂气势进行着耕地作业，黄牛们脚下的土地以苍茫之势绵延开来，完美表达了集体化生产方式所迸发出的生产激情。这幅作品曾悬挂于毛泽东在延安的会客厅之中，成为延安形象、延安精神的象征。古元的《牛群》（1940年）也是延安木刻的一件代表作品，作者通过对农民家中牛群的刻画，表达了延安翻身农民的新生活及其对家畜的朴素情感。作品刻出以后，古元还分赠给当地村民，乡亲们看后有人还能认出画中刻的是谁家的牛，新兴木刻艺术在陕北农民中间开始受到欢迎。

《牛犋变工队》（版画，1944年） 胡一川 作

《牛群》（黑白木刻，1940年） 古元 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革命理想开始转化为美好生活的现实。李可染1951年创作的《新分黄牛牵到家》中，一头在土地改革中分配的黄牛牵到了农民自己家中，两个孩童对这一新家庭成员倍感新奇，用青草跟黄牛玩耍，预示着美好富足的新生活即将开启。此外，李可染创作的系列牧牛图亦可谓经典，作品塑造了美好诗意的家园，如《牧归》（1960年）中，树荫下池塘边一位戴着红领巾的牧童正在牧牛的惬意场景，就表达了对和平富足的新生活的赞美。

　　藏牦牛也成为当时一个崭新的创作题材。在董希文的《春到西藏》（1954年）中，远方新开发的公路上一辆红色的汽车驶过，马达的声音惊动了前景中正在劳动的藏族姑娘；中景部分有耕牛正在犁地劳作，所谓“春牛耕春”，画面配以美丽的西藏景色，共同谱写了一曲歌唱解放、建设新西藏的宏丽赞歌。不久，董希文又创作了另一件著名作品《千年土地翻了身》（1963年），画家以朴素的画风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表现了西藏农奴翻身做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的喜悦心情。正如他自己所说：“被犁头翻起的新土闪闪发光，熟褐色的湿土、可可色的干土需经形象加工，使它们散发出难以形容的芳香。”画面中，那牛角高扬、雄健激昂的藏牦牛及其翻出的乌金般的黑土地，与远方广袤高耸的雪山构成了鲜明对照，体现出对西藏民主改革后崭新社会图景的热情赞颂。也是在此意义上，同期刘开渠的大理石雕塑《牦牛》（1960年），也恰塑出了一座庆贺西藏迈入民主改革新时代的雄伟纪念碑。

《千年土地翻了身》（油画 1963年）董希文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大包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恢复高考”等举措，使一股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了中华大地。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1981年）就极为敏锐地把握到了这股春风。画面中，静静卧在草地上直视远方的牧牛似乎与前面的女孩一样，显得那么弱小、忧伤，一同渴望着春风带来的新消息、新希望。透过这幅作品，何多苓开启了不同于罗中立的《父亲》（1980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1980年）之乡土写实主义的另一个创作面向，表达了画家对乡土生活中个体生命、情感以及人性之复杂丰富的深切体悟。类似的作品还有孙为民的《歇晌》（1984年），画面中一头黄牛安静地卧在一所洒满阳光的温馨的农家庭院，画家在日常化生活的敏感捕捉中，表达了对乡土纯真与自然的向往。同样是1980至1990年代，吴长江的多幅石版画《西藏组画》也表达了对藏民朴实淳厚的风土人情的关注，蕴含了画家深沉的精神感悟。此外，杨尧的《牛、农民、土地》（1981年）也是一件颇具精神厚度的作品。画面中，那头横跨画面低头沉默吃草的黄牛的雄伟姿态，那蹲坐在草地上的农民淳朴憨厚的背影，以及远方肥沃广袤的土地，构成了相互倚靠的紧密关系，似打开了中华民族文明史诗的视觉画卷。画家通过大胆简洁的构图和明快浓烈的色彩，赋予了那头沉默雄健的黄牛以中华民族精神的永恒象征。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地试办经济特区，深圳这个沉寂多年的小渔村终于被犁开荒，翻开了新的篇章。潘鹤的青铜雕塑《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1984年）便生动刻画了改革开放后创建特区的时代伟力。作品塑造了一头身体前倾、肌肉紧绷的公牛正猛烈拉动着身后盘根错节的树根的情形，构成了破土开荒的一幕历史图景。邓颖超同志在深圳看到这件雕塑作品后非常感动并评价说，《开荒牛》不仅是深圳特区的标志，也是共产党的标志：拔掉穷根、埋头苦干。

《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铜，1984） 潘鹤 作

　　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也迅速崛起，“牛”尤其是藏牦牛形象成为画家描绘民族风情的塑造对象。如吴作人的《藏原放牧》（1981年）中在草原上快乐奔腾的牛群，乔十光的《青藏高原》（1984年）中雄伟健硕、淳厚安详的妇人和牛群，孙景波《阿佤山人》（1980年）那奏乐前行的人群和牛，都充满着轻松、明朗、欢乐的情调以及对原始生命律动的感知。这些作品中独特的形式语言、强烈的装饰色彩、抒情的艺术风格在当时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对审美的追求。这些作品表征了艺术本体和审美本体的回归，预示着艺术春天的到来。此后，以牛为形象主体的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继续发展，又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如杜滋龄的《牧场之冬》（2009年），刻画在风雪弥漫的高原环境中牧民与牦牛、草原相互依存、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他曾感慨，西藏“更为人称道的是有一群拥有坚定信仰、幸福快乐的藏族同胞。吾自画藏族生活已廿余载，深感藏胞之质朴、毅勇，古老的藏族文化、宗教、医术，都是吾之倾情感动的，西藏——大美的西藏”。

　　新时期以来，牛题材还演绎出艺术与科学“对撞”互融的创新激情。1989年，应著名科学家李政道之邀，李可染创作了斗牛图《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以两头牯牛猛烈相抵的画面，表现李政道为他描述的重离子碰撞的科学奇观。画面中，两牛以蹄蹬地，四角相抵，牛尾高扬，正斗得难解难分，气氛惊心动魄，体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就连李政道观后亦发出“何等生动”的赞叹。2007年，在李可染诞辰百年之际，这幅作品中二牛相抵的形象被转塑为一座雄伟的青铜雕塑矗立在清华大学科技园。通过这一艺术形象，科学家们深刻地体会到“造物聚合成变之妙机”，并引申到“科学与艺术互融之理念，并昭万化之幽玄”，进而“彰巨擘之泽润，嘉创新之勋业，励群英之勤恪”。

　　概之，传统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牛题材美术创作，自现代以来已逐步形成了新的牛文化和牛艺术。20世纪美术作品中的牛，往往联系着劳动、土地、丰收、家园的想象和表达，也寄寓了画家的革命理想、个体情感以及精神追求。艺术家们在创作上孜孜以求，也持续更新着我们今天对牛文化的认知和艺术感悟。其中所体现出的崭新内涵、革新精神，也将继续激励着艰苦奋斗的力量、迎接挑战的信心以及开拓创新的激情。

　　（作者：郝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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