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诗经·召南·行露》）老鼠生性不可喜，以至于它的形象几乎很少出现在唐以前画家笔下，有著录最早的一幅鼠画《石榴猴鼠图》源自唐代的边鸾（北宋《宣和画谱》）。民间则不然，鼠画题材中，老鼠的造型因颇为迎合广大民众心理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尤其在年画和剪纸中，夸张和拟人化的老鼠形象屡见不鲜，如“老鼠嫁女”（亦称“老鼠娶亲”）题材，在民间就广为流传。那么，老鼠的形象在人们的偏好中为何由“憎”变“崇”？作为独特的图像表现形式，这些老鼠题材的作品又折射出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

　　想象的“老鼠世界”：民间年画“老鼠嫁女”

　　年画是我国绘画中出现较早的一个绘画品种，远至汉代就已有新年门上贴画的记载，沈括在其《梦溪补笔谈》中讲述吴道子为唐玄宗绘钟馗事。吴道子得玄宗褒奖：“批曰：‘……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徧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胡道静著，虞信棠笔，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224页）后此钟馗图像经无数画工摹榻，在民间作为门神画受到追捧。可以说，年画真实地反映着百姓的现实生活和心理诉求，是文人画和宫廷画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外的另一种文化现象。

　　其中，“老鼠嫁女”故事一直以来是年画呈现的一个经典内容，故事流布于我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最初“老鼠嫁女”在印度梵文经典《五卷书》中仅为一篇宗教寓言性故事，清钱泳的《鼠食仙草》中则描写了完整的鼠婚场面，文末他提及：“按今邑中风俗，岁朝之夜，皆早卧不上灯，诳小儿曰：‘听老鼠做亲’，即以此也。”（［清］钱泳：《精怪》丛话十六，见《履园丛话》，中国书店，1991年版）至近代，我国民间甚至还将正月十日至十二日作为“鼠嫁女日”，如：

　　（正月）十一日,夜不张灯；十二日,厨不动刀，谓之“鼠忌”。（清乾隆41年刻本陕西《临潼县志》）

　　（正月）十二日，名“鼠嫁女”，不炊米，谓之鼠忌,是夜家人息烛早寝。（清道光21年刻本陕西《榆林府志》）

　　(正月)十二日，夜不燃灯，燃则鼠啮衣。（清咸丰元年刻本陕西《澄城县志》，乾隆5年刻本《同州府志》同）

　　（正月）十日，名“鼠嫁’”。是夜，家人熄烛早寝。十一日,夜不张灯；十二日,厨不动刀,谓之“鼠忌”。（清光绪18年刻本《新续渭南县志》）

　　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里更是收录了二十余篇来自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山西、山东、云南、海南等地区的“老鼠嫁女”故事。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这些鼠形象和情节已经融入到我国民俗语境之中而具有本土特色。

　　“老鼠嫁女”题材的年画数量种类颇丰，风格各异，清代主要集中在四川绵竹（图1）和夹江、天津杨柳青、潍坊杨家埠、湖南隆回和绍阳、山西新绛、福建漳州、江苏苏州（图2）等地，有些作品在迎亲队伍的前列还加入了猫的形象，赋予了地域“老鼠嫁女”年画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王树村先生收集编著的《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中，“老鼠嫁女”画面大多呈现一个共点，就是一只巨猫或收受鼠女的聘礼，或把送婚的鼠辈衔在嘴里，或用爪子抓着，一副趾高气昂的得意样子（图3）。

图1《老鼠嫁女》斗方 手工彩绘，54×40厘米，清代，绵竹年画博物馆藏

图2《无底洞老鼠嫁女》苏州桃花坞年画

图3《老鼠娶亲》清代，湖南隆回

　　清雍正、乾隆年间，苏州年画达到颠峰，产量达百万张以上，苏州桃花坞的版刻年画尤为精细富丽，素有“姑苏版”之称（图4）。当时，有一首边唱歌边叫卖苏州桃花坞鼠婚年画的歌谣，十分生动：

年三十夜里闹嘈嘈，老鼠做亲真热闹。

格（这）只老鼠真灵巧，

扛旗打伞摇勒摇。

格（这）只老鼠真苦恼,马桶夜壶挑仔一大套；

绣花被头两三条，红漆条箱金线描；

这边还有瓷花瓶，鸡毛掸帚插仔牢。

格（这）只老鼠真正娇，坐勒轿子里厢咪咪笑；

头上盖起红头巾，身上穿起花棉袄。

吹吹打打去成亲，亲戚朋友跟仔勿勿少。

旁边还有花黄猫，一塔刮子吃精光。

（张道一、廉晓春：《美在民间》，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

《黄猫啣鼠》《逼鼠蚕猫》（对）门画 25×29厘米，清晚期，墨版套色，苏州图书馆原藏，现藏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

