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梵高的画作中，有一幅鞋子的油画：两只鞋虽已穿破，却仿佛彼此扶持着，要走完余生的路。这幅作品，被视作温森特和提奥兄弟二人的写照。

　　可以说，没有提奥的经济支持，就不可能有温森特的艺术生命。在一次雨中散步时，兄弟俩谈到世界和他们的未来。两人盟誓要超越亲情，终生相助。正是这种誓言，为我们成就了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书信往来。

　　在最新出版的《梵高传》中，法国作家大卫·阿兹奥以梵高兄弟二人的大量书信为证，重新梳理了画家的一生。从中我们得以发现，那一幅幅广为人知的画作背后，是梵高生命中的一个个重要片段。

　　——《文汇报》编者

《梵高传》 【法】大卫·阿兹奥 著 李玉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静物：翻开的<圣经>》

　　是父子之间最后的对话，也是最后的争吵

　　1853年3月30日，温森特·威廉·梵高出生在荷兰一个毗邻比利时的小村庄。父亲提奥多鲁斯是一位平凡的牧师。十一岁时，温森特在母亲的帮助下画了一幅生动的绘画，得到父亲的大加赞赏。此后，他每次感到痛苦，就动手开始绘画。这种由绘画带来的喜悦，成为画家一生的避难所。

　　多年之后，十六岁的温森特启程前往海牙成为一名画商。他本可以在这条家族道路上顺利地走下去，但一场失败的爱恋攫取了他的灵魂。在极度的颓废中，温森特扪心自问，这是否是自己想要的命运？答案是否定的。他感到自己必须做一件事情，来满足心中的渴望。

　　在父亲的斡旋下，温森特前往博里纳日，成为一名传道士。一次下矿井的经历，让温森特内心最深处受到猛烈的震撼，他决定投向艺术创造，创作一系列矿工写实画。他留在矿区不停地绘画，在极端悲惨的景象中重新找到了真实。初恋失意的考验，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就这样，温森特不断地进行着“一种为穷苦人的穷苦艺术”。大约1885年5月初，他完成了大幅油画《吃土豆的人们》，宣告了毫不矫揉造作或多愁善感的大画家的诞生。

　　在此之前，1885年3月26日，不幸降临了他的家庭。提奥多鲁斯牧师，这位温森特曾无限崇拜，后来又无比激烈地鄙弃的父亲，在一次心脏病后突然离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温森特看到了伦勃朗和哈尔斯的作品，看到了“彩色”这条绘画的新路。创作的狂热牢牢控制着温森特，但牧师的阴影始终在眼前。1885年10月，温森特终于准备面对父亲去世后一直压在心头的问题，他仗恃寻回来的这种自信，进展迅速，一下子就画出《静物：翻开的<圣经>》。

《静物：翻开的〈圣经〉》

　　这幅画很迷人，是父子之间最后的对话，也是牧师和温森特之间越过坟墓的最后争吵。翻开的《圣经》，提奥多鲁斯牧师的《圣经》，赫然居于构图中央，像职责一般咄咄逼人；右侧立着一个烛台，蜡烛已经熄灭，标志生命离去。后面黑色的背景，像生命之谜一样黑暗，那是谁也把握不住的未来；而在翻开的《圣经》前面，有一本小书斜放在阅读架上，那是左拉的小说《生活的乐趣》：那柠檬黄的书皮宛若一声呐喊、一束阳光，或者高出乐队的一声小号。黄色，就是生活快乐的颜色。这种颜色即将登上温森特的绘画，一直到黄色向日葵的画作上，宣告一个新世界的来临。

　　《戴草帽的自画像》

　　身处极端逆境中，他看到了爱的大光明

《戴草帽的自画像》

　　《静物：翻开的<圣经>》完成后，温森特的绘画仿佛解放了，他的调色板也随之“解冻”了。他画出了一系列富有激情的风景画，随后前往安特卫普，以便在美术学校完善他的技法。

　　他开始只为绘画活着了，画得越多，颜料花费就越多，也越要饿着肚子。就这样，温森特给自己的身体制造了一场灾难。他的牙齿接连崩断，掉了十来颗；一阵一阵咳嗽，呕吐出来“一种灰不溜秋的物质”……诊断出感染梅毒后，画家领悟到自己的生命正走向夭亡。他因此画出《吸烟的骷髅》。这幅画在温森特的生命进程中很重要：死亡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意念，而是近在咫尺。

