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与践行、学术与艺境，素来是一对互为验证、互为增益的范畴。作为中国传统文人修身治世的核心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之一，“知行合一”对于艺术创造而言，呈现为“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知行整一，自然造化与主体心源的内在契合。它是中国画学在创作实践层面的观念根源，也是传统绘事理学双证的学术传统。

刘万鸣 《冠上加冠图》（国画） 二〇一六年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凝结，“知行合一”最早出自宋元之际儒学家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所言“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明代以后，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总结与阐扬。距今整整510年前的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心学之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继承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学说，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多学说。“知行合一”最初的涵义，不是一般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乃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则是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即思想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延伸到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包含“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知为行，知决定行”两个层面，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即内在人格的正直蕴藉；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君子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事实上，于艺术创造而言，“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知行整一，自然造化与主体心源的内在契合，亦是以艺术之眼观照世界、表达心象的真谛。

　　按照这一思想，“知行合一”首先是一种内心的“省察克治”，一种蒙养浩气、驾驭身心的修行。其于艺术之道亦体现为内、外两个层面：一方面，心象为上，写意达心者得画之大道。中国画自古有“心印”之称，以笔墨法度、章法图式抒写心性、营造境像，是历代画人不懈追求的最高境界。南朝宗炳《画山水序》所言“含道暎物”“澄怀味象”，正是中国画学在“知”的层面的哲学起点。知识与经验是依靠习得而来的，包括书画创作中手感与笔性的磨砺养成，作为一种感觉经验与人格智慧，对于自然风物的感受与理解贯穿在千年以来中国画发展文脉之中。在这一层面上，“知”亦意味着传统经验的凝结与升华。另一方面，知而后行，行而后方得真知，于画于学皆如是。正如《尚书》所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知”与“行”孰难孰易、孰轻孰重的命题，虽不可二元对立的比较衡量，但相对而言，所有思想和智慧都缘起于行为经验，并最终指向践行，得到实证与校验。中国传统画学重在理学双证，素有画人治史治论的学术传统，而文人画对于诗书画印“四绝”的追求，也正暗含了“知”与“行”的互为融合。画法、画理的圆融践行，更使笔墨功夫超越了形而下的技法，而进入精神与思想的范畴。这种中国画学的本土文化经验与方法理路，恰是当下艺坛学界最需珍视与重拾的传统。

江宏伟《风恬鸟声乐》（国画） 二〇一九年 

　　日前，以“知行墨境”作为学术主题的“2019当代中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以艺道“知”“行”的融会为契机，汇聚了于志学、石齐、吴山明、王涛、郭石夫、龚文桢、龙瑞、霍春阳、王西京、沈道鸿、陈永锵、赵建成、苗再新、赵奇、田黎明、范扬、张志民、白云乡、何家英、江宏伟、杨晓阳、林容生、陈钰铭、徐里、何家林、李翔、南海岩、陈鹏、贾广健、李毅峰、方向、刘万鸣、范志斌、阴澍雨、宋彦军、孙震生、崔景哲37位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南北画坛名家新作，题材跨越人物、山水、花鸟画科，风格兼涉工笔、写意、没骨画法，旨趣兼容传统与当代，以特定视角呈现了当下中国画创作研究的艺术水准与学术指向。这些名家新作，正是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及其当代延展的审美践行，亦是对于当代画学“知行合一”境界的一次富有寓言意味的呈现。

　　近一百年前，陈师曾将人品、学问、才情、思想作为文人画的四大要素，将品学才思之“知”视为中国画创作之“行”的精神基础。事实上，“知行合一”对于画学研究与创作而言，不仅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指向了传统与创新的有机关联。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在古今时空、形而上下之间，“知”与“行”得以在笔墨心象之中汇聚化合，并最终指向精神的超越。

（作者：于洋，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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