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山水画就题材而论，最突出的成就便是表现祖国河山新貌。这种表现，带来山水画审美观的时代新变——由“静美”为主流，变为“动美”居主流；由萧疏清淡，变为雄伟浑厚。时代变了，审美标准也就变了，时代特点也就更加鲜明。新的审美境界和精神气象，推动山水画现代转型，成就了新中国山水画的时代高峰。

　　变静美为动美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兴起通过写生表现祖国河山新貌的“新山水画”运动，积极推动中国画变革。在轰轰烈烈的写生运动中，以傅抱石为首的江苏省国画院将新金陵画派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以石鲁、赵望云为代表的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发展出新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深远的长安画派。它们皆引领了新中国山水画创作的潮流。通过写生，中国山水画实现了审美转向，改传统山水画的“静美”为“动美”，充满蓬勃生机，这正符合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时代气象。

　　傅抱石是典型代表。其《江山如此多娇》《西陵峡》《梅花山图》《华岳耸翠》等作品，都表现了祖国河山新貌。傅抱石年轻时见到的中国传统山水画，以“四王”末习为最，静和柔到了尽头，萎靡而缺少生气，但这却是当时中国山水画的正宗。傅抱石从非主流的石涛那里找到灵感，一改传统山水画静柔、静冷的特质，放笔直扫，猛刷横涂，如风旋水泻，若电闪雷鸣，飘逸，跃动，猛烈而激荡，生机勃勃。

傅抱石《江山如此多娇》

　　当时，南京是中国山水画创作的重地，除傅抱石外，钱松喦、魏紫熙、宋文治、亚明等一大批山水画家，都怀有创作新山水画讴歌祖国河山新貌的艺术理想。1960年，傅抱石率以江苏省国画院画家为主的“江苏国画工作团”，进行了二万三千里路的写生创作，历六省十余市，并于1961年在北京举办了“山河新貌”画展。他们以各自的艺术实践，回答了传统中国画如何反映时代、反映生活这一诘问，实现了山水的情感转变和笔墨创新。画家们热烈讨论思想和笔墨的关系，最后由傅抱石撰写发表《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一文，在中国美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差不多同时期，陕西石鲁中国画《转战陕北》，以大胆创新的笔墨、独到的构思立意在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引发美术界“石鲁现象”。这幅美术经典虽然是革命题材，其主体部分却是山水。石鲁经过长期观察写生找到表现黄土高原的艺术语言，创作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表现黄土高原的山水画，恢弘壮阔的气象同样显示出新中国山河的精神风貌。

　　从黄宾虹的浑厚华滋到傅抱石等人的跃动、激烈，代表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山水画主流面貌。艺术家们的艺术风格不同，时代共性却很鲜明，既彰显中国画寄情自然、畅神山水的特质，又以充满生命张力的艺术风格一改山水画远离社会的审美传统，开启雄浑遒劲的新境界、新格局。

　　化激越为雄强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的山山水水被艺术家赋予新的寓意，如李可染所说“我们画山水画也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这就是山水画的爱国主义之所在”。

　　如何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李可染在《谈学山水画》中说：“绘画艺术要有意境，画画时首先作者自己要有充沛的感情，画祖国河山就要反映出对祖国河山无限的尊崇和热爱。要进入境界，感情要进去。”怀着对祖国河山的无限热爱，李可染将积墨法运用于井冈山、漓江山水、黄山烟云等创作之中，用墨色积且反复积染，使画面厚重而雄浑。尤其是他创作的《万山红遍》，用墨勾勒渲染，其上积点朱砂，由淡至浓，加至十数遍，厚而实，浑而朴，古今中外，无有此种积染者。这是李可染的创举，凸显出祖国河山的雄浑气象和厚重的时代精神。

李可染《万山红遍》

　　岭南画派的黎雄才、关山月等创作的山水画也充满雄浑厚重之风。在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题材表现中，如谢瑞阶中国画《黄河三门峡地质勘探工程》、刘子久中国画《为祖国寻找资源》、吴镜汀中国画《秦岭工地》、魏紫熙中国画《天堑通途》等作品，祖国河山作为背景，气势非凡、磅礴开阔，弥漫着革命热情和理想之光。