　　受苏州年画流行风潮波及，上海等周边地区的画铺作坊也深受影响，1860年太平天国军队攻陷苏州后，桃花坞的年画主和艺人们选择上海作为避风港，纷纷落户于上海城南的小校场。可以说，上海的小校场年画滥觞于苏州桃花坞，桃花坞人才资源的流动助力了海派年画的异军突起。《竹枝词》里曾这样描写小校场年画销售的场景：“密排争战画图张，鞍马刀枪各逞强。引得游人多注目，买归数纸慰儿郎。”（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光绪三十二年石印本，见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当时有些小校场年画店还有专门刻印发售鼠画的，如赵一大《西洋老鼠嫁女》、久和斋《无底洞老鼠做亲》和陆新昌《新出改良西洋老鼠嫁亲女》。

　　《西洋老鼠嫁女》《无底洞老鼠做亲》和《新出改良西洋老鼠嫁亲女》均采用全景式构图，《西洋老鼠嫁女》和《无底洞老鼠做亲》（图5）将“老鼠嫁女”故事与《西游记》中唐僧被鼠精摄入空山无底洞强逼成亲的传说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剧情，只不过《西洋老鼠嫁女》师徒四人的位置布局好似路人在观看鼠嫁场面，仪式中的新郎、新娘、抬轿和鼓乐仪仗队皆身穿清朝服饰，浩浩荡荡地行进着。《新出改良西洋老鼠嫁亲女》，画面传达了老鼠决定把自己最漂亮的女儿嫁给一位最有能耐者，最后选择了猫。正月初六那天，它们把鼠女打扮起来，浩浩荡荡地送亲过去。热闹有趣之余，还颇有讽喻意味，借以反映现实生活中国人对西方侵略者的憎恨与嘲讽。（张伟、严洁琼：《晚清都市的风情画卷：上海小校场年画从崛起到式微》，学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

图5《无底洞老鼠做亲》四裁28×46厘米，清末，彩色套印，上海小校场久和斋刻印，谷风堂藏

　　鲁迅先生也十分钟情于“老鼠嫁女”题材的年画，他在《狗·猫·鼠》一文中回忆：

　　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其神往，即使像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也怕未必会看得心烦。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牠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鲁迅:《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

　　“老鼠嫁女”故事能在各地年画中普遍流行，或许与其内容以及图像中的其他象征意义有关。从最初的崇鼠、媚鼠，到用鼠寄托生命繁衍的愿望，再到后来对辟除鼠患、祛灾纳吉的祈愿，并通过空间艺术的表现形式将童年鲁迅想看而未看到的想象的鼠婚热闹场景呈现出来，寄予了民众生活心态及思想追求。难怪解放前到山东潍坊杨家埠卖年画的小贩说：“离了老鼠娶媳妇，画不算买全。”（谢昌一：《年画中的“老鼠娶亲”》，《年画研究》，2013年，第169页）

　　“使观之者变憎为玩”：宫廷与文人鼠画

　　鼠画在民间艺术尤其是年画中较为普遍，但是宫廷与文人画家、甚至帝王，为何也会选择鼠作为主体形象进行绘制，他们绘制的鼠图究竟有何内涵？

　　目前所知，宫廷与文人画至晚于唐代已有鼠图。如：前文所述北宋《宣和画谱》著录的一幅内府收藏的边鸾（活动于唐德宗时期）《石榴猴鼠图》是画史记载最早的鼠图。《宣和画谱》亦著录了一幅北宋徐崇嗣绘制的《茄鼠图》。（俞剑华注释：《宣和画谱》卷十五，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372页）南宋《画继》卷八“铭心绝品”中邓椿曾提及在文元公孙贾通判（公杰）家见到五代西蜀画家黄筌的《鼯捕鼠图》。（［宋］邓椿撰： 《画继》卷八，见《中国美术论著丛刊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99页）此外，南宋李安忠也擅长画鼠，他曾任职于宣和画院，南渡后绍兴年间复职于宫廷画院。吴师道在题跋其《鼠盗果》言：

　　徐崇嗣尝画 《茄鼠图》，今李安忠画鼠啖荔枝，盖同一机轴。世之可画物甚多，而彼乃用意于鼠，亦异矣。使观之者变憎为玩，岂非笔墨之妙，足以移人也哉！（［元］吴师道著，邱居里、邢新欣点校：《吴师道集》下册，第十六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73页）