　　1886年2月28日，兄弟二人在巴黎重逢。这是提奥期待已久的机会，他要让哥哥睁眼看一看当代的绘画，那些前所未见的强烈色彩。印象派画家让温森特了解最大化的色彩震荡，日本版画向他证实一种线条喷射似的、近乎“书写”的艺术。巴黎的课程有了成效。现在他必须动手绘画，将所学变成自己的本事。

　　温森特于是动手开始画花卉，根据花的颜色改变背景或者花瓶的颜色，制作他自己的色谱。他也画静物，例如那幅著名的《鞋》：两只鞋画得就好像相互支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梵高兄弟二人彼此扶持的形象。他还开始了一系列的自画像，两年间竟多达30余幅。巴黎自画像系列令人着迷，它们是这位艺术家身处极端逆境中，重申个人“我”优于世上其他人的呐喊——他做出了选择，有理由继续走自己选择的路。

《鞋》

　　正值气候宜人的季节，他开始郊游，徒步从蒙马特尔朝阿尼埃尔村方向行走。他画出了出色的风景画：麦田、森林内景、塞纳河边的桥，还有那幅著名的头戴草帽的自画像。自画像侵入强烈的黄色，据温森特一生的挚友贝尔纳尔说，“他看到了爱的大光明”。

　　《向日葵》

　　“就是这样，我像一只蝉似的在享乐”

《向日葵》

　　大约1888年2月20日，温森特坐火车离开了巴黎。阿尔勒是一种诱惑。它坐落在罗纳河谷的尽头，有着横跨吊桥的水路，让温森特联想到故土荷兰。画家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惊人的智力冒险，不间断地持续了十个月。“刮风天我也必须出去绘画的日子里，有时我不得不将画布铺到地上，跪着作画，画架根本就立不住。”

　　之后温森特暂停了油画，除了想专心素描，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旅馆的生活实在太糟糕了。他在拉马丁广场找到了一栋两层四室的小楼——黄房子。

　　他终于有了一个家。温森特开始装修画室，重新粉刷房子内外，还购买了必要的家具。他立刻着手静物写生，集中画了刚买的咖啡壶、杯子和水罐，以及放在蓝桌布上的橙子和柠檬，背景则用略带绿色的黄色。这些静物透露出一种宁静、纯粹的幸福，而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对于温森特来说，黄蓝配就是幸福和生活的和谐。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温森特画了一幅《阿尔勒景观》，近景画了一排呈对角线的鸢尾，中景呈现一片接近成熟的麦田，“一片黄色的海洋”，这比什么都更能表达温森特的欣喜。之后，这种颜色将开始冉冉上升，一直侵入整个画面，直到变得跟熔化的黄金一样灼热，一样凝重。

　　1888年5月30日，温森特来到地中海滨的圣玛利亚，见证了一次大自然的色彩狂欢。这次旅行，将是一次蜕变。在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温森特犹如一辆“绘画的火车头”，创造出一系列数量惊人的杰作，可以说都是黄色大调。他全身心投入，沉浸于种种黄色和种种蓝色，表现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颤栗。有时他不由地喊叫：“甚至大中午我还在干，顶着烈日，在麦田里，没有一点阴凉，就是这样，我像一只蝉似的在享乐。”

　　在这个八月，温森特开始了向日葵系列。他画向日葵，背景采用淡蓝色，继而，他像其他伟大的创造者那样，明白不能打折扣，必须将心中的牵念贯彻到底。直到画这些黄花时，插在一只黄色花瓶里，置于黄色的背景中。在此过程中，温森特还画了坐落在集市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露天座夜景：黄色露天座映照着灯光和深邃而美妙的蓝色星空——极少几幅阿尔勒城中心的画作之一。

　　9月16日，在一番整修、布置之后，温森特终于搬进了黄房子。“这天夜晚，我就睡在这房子里，尽管还得收拾，但是住进来我感到很高兴。”于是，他画了这幅著名的油画——拉马丁广场的《黄房子》。遗憾的是，黄房子和温森特在阿尔勒的那么多记忆点，在1944年激烈的战争中悉数消失了。

《黄房子》

　　《绑绷带的自画像》

　　这场满怀期待的会面，被高更转化为一场精神的骗取

　　如果在温森特的艺术道路上，提奥是福星的话，那么在一次相聚中，高更就能成为他的克星。1887年底，温森特在巴黎参观“大沸腾”画展，第一次同高更相遇。他视高更为大师、年轻的新印象主义画派首领。而高更，不过看透了温森特对弟弟的影响力，想要利用这种影响力，让身为画商的提奥多购买自己的画作而已。