　　改革开放后，山水画更加注重视觉图式的表达和新意境的营造，映照出新时期的审美品格。像李可染学生贾又福，以太行山为表现对象，虽然其画法不同于老师，但仍继承“为祖国河山立传”的精神，且积墨、雄浑、气势开阔的风格与李可染是一致的。其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中国画银奖、1984年创作的《太行丰碑》，将纪念碑的造型力度赋予崇高而壮美的山水形象中，通观全幅，如闻山岳发声，雄壮深沉。

　　当然，反映祖国河山的山水画也有清新秀润的风格，但也都大气磅礴，如何海霞、陈子庄、白雪石、陈玉圃等人的作品。可以说，对祖国河山的艺术表现丰富多元，并呈现地域特色。如描绘漓江等广西秀美山水的漓江画派，地域特色鲜明，直至今日依然颇具创作活力。这不但有赖于帅础坚、阳太阳、黄独峰、涂克等老一辈广西画家，为漓江画派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还因近现代名家中不乏折服于漓江之美的画家，长期以桂林山水为题材，反复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成果，其中以徐悲鸿的“雨桂林”、宗其香的“夜桂林”、李可染的“黑桂林”、白雪石的“绿桂林”为最。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水画家进一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继续弘扬写生与创作相结合的传统，为新时代的祖国河山立传。像入选“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北京画院创作的中国画《长城秋韵》，以雄浑、伟岸的精神气质反映出当下的时代主题和审美趣味。新中国的河山，在艺术家笔下绝不是单纯的风景描绘，而是渗透着人文思想、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的壮丽画卷。其雄浑厚重之风象征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奋进的时代伟力。

《长城秋韵》

　　从自觉到自信

　　中国画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内在发展逻辑，经历代画家实践和理论家总结，形成学理严谨、技法全面的创作体系，成为凝聚中华美学精神、映射创作者人格修养的视觉表征。前辈大师深谙此理并以此为圭臬，成就无数表现祖国河山新貌的佳作。

　　山水画的创新又是艰难的。傅抱石曾感叹：“你要画山水，无论你向着何处走，那里必有既坚且固的系统在等候着，你想不安现状，努力向上一冲，可断言当你刚起步时，便有一种东西把你摔倒！这是说，在山水上想变，是如何困难的事情。”即便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山水画家还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拓展，研究技法创新，开辟山水新境。

　　像傅抱石从石涛处发现生机，加强“破笔散锋”的运用，在乱柴皴等皴法的基础上创造了“抱石皴”，苍苍茫茫，酣畅淋漓。李可染“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石鲁、赵望云倡导“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无不是在继承与创新之间开拓。

　　中西融合是20世纪中国画面对的世纪课题，被视为中国画重要的创新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画家借用西方的一些画法作山水画，大多不太成功，还有很多抽象的画法，也很难得到国人的认可。在这方面较为成功的是李可染和赖少其。他们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年轻时向传统大家学习，精研书法，长期写生。在打牢传统的各种基础后，李可染将光引入艺术表现，尤善用积墨画逆光；赖少其学习西方印象派等画法，他作画也用积墨法，但不同于黄宾虹、李可染，他用枯笔、干笔、焦墨，层层加染，最后着色，着色借鉴了西洋画的方式，却和传统融合得很好。所以，他们笔下的祖国河山仍然体现出雄浑厚重、大气磅礴的中国精神。

　　西画以技术为基础，中国画以文化为基础，前人的创作经验说明，借鉴外来艺术必须打好中国书画传统功底、文化功底。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等为代表的“新浙派”，立足中国画传统，吸收新视觉元素，对近现代中国画坛产生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画更为重视传统，但依然有“高原”缺“高峰”，原因便在于画家传统功底、文化功底还是略显薄弱。如果硬学西方，作品只是形式新奇而无风骨，这样的作品在美术史上是留不住的。

黄宾虹作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定文化自信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以此为指引，美术界越来越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近年来，回望艺术大师的展览层出不穷，盘活馆藏经典也成为美术馆的发力点，关于“江山多娇”的名家创作随之被归纳、展示，以新的叙事方式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神州大地的万千气象和自然生命的无限生机，引领观众感受广大美术工作者如何将个人心象与祖国河山、与时代气象紧密相连，创作出优秀作品。随着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假以时日，中国山水画必将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陈传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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