　　虽然我们仅能从后世留存的著录和题跋中获悉这些鼠画，但是“用意于鼠”且能通过精妙的笔墨“使观之者变憎为玩”，对宫廷和文人鼠画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论源于实践，同时期鼠画的理论也随艺术创作的发展而日渐精进。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提到关于画鼠毛的问题，可见彼时老鼠与其他马、虎、牛一样，已是较为常见的绘画题材。

　　至元代，善画鼠者首推钱选（1239—1299）。胡敬《西清札记》记录了钱选所作的《瓜鼠图》：

　　囗本设色，画瓜一，蔓缀败叶，旁映小花，三鼠在其下，窃食之。款钱选舜举，印舜举。（［清］胡敬撰，《西清札记》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一〇八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钱选另一幅《黠鼠图》，朱彝尊后作跋赞其画工：

　　天下最堪憎者，莫鼠若矣……康熙甲申畅月，偶集小沧浪亭西陂，放鸭翁出钱选舜举《黠鼠图》见示，叹其工绝，翁属书，苏和仲赋于后。乙酉夏，始以八分书而归之，兼欲题诗其上未果也。（［清］朱彝尊撰，《曝书亭书画跋》，见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541页）

　　此外，清鉴藏家孙承泽亦藏有元代另一位画鼠专家伯颜 不 花（?―1359）的《鼠 图》，在其撰写的《庚子销夏记》卷八中形象地描述画中“一鼠缘木窃果，惶惶畏人，宛然如生”。（［清］孙承泽撰，白云波、古玉清点校：《庚子销夏记》卷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

　　除了宫廷与文人鼠画家外，明宣宗朱瞻基的画鼠技巧也堪称一绝。他曾绘有《苦瓜鼠图》（图6），画面左下角蹲伏着的小老鼠正眼露馋光地仰头观望着悬挂的熟透苦瓜，惟妙惟肖地尽显老鼠灵动的姿态和鼠毛的真实质感。老鼠和瓜在民间皆有多子和人丁兴旺之意，《诗经》也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之说。据《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二年）乙未，今上皇帝生，上之长子也。日下五色云见。”（《明宣宗实录》卷三十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第四册，1962年，第842—843页）宣德乙未即宣德二年（1427），恰与《苦瓜鼠图》创作时间一致（画幅右上有宣宗亲题“宣德丁末，御笔戏写”），就在这一年贵妃孙氏为多年求子不得的宣宗诞下长皇子（明英宗朱祁镇），欣喜之余，宣宗翌年即废胡后改立孙氏为后。可见，宣宗绘制《瓜鼠图》的意涵应是庆贺自己鼠年顺利得子，也祈祷皇室人丁兴旺、国家昌盛富足。

图6《苦瓜鼠图》水墨纸本，纵28.2厘米，横38.5厘米，1427年

　　《石渠随笔》记录了明宣宗另一幅与《苦瓜鼠图》共裱一卷的鼠画《石荔鼠图》（图7）：

　　明宣宗写生小幅。立石上有菖蒲数叶。石下平地有金杙连索锁，一小鼠方噉荔子。荔子尚大于鼠。款楷书宣德六年御笔。赐太监吴诚中。钤武英殿宝。（［清］阮元撰：《石渠随笔（二）》卷五，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页）

图7《石荔鼠图》设色绢本，纵6.2厘米，横19.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幅是宣宗赏赐给太监吴诚的，画中一灰鼠边专注偷食红荔，边警惕地盯着前方，生怕被发现。其身后墨笔绘一块寿石，上添一簇菖蒲，与被咬破壳的巨型红荔形成色彩与形体的鲜明反差，凸显灰鼠的贪婪，可谓形神兼备。与 《苦瓜鼠图》表达意涵不同的是，宣宗希望借画勉励吴诚尽心做事，多得红利（与“红荔”谐音）。

　　可以发现，宣宗善于捕捉老鼠灵性，从客观对象中发现审美价值，使观者忘却老鼠原本可憎的一面，这或许是宣宗鼠画创作难能可贵的地方，亦发挥了艺术 “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宣宗后，鼠的艺术形象不断活跃于文人画家笔下，清初八大山人和海派虚谷、赵之谦、任预等皆以墨笔画鼠为趣事。

　　更迭与传承：鼠画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更迭，旧时的传统木版鼠年画日渐式微，引起爱国人士关注，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时，文人鼠画则不断融入近现代艺术的创作轨迹中，并演化成艺术家的个体精神情感，其中不乏有20世纪革新中国画的领袖人物徐悲鸿和“南张北齐”的白石山翁等。