　　次年3月，高更写信请温森特在弟弟面前说说情：他已身无分文，病倒在床，准备低价出售自己的作品。温森特说服了提奥，成为高更的资助人。在阿尔勒，他用一封又一封的书信盛情邀请，但高更总有这样那样的缘由推迟行程。等待的时间越长，他的现实感就越弱，于是对高更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固恋。他把高更想得无比巨大，同时贬低自己的作品，仿佛开始自残。温森特操起笔，给高更写下了他的《书信集》中最令人诧异的一封信——“我觉得比起您来，我的艺术创意太过一般了。我的胃口总像野兽那样粗俗。什么我都忽略，不会表现事物的外在美，只因我在作品中，把美的事物画丑了，而我看大自然很完美，画出来就粗疏浅陋了。”十年对绘画的孜孜以求，就这样几行字一笔勾销，化为飞烟。

　　1888年10月23日，高更终于抵达阿尔勒。温森特乐不可支，高更却没有那么兴高采烈。在高更有意无意的影响下，温森特在绘画中逐渐抛弃了现实主义的世界，跌入抽象主义的深渊。他完全变了，无论看什么都要通过高更的眼睛，通过高更的观念、作品和判断。这场满怀期待的会面，被高更转化为一场精神的骗取，并最终毁掉了一颗灵魂。

　　圣诞夜，高更离开阿尔勒的前一天，温森特精神崩溃，随后操起一把剃刀，从自己的左耳上割下一块肉。几周之后，他画了两幅自画像——只见他刮了胡子，头上永远戴着那顶皮帽，叼着和没叼烟斗各一幅，耳朵包扎着，一副询问的眼神，有一点点斜视，那神情仿佛在叩问自己如何走到了这一步。

　　两位画家一年的交往就此结束。这场交往，始于高更的索求，终于温森特的沉没。自此，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温森特，那么自信，那么全身心投入艺术的温森特；色彩已经达到高度的张力，而且高度信赖自己，内心充满必不可少的喜悦，以便搞好一项事业的温森特，已经死了。从此，我们要追随的，几乎一直到终了，不过是一个影子。

　　《乌鸦乱飞的麦田》

　　不通向任何地方的小径，“我的路没有前途”

《乌鸦乱飞的麦田》

　　温森特的割耳行为，被诊断为“幻觉和阶段性的神经错乱”。一月初，他出院后给提奥写信，对自己的精神状态非常乐观，称数日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艺术家的一时狂放”。

　　病情不断反复。就在温森特陷入混沌的这段时间里，聚集了一批前卫艺术家的“二十画社”发来信函，询问温森特能否参加1889年的未来美术展览会。其间，评论家欧里埃深受温森特作品的吸引，撰写了一篇关于梵高艺术的文章，发表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一时间，梵高作品的发现成为轰动事件。

　　全巴黎的艺术家都想来看看这个昨天还不知名的温森特。高更也来了，他看见了温森特的画作，在给后者的信中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赞赏和肯定。这样一种承认几乎治好了温森特的病。他康复的速度惊人，迅速完成了《杏花》，作为给提奥新生孩子的诞辰礼。

　　温森特收拾行装。他终于自由了。离开圣雷米精神病院之前，他画了一幅神秘的《星夜中的柏树》：柏树居中烧成黑色，将夜空分割成两部分，月亮在右侧，左侧是一颗星星，一条路好似激情在奔腾，远处一座房舍，如同他发病中所画的样子。表面上病态的绘画，其实是画家同病魔的告别。

　　种种迹象表明，温森特已经康复了，医生也给出了“痊愈”的证明。然而命运又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890年6月30日，提奥给哥哥寄去一封信，诉说资金上面临的困境。他一定没有料到，不经意的寥寥数语，给画家的人生按下了悲剧的秒表。温森特开始忧虑不安，于是创作出那幅著名的《乌鸦乱飞的麦田》：田野还是阿尔勒的那种黄色，但钴蓝色的天空却动荡不安。三条被青草镶边的红土路从近景起始，却不通向任何地方。黑压压一群乌鸦如同送葬飞向远方，消失在画幅的右上角。极度孤独。生活当然是美好的，但是“我的路”却找不到前途，红色和绿色的搭配，给他的心带去死亡。

　　于是，1890年7月27日，温森特朝自身开了一枪。次日夜晚，伤口感染。29日凌晨一点半，他走完了三十七岁零四个月的人生。

　　可以说，温森特是一个孤独的人，但他的作品却展现出一种希望，为野兽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打开了先河。在我们回望他充满苦难的一生时，同样无法忽略他与画作相伴时所沉浸的幸福时刻。绘画带来的喜悦，是梵高一生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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