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毕业于浙江美院版画系。我的毕业创作是用丝网版画印在26片大玻璃上，在上面加了部分手绘和实物拼贴，形成了一个“迷宫”。韩黎坤先生同意我用这个想法做毕业创作，可见当年浙江美院版画系教学思想之开放。

　　1996年，我和友人一起策划了中国最早的录像艺术展，接触了很多媒体艺术家，他们大都毕业于版画系，比如广州美院的陈邵雄、中央美院的冯梦波、浙江美院的颜磊，还有被称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的张培力，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做录像艺术的同时，也尝试过丝网版画。后来一些媒体艺术家，像中央美院设计学院的陈小文和费俊，都有版画专业背景。徐冰老师也是由《天书》那样“根正苗红”的版画创作发展到《地书》和媒体艺术《蜻蜓之眼》的。艺术家从版画系毕业后，搞起媒体艺术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让我仔细推究这个现象的原因。

丢勒描绘小孔成像暗箱的版画

　　最早的媒体艺术

　　媒体艺术中的“媒体”一词，指的是信息的生产、复制与传播。在书籍主导传播媒介的时期，和传播媒介有关的媒体艺术就是版画；在电视机主导传播媒介的时候，和传播媒介有关的媒体艺术就是录像艺术；到了互联网时代，和传播媒介有关的媒体艺术就是互动艺术。互动艺术包括用于屏幕点击的互动界面和通过各种传感器实现的体感互动。我能想起来的最早的复制性艺术，应该是苏美尔人的滚筒印章；石雕小印章上是凹下去的神像图案和线条，在泥板上一滚就是一长串小浮雕。

　　版画的制作涉及机械，也涉及基于化学的材料科学，甚至连现在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水印木刻也要求精确地掌握颜料、纸张材料和湿度之间的关系，因此版画当然是一种科技艺术。

　　铜版的干刻法属物理手段，但到了用硝酸来腐蚀制作印痕，就进入调用化学手段的时代。以德国索伦霍芬石灰岩和油性颜料发生化学反应，经阿拉伯树胶处理，用油水分离的原理制版，更是基于化学知识。当进一步拓展，人们找到了溴化银盐这类感光材料时，感光制版成为了可能。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成熟了的小孔成像暗箱只是发明了照相机，但缺乏底片来将光影固定下来，塔尔博特和达盖尔发明所谓的摄影术，其实是发明了底片。我们可以认为是从版画里面孕育了摄影，又从摄影中孕育了电影。

　　理性的工作方式

　　做版画的人，动手接触材料和设计工艺流程都很重要。做版画不能疯狂，否则套版容易错版，套不上。用几块版来形成画面，主版和色版如何依次印刷，这些都需要创作者有非常整体的计划才能完成；特别是当工艺流程复杂、涉及材料很多时，必须进行整体的思考和组织。这种实践训练出了版画创作者极强的理性思维能力。所以版画系毕业的人做学科管理，甚至做企业管理都可以做得很好；还有不少人成了理论家，像浙江美院版画系77届就出了曹意强、严善錞两位理论家。

　　版画中的层层套版，这种“层”的概念其实是几乎所有软件的构造逻辑。不管是Pho-toshop这样的图像处理软件，还是视频剪辑软件、三维建模软件，甚至于更复杂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神经网络的构建，都是建立在“层”的概念基础上的。有版画制作经验的人玩起软件来，毫无违和感，容易迅速地成为软件高手。

　　版画家＝合作者

　　版画创作经常不是由一个画家独立完成的。以石版画为例，画家在石板上绘制，其效果是否能够在化学反应中充分地保留，非常依赖制版技师的能力；而制版的效果能否成功地体现在印刷出来的纸上，又非常依赖印刷师的技能。铜版画、丝网版画特征相似，制版过程经常是由专业技师来完成，甚至连看起来完全可以独立完成的木刻版画，其实也依赖于木料、纸张、油墨提供商之间的合作，这就要求版画创作者必须是优秀的沟通者和合作者。我们从版画签名方式中的PP（印刷师打样）、AP（艺术家打样）等规矩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而合作能力正是从事科技艺术的新型艺术家极其需要的，也是过去以个人为培养目标的艺术学院中其他专业教学较为忽略的。在科技艺术中，艺术家要和科学家、程序员、机械师、实验室工作人员等各种其他行业的人打交道，因此，合作能力是决定工作品质的重要因素。

《关于新生活》（装置）  邱志杰

　　版画的知识传统与革命传统

　　版画和书籍的关系很近，最早用于插图。在雕版印刷时代，雕刻文字和做插图的其实是同一批人，因此说，版画是很雅致的东西。

　　过去雕版出书是相当昂贵的事情，只有神圣的经典和有重要生存意义的文本才能被拿来雕版印刷。最早的版画经常用于这样几类书：宗教文本，像中国公元868年的《金刚经》和西方的《圣经》；地图和博物志，像关系到治病救人的《本草纲目图说》和用来帮助人们在灾荒之年识别野菜用的《救荒本草》；启蒙教材，类似于识别五谷六畜的插图教育文本；日历和历法则关系到祭祀、礼拜和耕种的准确时间。

　　总的来说，印刷术应该被优先运用于神圣文本。到了经济非常发达、印刷术也相对廉价的时候，人们才用它来印刷文学作品、戏曲插图、酒牌等等娱乐性的东西。古代中国有钱的小地主们，也是要筹一笔钱才能印祖宗族谱或者自己的诗集。因此，版画有一种“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使版画工作者对地图边缘的神秘事物有极大的兴趣。我每年担任虚苑版画新锐奖的策展人和评委，看到全国各地的青年版画家们对神秘事物的爱好始终未减。这种寻求珍贵知识的传统，非常容易让版画工作者对更新的科技产生兴趣，因为他们对繁复制版工艺的掌控能力，更使他们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对科技产生恐惧。

　　我当初决定学版画是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因为版画能够迅速地复制，因此在各种革命运动中都承担着宣传职能。延安时期，由于画家们根本弄不到油画颜料和画纸，只能用印报纸的廉价油墨和农村随处可以得到的梨木板来创作木刻，抗战木刻和救亡漫画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形式，艺术家把传统木版年画改造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新年画。欧洲也是一样，从英国的贺加斯开始就用版画来制作政治讽刺漫画，在历次社会革命中版画都是重要的宣传工具。1968年的五月风暴让整个巴黎罢工罢市，只有巴黎美术学院的版画工坊成立的“人民艺术工作坊”还在工作。他们在短短一个多月里，以集体创作的方式生产了700余张版画，而革命宣传传统，可能也使得版画工作者对新奇的、影响社会变革的科技革命非常敏感。

　　（文中图片来源于《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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