　　鲁迅非常重视民间艺术，在其关于美术的言说中，在不少论著篇章和信笺中谈到民间年画对于绘画创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其中还涉及民间木版年画消亡的问题：

　　光绪初，吴友如据点石斋，为小说作绣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书，颇复腾踊，然绣梓遂愈少，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笺中，保其残喘而已。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鲁迅：《北平笺谱》序，见《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19页）

　　这与他童年生活不无关系，当时他最感兴趣便是年画，尤其是前文所述的“老鼠嫁女”题材年画。

　　孩提时的兴趣也直接影响了鲁迅收藏艺术作品的喜好。他的年画藏品中，有两幅“老鼠嫁女”作品，分别来自湖南邵阳滩头的木刻印年画和四川绵竹的木刻着色年画，内容极为相似，描绘母鼠生了一个俊秀女儿后，想将女儿嫁与一位无敌大英雄，找太阳、找云彩……都被拒绝了，最后嫁予猫女婿。

　　此外，王树村在注解鲁迅所藏的“一张贵州的花纸（新年卖给人玩的）”，说：“看它的设色法，乃是用纸版数块，各将应有某色之处镂空，压在纸上，再用某色在空处乱搽，数次而毕。”[《致郑振铎》，见《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21页]王树村认为：“贵阳是我国西南印制年画的产地之一，风格类似四川产品，内容有门神、魁星、鹰菊（英雄居上）、翠柏瑞兽（百寿）、黑猫衔鼠等，黑猫衔鼠还题有‘神猫奉玉帝赦令渐耳’字样，可见贵州年画与四川的关系。”（王树村：《鲁迅论“花纸”补注》，见《美术史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期，第45页）这件作品可能与笔者2018年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的《红红火火中国梦——中国木版年画展》所见展品《黑猫衔鼠》（图8）和绵竹年画博物馆藏《神猫图》（图9）有异曲同工之妙。《黑猫衔鼠》中老鼠形象煞是可爱，右上题“此猫甚是猛男，两眼恰似玲珑，四瓜犹如钢乂，老鼠不敢称雄”。《神猫图》则题款： “此猫如虎，取消众鼠，行走似箭，可称神武”，皆颇具讽刺意味。

图8 《黑猫衔鼠》

图9《神猫图》斗方，手工彩绘54×40厘米，清代，绵竹年画博物馆藏

　　徐悲鸿曾作两件生肖册页，一件根据《鼠》图题“册四年冬，悲鸿居磐溪”和《狗》题款“乙酉仲冬，悲鸿写于中国美术学院”，即创作于1945年；另一件成册于丙戌始夏，即1946年5月（图10-1,10-2）。前者是徐悲鸿与蒋碧薇离婚当日（1945年12月31日）赠予她的百幅作品中的一件。蒋碧薇曾回忆当天的情景：“徐先生到得很早，他神情颓丧，脸色苍白，手里拎着一重庆流行的粗布口袋，那里面盛着一百万块钱，和一卷不曾裱过的画，自始自终，他一直低着头，四点多钟的时候，有关人士签字盖章完毕，手续告成。”（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此册页纵33厘米，横35厘米，水墨设色纸本，另有赵少昂题签“徐悲鸿先生画册”并附长跋。后者是徐悲鸿赠予当年即将游学欧洲、其颇为得意的女弟子张蒨英的。册页清楚地记录了创作时间和缘由：“蒨英弟游欧，索写十二幅，即以付之。丙戌始夏悲鸿。”册页纵28厘米，横37厘米，水墨设色纸本，并有齐白石亲笔题签。相比较而言，蒋碧薇版册页所绘的二只老鼠略显沉闷、工细，而张蒨英版的则更为活泼，皆为徐悲鸿难得一见的作品。

图10-1徐悲鸿《十二生肖之鼠》28×37厘米，纸本册页，1946年

图10-2

　　以画虾著称的齐白石，对鼠画也情有独钟，还被戏称为“鼠画家”。他一生画鼠无数，笔下的老鼠形象幽默诙谐、稚拙夸张，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之情。齐白石画鼠还经常赋诗,诗画相得益彰且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群鼠图》可为其鼠画的力作之一，题识“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何？既口齿我果，又剥我黍。烛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内容意在影射讽刺日伪汉奸。

　　从民间到宫廷，从乡野到都市；从承载民间信仰功能，到表现民俗生活、满足审美需求，再到成伦理、助教化，由“憎”变“崇”，鼠形象经过图像的形塑真实地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诉求。如果鼠文化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的力量构成的或妥协的合力结构，那么鼠画则是蕴涵了一种雅俗兼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流的文化形态。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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